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川，1911年2月24日出生于今浦东新区三林镇。今年是王三川同志诞辰110周年。
一
王三川幼年好学上进，小学毕业后，得到在同济大学工作的叔父的资助，就读于同济大学附中。在那里，王三川结识了殷夫、柔石、陈元达等地下党员，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1927年9月，他考进同济大学外文补习科，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后由党组织与他的祖父配合，通过关系由杜月笙出面担保而释放。此时，王三川订婚不久，其岳父顾嘉棠阻止他继续参加学生运动，并承诺资助读书，给他花园洋房，否则解除婚约，不让来往。王三川不畏压力，毅然解除了与顾家的婚约。1927年秋，王三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受党组织派遣，离开上海，只身去了广州，进广州电讯学校，继续从事学生运动。
1928年秋，王三川重返上海，和殷夫、陈元达同住一室，继续在同济大学和中国公学进行党的地下活动。他发起组织“朝声社”，创办《朝声》刊物。殷夫被捕释放后，党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指示他们转移到浙江象山活动。
在象山，王三川化名王涅夫，和殷夫、柔石、陈元达一起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领导当地码头工人同反动当局作斗争，宣传革命思想，创作进步剧目到街头演出。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为此，王三川、陈元达先后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王三川再次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后由党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王三川转入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在党组织领导下，组织公司员工同英方资本家作斗争。1931年，殷夫、柔石、陈元达先后牺牲，党组织遭破坏，但他意志坚定，继续不屈斗争。1934年6月因叛徒出卖，王三川第三次被捕入狱，羁押在国民党南京军人监狱达三年之久。1937年，在党组织营救和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王三川和其他政治犯获释。
王三川出狱后，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党组织派蔡辉回浦东，在奉贤县组织人民自卫团，蔡辉任团长，王三川在自卫团政训处工作，积极壮大抗日武装，推动浦东的抗日斗争。
1938年1月，奉贤自卫团成立抗日救国宣传团，人员有当地的进步青年，如张大鹏、王雪英等，共有30多人。他们到原南汇县的三墩、大团，原上海县的鲁家汇和原奉贤县的泰日桥、青村港等处作抗日宣传演出。宣传团中王三川年纪最大，知识也最丰富。8月，王三川任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中队长为连柏生）政训员。1938年初冬，王三川、张培元、张大鹏等十多人再次组织业余抗日宣传团，在原南汇县四团仓西叶桥小学一带（保卫四中的活动区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去部队教唱抗日歌曲，宣传进步思想。
二
1939年10月，王三川任淞沪五支队四大队特派员。1941年4月5日，五支队四大队在林有璋和王三川的率领下，深夜突袭，迅捷到达川沙县青墩伪上海市警察第七大队第七中队一分队驻地，俘获全部伪警察30余人，缴获日式步枪27支，短枪两支，五支队四大队无一伤亡。自缴获这批武器后，淞沪五支队决定以常备第三中队为基础扩建为五支队三大队，由王三川任大队长。六七月间，王三川去浦西工作。
1941年，党组织决定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对敌策反工作由区党委敌伪工作委员会领导。而余姚地区的伪军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对整个浙东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有斗争经验的党员隐蔽进敌人内部，把伪军改造为抗日武装，积极配合党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当时，王三川受浙东区党委敌工委指示，打入伪镇海警察大队担任大队副。党组织又根据王三川与伪余姚县保安团（简称姚保）团长张妙根有同乡、同学的关系，决定调其至余姚深入敌人内部。王三川到余姚后，逐步取得了张妙根的信任，担任了姚保的团副。王三川通过各种机会，向张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启发他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使他有了弃暗投明的思想。后来张主动提出，希望与我党、我军在浙东的领导接触。1943年冬，浙东区党委敌工委书记朱人俊作为我党代表与张妙根进行了谈判，取得了积极成果。
三
王三川还尽力营救我被捕同志。1943年冬，我部自卫大队与敌人遭遇，战斗激烈，弹药用尽，大队长蔡葵受伤被俘，关押在日军宪兵队。在王三川和张妙根的巧妙掩护下，使蔡葵安全回到浦东。王三川为根据地购买许多禁运物资，如布匹、药品、纸张等。浙东游击纵队急需钢材，在姚保团部，他在日伪眼皮底下搞到了铁路钢轨，锯断后送到了根据地。王三川还根据党组织指示，和张妙根一起带领姚保抢先占领泗门临山海口，保证了我方海运交通线的畅通。
1945年初，我地下党在姚保内部秘密建立了姚保工委，王三川任书记，何午初、方琼任委员。主要任务是侦察敌伪动态，搜集情报，营救我方同志，筹运物资，配合根据地的斗争。
王三川在姚保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收集敌伪军情况、日寇“扫荡”动向，为我军反“扫荡”斗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可靠情报。王三川通过关系使一名地下党员打入日本特务机关联络部当密探，另一位同志当了日军的翻译官，还有多位同志在姚保任职，以加强对姚保的控制力量。对敌工委派出担任政治交通的几位同志都尽力掩护，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并提供了工作方便。
在姚保期间，王三川为了隐蔽的需要和工作方便，将妻子王友菊和一个小女儿也带到余姚，在余姚安了家，他的家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站。王三川又安排他的弟弟王联芳在姚保担任了军需主任一职。王三川爱人王友菊和弟媳陈全娟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都能为党保守机密，并在王三川的领导下，积极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5年上半年，随着姚保工作的深入开展，党对部队控制逐步加强，但是王三川的真实身份也有所暴露。铁杆汉奸敌伪县长劳乃心仰仗日寇鼻息，屡次破坏我方组织，危害革命同志，无恶不作。劳乃心与张妙根素来明争暗斗，面对王三川更是处心积虑布置密探，窥视其行踪。1945年4月，张妙根为其母亲做寿，带领独立中队从庵东坐船回浦东，临行前宣布由王三川代理团务。劳乃心趁机打电话给王三川，要他自临山返回余姚，谎称“有要事商量”。王三川及时向组织作了汇报，但没有识破是劳乃心的阴谋。1945年5月1日上午，王三川带警卫员谢海忠2人雇一条小船，按事先约定自临山回余姚，船至太平桥，被劳乃心预先设伏的便衣队拦住，王三川和谢海忠一上岸，即被残忍枪杀，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魂魄托日月，肝胆映河山。在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王三川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表现出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思想，表现出的鞠躬尽瘁、率真赤诚的革命情怀，为广大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学习王三川同志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