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之一。它在中国全民族抗战期间，与八路军等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一起，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新四军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斗争中，在奋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险环境中，不断地发展壮大着自己力量，并从中形成了熠熠闪光的铁军精神，而铁军精神之魂，即是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地听党指挥，从而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保证了党所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完成，也成为新四军强盛战斗力的源泉所在。
一、听从党的指挥，保持本色，确立新四军建军原则
新四军建军伊始，就确定了听党指挥、保持人民军队性质的根本原则。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实现国内和平，准备抗战。之后经国共两党之间数轮艰苦谈判，终于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主力红军率先于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敌后抗击日军侵略。10月12日，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为了保持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仍在中共的绝对领导下，听从党的指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正确指导南方各省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还派出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成立一个军，并强调该军必须在中共绝对领导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其核心就是要以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为原则，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由北伐名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得到国民党方面认可，实际上接受共产党领导，这在当时的情势下确是正确选择。在共产党方面，既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任命，又能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从而保证了新四军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发生改变。
当新四军建军之初，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在之后的建军实践与对敌斗争中，不断地在思想上和制度上予以强化和完善，这成为之后锻造铁军精神的最核心一环。
皖南事变后重建军部就如何巩固地实现党的领导，新四军在制度和政治方面做了以下建设和保障工作：
一是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政治工作机关作用。新四军建军初期，由于受国民党束缚，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由军事副职代行政治委员职权。当皖南事变发生并重建军部后，新四军又恢复了我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政治委员制度，要求各级政治机关都要为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和上级命令的贯彻执行，为保证部队的巩固与战斗的胜利而开展一切工作。
二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高党员素质。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后，中共党员和党支部在连队公开。为适应这种新形势，提出“政治工作面对连队，党的工作面对支部”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加强党支部建设，积极发挥党支部的领导和保证作用，切实发挥党员的骨干作用，并完善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制度，从而使我军历史上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和经验，在抗战中得到新的发展和光大。
三是实行统一的编制、统一的制度和严格的纪律。当重建军部后，按编制任命了各师、旅、团各级领导干部，同时加强行政管理工作，制定各项工作制度，对部队加强纪律教育，要求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决纠正对上级命令不坚决执行的错误现象。
二、听从党的指挥，无畏艰险，开赴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
听党指挥，首先就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新四军一成立就积极主动地开赴苏皖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依靠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力量。
新四军在建军的初期，军部曾先后命令部队分批挺进苏皖敌后，开展创建根据地和打击日伪军的斗争。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依据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在敌后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精神，致电项英等，就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之后，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又针对项英担心在缺乏山地依托的平原地区，难以开展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因此缺乏对东进的坚强决心与深入敌后的大胆部署情况，在近1个月的时间内，连发数电，阐释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行性，以求打消其思想顾虑。
1939年2月，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央委托，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向项英等领导人提出新四军发展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伪军且友党友军较不注意，就向哪里发展。同时，还共同商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活动方针。
在毛泽东及中央的一再指示、阐释、督促及批评下，项英及新四军军部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中央发展华中的决心及其重要性，遂加快作出东进部署，加强华中新四军及创建根据地的领导力量。
到1940年，由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中国的持久抗战进入困难阶段，国民党顽固派谋划掀起新一轮的反共高潮。此时的项英，对继续部署新四军主力东进仍显得畏首畏尾。于是，毛泽东于5月4日再发长电于项英，严肃并恳切地批评他仍无自觉地坚决地在平原敌后放手发展新四军武装力量的保守思想，同时要求其坚决地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勇敢地在华中敌后创建根据地，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应对国民党顽固派进攻，以扭转被动及不利局面。
皖南事变的发生，成为新四军发展历史上最严重的惨痛教训。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应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在当时，听党指挥的实际表现之一，就是要坚决地自觉地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应到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皖南事变后，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及其领导人，更进一步完全、彻底地执行中央指示，坚决、自觉地听从党的指挥，英勇无畏地在华中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和开展抗日斗争，从而使新四军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
三、听从党的指挥，坚定立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倒退逆流
听从党的指挥之作为新四军铁军精神的核心，还表现在应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决地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倒退逆流。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处理国共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坚守这一原则和立场，是驰骋江淮抗日战场的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关键条件之一。然而在项英任主要负责人的新四军发展前期，则未能深刻领会坚持这一原则立场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而是片面地理解党的统一战线原则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正确制定，延宕了创建抗日根据地及新四军发展壮大的有利时机。对此认识上与政策上的偏差与失误，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发电予以批评和指正，其中最重要的当属1940年5月4日致项英的指示电。
其实在此五四指示发出之前数月，毛泽东及中央就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挑起“摩擦”及逐渐掀起反共高潮的情况，电示要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凡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地尽量地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绝不轻言退让。
随着国际与国内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愈加升级反共行动，致国共合作的抗日大局濒临破裂，特别是置身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部队面对着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形势。此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危局；另一方面要求皖南新四军对国民党顽固派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认真准备北移，并限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然而转移的有利时机已被错过，1941年1月4日，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在顽固派集中优势兵力的突然袭击与围攻下，遵令转移的皖南新四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坚持抗战，中共中央采取了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取守势的方针，即揭露顽固派的反共分裂倒退阴谋，针锋相对地提出解决事变的方法；又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随后，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另一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敌后抗战。不久，在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和国内外有关各方势力的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
四、听从党的指挥，不变初衷，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听党指挥，作为新四军铁军精神的核心，还体现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衷，即积极努力地团结包括中间势力在内的一切力量方面。
关于在华中地区争取中间势力，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东南分局以及后来的东南局及其主要领导人的一系列指示中，所提出的政策和方针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第一，积极争取地方名绅，以诚相待，寻求抗日和反击顽固派合作。在中间势力中，民族资产阶级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其代表人物大多为地方上的名流绅士。华中地区物产丰饶，人文荟萃，民族工业比较发达，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较为强大，地方上的著名绅士也颇有影响。争取他们，对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意义重大。
对于中央争取苏北与华中名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指示，刘少奇、陈毅等积极贯彻执行。他们与其坦诚交友，以新四军的抗日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以反顽斗争的必要让步获得他们的同情。在黄桥决战中，韩国钧等绅商代表人物均站在共产党和新四军一边，指斥韩德勤背信弃义的行为，反对韩进攻新四军的军事行动。
第二，努力争取地方军、杂牌军，灵活机动制定策略。争取国民党地方军、杂牌军，是争取中间势力的又一主要内容。在新四军发展过程中，以及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尤其显得重要。它不但关系到能否胜利地开展反摩擦斗争，也关系到能否广泛地争取地方名绅与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中央给予了具体的统战策略指导：
一是要主动地加强联络，广交朋友。毛泽东等根据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新四军占优势，同时在那里又聚集着地方军和杂牌军的情况，指示华中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努力做好联络友军和广交朋友的工作，务使许多杂牌军在顽固派军队向我进攻时，采取中立态度或发生同情我之实际举动，力避其与我们作鹬蚌相争。中央的指示为陈毅、刘少奇等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领导人所深切体会。在发展苏北、反击韩德勤部队的进攻中，陈毅曾三进泰州城，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及税警团指挥陈泰运站在新四军方面，从而保证了黄桥决战的胜利。
二是实行建立外围军的策略。在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杂牌军，甚至在一些坚决反共的军队中，都有不少同情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部队。如何从抗战、统战大局出发，中央提出以外围军方式处理这些部队的统战策略，并且要用一切力量去帮助他们巩固起来。
三是重点争取，区别对待地方军、杂牌军。在华中地区的这两部分军队派系众多，情况复杂。对争取这部分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区别不同情况，根据各自特点，提出不同的策略要求。包括劝告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在不妨碍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对他们迫于蒋方命令向我发动的进攻可做让步与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则先行坚决打击其一部后再求妥协；对那些已转变为坚决的顽固派时，应予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新四军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期间，锻造出了具有丰富内涵，特色鲜明的铁军精神，其核心便是听党指挥，而听党指挥即：要将全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且一以贯之，不容有丝毫的偏离；要勇于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和打击敌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此不能有任何动摇；要灵活掌握政策和策略，处理好坚持团结抗战与反对顽固派倒行逆施的关系，正确理解联合与斗争的方针；要重视中间势力的争取，这对于发展新四军力量关系甚大，否则不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后发展为对日作战的最为有力的主力作战部队之一，依赖其在斗争实践中经千锤百炼而逐步丰富其内容的铁军精神，而铁军精神之魂就是始终如一地听从党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