王必成驰骋大江南北（下）

（上接2020年第12期第15页）

三

王必成平时冷峻严肃，不苟言笑，很少谈及自己“过关斩将”的经历，偶尔提及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四次横渡长江，也会流露出自豪的神色。
　　1940年7月8日，王必成率第二团北渡长江，和同时北渡的新编第六团、挺进纵队第二团合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王必成任纵队司令员，刘培善任纵队政治委员。刘培善原是第二团副团长。新编第六团团长段焕竞，挺纵第二团团长徐绪奎，也都参与了第二团的组建和战斗。老战友聚集一起，亲密合作，齐心协力，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战略方针，共同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投入新的战斗。
　　在陈毅的指挥下，王必成率第二纵队先期行动，分兵攻克泰兴名镇黄桥以北的蒋垛、古溪等地，拉开新四军东进的序幕。接着参加黄桥战役，和叶飞率领的第一纵队、陶勇率领的第三纵队并肩战斗，以7000兵力抗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10万人马的进攻。此战，陈毅将一纵、二纵用于突击，以三纵坚守黄桥。10月4日下午，当王必成率第二纵队赶到时，顽军独立第六旅已经过完。王必成立即机动灵活地指挥第二纵队插到南边，切断独立第六旅与顽军第八十九军的联系。在第一纵队歼灭独立第六旅以后，王必成又果断地指挥第二纵队插入顽军第一一七师和第三十三师的结合部，切断顽军的退路。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首先歼灭顽军第三十三师。第一纵队也投入决战，协同全歼顽军第八十九军军部和第一一七师。黄桥战役显示了第二纵队旺盛的攻击精神和勇猛的战斗作风，也显示了王必成审时度势、果断机智的指挥艺术。战后，第二纵队挥戈北上，和八路军南下部队胜利会师，共同开创苏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盐城成立新军部并整编部队，第二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仍由王必成和刘培善分任旅长和政治委员。他们进驻苏中地区的北端，担负守卫军部南大门的重任，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并在战斗中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组建了兴化、东台等县地方武装。
　　1942年12月3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王必成率第二旅第四团及兴化独立团、盐城警卫团各一部南渡长江，于1943年1月12日抵达溧水县里佳山地区，加强苏南的抗日力量。这是王必成二渡长江。1月29日，第二旅南下部队和第十六旅合编为新的第十六旅，王必成任旅长，第十六旅政治委员江渭清仍为政治委员。第四团就是当年战斗在茅山地区的第二团。江南人民得知“老虎团”回来了，奔走相告，一片欢腾，大大提高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王必成率“老虎团”重返茅山，引起了日军的惊恐，日军在连续多次“扫荡”以后，又发动了更为残酷的“清乡”。茅山地区的日伪据点由51个增加到100个，据点的兵力由3900余人增加到7300余人，并对茅山和太滆地区筑起竹篱笆，构成封锁线。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夹击，调集12个团近两万人，气势汹汹直逼两溧地区。斗争形势陡然紧张，第十六旅处境极端凶险。王必成和江渭清镇定地指挥了反“扫荡”、反“清乡”、反“磨擦”战斗。连续作战三个月，开辟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建立溧南、郎溪、广德、长兴4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王必成的虎将英名再次威震茅山。
　　1945年1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一部南下到达浙西长兴地区，成立苏浙军区。第十六旅改称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王必成、江渭清分任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在和国民党的谈判中，决定以让步换取和平，将新四军在长江以南的部队全部撤至长江以北。1945年10月9日，王必成、江渭清率领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离开茅山地区，在江阴北渡长江。这是王必成三渡长江。10月24日，他们到达苏中的东台，和地方武装两个团合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仍由王必成、江渭清分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以后，王必成指挥这支劲旅，参加了苏中战役和两次涟水保卫战。1947年2月，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这支劲旅改称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从苏北打到山东，又西进河南，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在这些大战中，王必成充分发挥了勇猛果断、机智灵活的指挥才能。
　　莱芜战役中，王必成指挥第六纵队强攻吐丝口，堵击逃敌，创造了一个纵队一次歼敌两万四千余人的纪录。孟良崮战役中，王必成指挥第六纵队两天行军240里，奇兵突现，抄敌后路，完成了对国民党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合围，最后攻上山头，打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指挥所，击毙张灵甫。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围歼黄伯韬兵团。陈仁洪将军回忆说，第六纵队向淮海地区进军时，黄伯韬兵团已仓皇西撤。王必成来不及等待上级的指示，便向部队下达命令，要求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昼夜前进，人不歇脚，马不停蹄，不怕建制插乱，不与小股敌军周旋，与敌军抢时间，阻击敌军与徐州之敌合拢。王必成当时说，要有超人的勇敢，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困难，才能争取空前的胜利。在他的激励下，我们以一天50公里的速度追截，终于将黄伯韬兵团迎头挡住，围困在碾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最后和兄弟部队一起将其全歼。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王必成是首任军长。4月20日，他第四次横渡长江。这次是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打过长江去，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王必成指挥的第二十四军，作为先头部队提前一天渡江，一举解放铜陵县城，接着挥兵疾进，在广德地区堵截了南京逃敌。5月进驻南京，担负警戒任务。

四

1960年5月，王必成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分管军事训练。那时我正负责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的军事工作宣传，因而在好几年里，和王必成有相当多的近距离接触。
　　王必成领导南京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载入军史。一件是王必成总结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促成了全军的大练兵运动。1963年12月27日，叶剑英元帅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到镇江观看郭兴福任教的单兵和分队进攻战术作业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发扬。”又一件是王必成组织南京军区机关和部队进行野营拉练，练走，练打，练野炊，练宿营，增强了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途经南京，听了王必成关于野营训练的汇报，指示说：“你们这种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
　　郭兴福是第十二军的一位副连长。他在单兵和分队战术训练中教得细，教得实，教得活，而且善于做现场思想鼓动工作。王必成在1962年2月看到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通讯，非常重视，立即调郭兴福和他的分队来南京做示范表演。王必成看了表演当场作了三条指示：一是军区步兵学校毕业班的学员，要把这一套教学法学会了才能毕业分配；二是军区司令部要组织郭兴福分队到全军区部队巡回表演；三是要做好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报道工作。这第三条，就是我和我的同行们的任务。
　　我没有亲见王必成在战场上的叱咤风云，但是亲历了他在训练场上的雷厉风行。一年多时间里，王必成先后在南京、滁县、杭州、镇江、湖州召开战术训练现场汇报会，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步兵分队普遍推广以后，王必成又研究“郭兴福教学法”是否适用于其他兵种，要求各兵种各专业都有一个班试点。这些试点班根据本专业的特点，运用“郭兴福教学法”的基本原则，训练成绩大幅度提高，当年被称为尖子班。王必成又及时提出，要让尖子的水平成为普及的水平。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各兵种各专业试点班的教学演练。这些演练，除了通信兵的无线电专业可以在室内操作，其他专业都要在野外进行。那几年，王必成常常率领着我们在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奔走。记得有一年冬天，王必成到南京郊区汤山观看上海警备区的喷火兵试点班演练。那天寒风凌厉，天气非常冷。我们在山头看战士们演练，又听王必成讲评，手脚都冻麻木了。年过半百的王必成始终全神贯注，毫无倦色。
　　那些年我们南京军区机关晚上都要工作、开会或是集体学习，只有星期六晚上有时间和家人相聚，带孩子看场电影。王必成偏偏常在星期六晚上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军事训练中的问题。他认为利用星期六晚上，可以不影响我们参加本部门的活动。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去参加会议迟到了几分钟。王必成板着脸问我：“你干什么去了？”我回答说：“在家学习。”我的普通话不够标准，王必成听成了“在家休息”，脸色更难看了：“现在工作那么忙，你还有时间休息？”我赶紧解释，是学习，不是休息。他这才由阴转晴，嘟囔着说：“这就好，你坐吧！”待我坐下，又丢给我一支香烟，大概为刚才的误会表示歉意。这件事，多年后我对友人讲过，被军旅作家吴东峰写进了《开国将军轶事》。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很多了。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动乱越来越乱，“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避居大别山，政治委员杜平出任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由王必成主持军区工作，几乎每天面对军内外“造反派”的冲击。有一次，我见到王必成被一群来自北京的“小将”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在战争年代被誉为“虎将”的王必成，何曾受过这等凌辱！我看到他紧咬牙关，强忍怒气，满脸通红，满头大汗。我想，他明白如果一怒之下和“造反派”对抗，必定有许多干部战士起而支持，那就会造成军区机关和部队的混乱，使东南地区失去维护稳定的基石。他只能把委屈咽下去，忍耐再忍耐！
　　更让王必成委屈的是许世友和军区机关一些同志的误解。他们认为王必成和另两位军区领导同志对“造反派”让步过多，甚至指责他们是“投降主义”。
　　1969年12月，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1年6月任司令员。他着手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陷于乱局的昆明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再要求各级指挥员密切关注边境的斗争形势，抓紧训练和战备工作。他多次深入云南边防察看地形，检查战备，边疆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1979年1月，就在一场边境自卫反击战即将发起的时候，王必成奉命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从前线到了后方。
　　王必成身在武汉，心系南疆。他把儿子、女儿、儿媳和身边工作人员都送上了前线。自卫反击战的序幕一拉开，他每天都到武汉军区作战室，仔细阅读战况通报，还在地图上比划。武汉军区的参战部队陆续回防，王必成立即率领工作组视察部队。这次视察历时5个多月，行程1万余公里。不但到了军师团驻地，还到了偏远连队，并到野战医院慰问伤员。王必成和干部战士一起总结作战经验，还带动大家从反面寻找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经验也好，教训也好，都是鲜血换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训比经验更宝贵，可以从另一方面促进我们的工作。”
　　1989年3月13日，王必成在南京逝世，安葬于茅山脚下。长眠在那里的，还有他的老战友江渭清、吴仲超和段焕竞。他们曾经一同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浙皖边指挥战斗，创建抗日根据地，如今又在这里相聚。一年四季，有许多老战士还有更多的年轻人来这里献花，向他们致敬。人们记着他们的功勋，英雄并不寂寞。
　　（2017年1月在海南动笔，2020年6月在南京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