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源与丹阳的不解之缘

江南古城丹阳这方红色热土，革命战争年代不仅孕育和造就了一大批本地的英雄儿女，还吸引和锻炼了众多非本籍的俊杰英才，其中就有一位经历丰富的新四军文化干将黄源。“黄源，浙江海盐人，作为鲁迅的学生，始终立身沧桑，以笔投枪。他与茅盾、巴金等文学巨匠一直挽手并肩，合力而行。那是一种跋涉的脚步，而跋涉又是一种境界。”（刘小清：《黄源与新四军文化》）黄源自抗战初投笔从戎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到南北征战转为解放军文将接管上海的十年内，一路跋涉，曾三次涉足丹阳，每次都是在历史的关键之时。

一

黄源首次到丹阳，是在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
　　1939年初，刚到皖南不久，时任新四军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并担任《抗敌》杂志和《抗敌报》编委的黄源，随同副军长项英到江南前线视察所属部队。在茅山新四军一支队，项英将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相的黄源介绍给支队司令员陈毅，两位志趣相投、气质相近的儒将和文士一见如故。项英不久即返回军部，留下黄源跟随陈毅深入苏南战场，采访报道敌后抗日斗争。
　　他们跋山涉水，1月下旬进入茅山东麓的丹阳县延陵地域。古镇延陵是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军事重镇，也是陈毅率部进入丹阳县境内最早建立的中共苏南区党工委驻地。这里我党组织发展快、群众基础好，新四军和陈司令的威名远播。陈毅走村到镇慰问劳苦民众和抗日群团，还领着黄源拜访了当地的乡绅名士。陈毅向这些地方名流介绍了黄源，黄源遂向他们采访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意和抗日斗争情况，大家相谈甚欢。
　　1939年1月25日，茅山地区丹阳延陵镇和邻县12个乡的农抗会及青抗团骨干，携带乡亲们捐献的各种拥军物资，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延陵柳茹村，慰劳历经艰苦奋战取得反“扫荡”斗争初步胜利的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部分指战员和地方武装。黄源随同陈毅、吴仲超等新四军将士一起，与各方民众代表及地方干部和武装民兵等数十位抗战英杰聚集一堂，联欢庆贺。作为抗战军中的文化人，黄源在场亲眼目睹陈司令等新四军将士与民同乐、鱼水交融的情景，亲身体验到敌军“围剿”之中的我抗日堡垒村里洋溢着的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深为“民族先锋战敌寇，军民团结筑长城”的英雄壮举所激励。之后，黄源还随陈毅到挺进纵队丹阳访仙桥管文蔚部视察。一路上，黄源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的强盗暴行，见证了我抗日军民的浴血奋战，深感震撼和敬佩。他满怀激情写了战地报道，发表于新四军抗敌报刊和有关媒体。
　　黄源晚年回忆烽火岁月里的难忘历程时，对随同陈毅在茅山丹阳的日子，念兹在兹：
　　“1939年元旦后，我随项英副军长到茅山地区的新四军一支队，跟随陈毅司令走了二十多天，到过丹阳。那时我俩日日夜夜都在一起，我听陈毅同志讲政治思想、讲革命斗争、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很多时候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谈心讲的。经过这段时间，我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抗战的。”
　　经历了这段见识考验，黄源回到军部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茅山丹阳的这段经历，也为他两年后从敌顽重军“围剿”的险境里突围归队辗转跋涉起了重要作用。

二

黄源第二次涉足丹阳，是经历皖南事变战火突出重围后。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与军部失散的黄源带领随身警卫员和马夫三人于当月13日晚脱离敌人包围圈，換上便装，蛰伏在马夫老家村庄过了春节。节后，黄源决定去苏北归队新四军。他经郑重考虑，选择了转道熟悉的苏南茅山地区北上去苏北。“1939年，我曾跟陈毅同志经过茅山地区和丹阳访仙桥管文蔚同志地区，设法渡江到苏北。这条路比较有把握，可钻敌伪军的空隙，茅山地区群众基础好，更容易找到组织。我决定走茅山这条路。”黄源晚年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从皖南突围后经茅山到达丹阳，再从丹阳乘火车去上海这一路的艰难曲折历程。在此摘编黄源自述他在丹阳一周的经历：
　　过茅山地区溧武公路时，我和马夫向丹阳方向走去。这里是陈毅同志的一支队老二团和六团最早活动的地区，我常在《抗敌》月刊上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许多小地名我都记得。因此知道到丹阳可走九里这条路，便领头向九里走去。天晚时我们找到一村庄人家，向其借宿。房东招待我们吃过夜饭后，就和我们谈开了。他说，这里本是新四军的根据地，现在新四军北上，又变成敌占区，老百姓受难，新四军才是真正老百姓的队伍。我们请他代雇一辆小车去丹阳。他说：“现在伪军每天派工筑路，小车雇不到。我明天送你们到九里，那里有船到丹阳。我同船主熟悉，可托他们照顾。不过进丹阳城要通行证，我可以关照船上，让你们在丹阳城外上岸。”第二天早饭后，他热忱地送我们到九里上船，并向船老大打了招呼，船老大把我送进内舱坐。舱内坐着的都是伪区、乡公所人员，我很大方地把桌上的伪《中央日报》拿来看。快到丹阳时，看到在后舱的船主来到前舱。我懂得他的意思，也从内舱转到前舱。船主立即转到船舱头，我紧跟上去，把钞票塞到他手中。他说“快到了”，随即一篙下水，把船头撑到岸边。
　　我们快速跳上岸后，我问路旁一个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过铁路打哪个方向走？”老农朝我们看了一下说：“铁路过不去，皇军装上了电网，电杆子上挂着新四军的人头。”我又问：“明的过不去，另外有什么办法？”他说：“办法是有的，我就住在铁路旁的太平村。”我说：“那我就跟你到村里，请你帮忙想想办法。”他就领我们去他家，路上我们掏钱买了肉和米。进到他家，一个汉子坐在屋中，见我说道：“这是我的家，欢迎光临，他是我叔叔。”我说：“我是教书先生，家在常州。过年了，东家派伙计送我回家。现在路不好走，出门靠大家帮忙。”他说：“对啊，出门靠朋友。你们住下，我帮忙。到常州，乘火车方便。进城要县民证，我有办法。”我问：“什么办法？”他说：“你给我五块钱，我阿弟在城里当密探，几天功夫就能把县民证办出来，买火车票也要证的。”我说：“那就拜托你了。”大家一起吃过夜饭，房东说“我们搓四圈二块钱的小麻将玩玩吧。”我连忙回应“好！”……第二天早晨，叔侄两人还有那位麻将伙伴，陪我们到丹阳城外，先送马夫上船去九里返回家乡，再陪我去照相。我付了办证的费用，托人把相片送进城。在他家住了五六天，县民证到手后，他们又陪我进丹阳城，到火车站买了去上海的车票，他们看我进了车厢才回去……
　　黄源经丹阳到上海后，通过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地下党联络协助，于5月初平安抵达苏北盐城根据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见到黄源，欣喜地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老朋友啊，你终于归队了，我们还以为你尽忠报国了呢！随即送给黄源一盒上等雪茄烟，以示对他“死而复生”的庆贺。黄源动情地向军长汇报了一路坎坷跋涉的曲折历程，特别提到茅山老区丹阳民众的保护支持，这真如陈毅诗句所言：人民子弟兵，“若无人民岂能活？”危难之时，丹阳人民的冒险相助，令黄源刻骨铭心。而想不到，八年后，他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又从这片热土走进了新上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三

黄源第三次来丹阳是随解放军挺进大上海之际，也是驻足丹阳时间最长的一次。
　　1949年4月下旬，时任华东革命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黄源奉命率领数百名学员，随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尧山负责的南下干部纵队先期到达刚解放的丹阳。5月2日，陈毅、饶漱石等总前委和华东局领导抵丹。中国革命的历史关键时刻，黄源又重返古城旧地，在老首长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参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黄源来丹后，接着大批党、政、军、财、文干部和各界精英汇聚丹阳古城。其间，黄源与陆续到达丹阳的三十年代活跃在大上海的左翼作家夏衍、于伶、范长江等文坛同仁相逢，并一起加入正筹组中的、由陈毅兼任主任的上海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领导班子。5月2日上午，黄源和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由范长江带领，到城中某旅馆看望前一天刚从南京到达丹阳的于伶等同志。舒同当场宣布成立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于伶任处长、黄源任副处长。接受任命后，黄源随即向于伶出示文艺界各方人士名单，两人就此研究组建接管上海的革命文艺队伍，为即将开始的新上海文化建设事业准备人才。
　　在丹阳期间，黄源于不同场合多次聆听过陈毅同志的指示。决战上海前的一天，黄源被召到戴家花园总前委办公楼上参加了一个有陈毅、舒同和陆象贤（时任华东局秘书）在场的小会，陈老总对他们说：“占领上海不出5月，或者就是近几天后的事，我们要分头作好进入大上海的准备，全党全军要过好这一关……我们在解放全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时候，必须想到胜利路上面临的困难，务必要认真、谨慎、小心对待。”老首长振聋发聩的告诫警示，令黄源更觉责任重大。他向两位领导汇报了自己负责的文化接管准备事项，表示将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得到首长肯定。
　　1949年5月26日，黄源与参加接收上海的后续大部队战友们一起，告别丹阳，开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