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自成立之后，一直处于艰难困苦而又复杂的环境中。既要面对日伪军的反复“扫荡”“清乡”，又要面对国民党顽军的摩擦、挑衅和“围剿”；既要有效打击日寇，又要防止顽军偷袭，还要发展壮大自己。新四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军部，一直处在敌、伪、顽的包围中，是日军在皖南进攻的主要目标，在皖南多次发生保卫军部的战斗。其中，1940年春秋的两次军部保卫战（又称反“扫荡”作战）影响最大，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与了这两次保卫战的作战指挥，而第二次他率部到了战斗的最前沿与日寇正面拼杀。
第一次军部保卫战是1940年4月，新四军军部为抗击日军万余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我南陵、青阳、繁昌和云岭等地实施“扫荡”而进行的防御作战。此役，军部对敌情早有洞察，有所准备。此时军部提出：“根据敌我力量悬殊，采取游击战为主的战法，利用起伏地形与敌周旋，消耗、疲惫日军，伺机歼敌一部。”发生在南陵县父子岭一带的战斗，由老一团团长傅秋涛和副团长江渭清指挥，大获全胜，保卫了军部、保卫了皖南，史称父子岭阻击战。此战不仅狠狠地打击了来犯的日军，同时还有效地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大大鼓舞了积极抗战的皖南军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收到新四军战果报告后大为震惊，责令不准登报宣传，不准相互转告，不准向重庆报告，压下了这一重要消息。而新四军军部在云岭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乡亲们赠送新四军军部的题词称：“英勇杀敌，大快人心”，“新四军坐镇皖南，老百姓高枕无忧”。袁国平协助项英指挥了此役（叶挺当时在重庆）。
第二次军部保卫战是1940年10月，日军为报父子岭等战斗失利之仇，为维护长江交通运输，掠夺秋粮，配合其对重庆等地国民政府大后方的进攻，调集万余兵力（其中伪军3000余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诸兵种联合作战，再次大举“扫荡”皖南，矛头直指新四军军部。新四军皖南部队当时兵力共约7000余人。军部决心采用游击战术进行机动防御，利用有利地形实施伏击。考虑云岭易守难攻，军长叶挺决定率主力机动歼敌，以保卫军部，配合这一地区的友军作战；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率军部机关向汤村转移；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第3支队第5团在铜陵、繁昌等地区与敌周旋，迟滞、消耗敌人，以粉碎敌人的“扫荡”。
袁国平到达第5团后，即召集第3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政治部主任胡荣及敌工部长林植夫等开会，研究反“扫荡”方案，会开到一半即得到情报，日伪军已开始大举进攻，第3支队司令部也是敌进攻的目标之一。
半夜时分，胡荣报告“敌人已离我不远”，袁国平、张正坤、胡荣立即赶往驻地背后的张家大山。摸到半山腰一看，离第3支队司令部宿营地不远，日伪军闪闪的火光已清晰可见，紧接着敌人便开始炮击。我方人员迅速上山，天亮前赶到山顶，隐蔽待敌。
此时，第3支队已放弃一河之隔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宿营地，全部退守张家大山，以一个连的兵力扼守半山腰。日伪军到司令部驻地扑了个空，又过桥杀到政治部驻地，仍一无所获，便向张家大山进攻。袁国平命令部队坚决还击，日伪军进攻受阻后，改用炮击继续向我进攻。待日伪军爬到新四军阵地前沿时，被我用机枪、手榴弹杀了回去，双方相持不下。第3支队指挥所设在张家大山背后山凹里一片竹林中，袁国平察看了周围的地形，要张正坤留一个学兵连在指挥所附近作预备队。清晨，张家大山底下战斗激烈，日军3架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似乎在寻找指挥所，袁国平沉着指挥，要求大家注意隐蔽。
战斗一直持续到午间，忽然国民党军派一个副官前来求援，告知他们遭日军进攻危急，请求新四军支援。袁国平从张正坤处得知，我军有一个连队正驻扎在川军附近，当即指示张正坤派一个参谋与国民党军保持联络，并命令这个连队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国民党军副官走后，袁国平与张正坤、胡荣研究决定，调一个营趁黑夜袭击日军后方。
恰在这时，一颗炮弹打到山顶，林植夫后来回忆说，“此炮是名副其实的过山炮，威力相当大，所幸打得不准，炮弹爆炸的地方离指挥所很远。但到了午后，日军的飞机又来投弹，一枚炸弹差一点炸中指挥所。”离指挥所不远的学兵连有两人负重伤，一个被炸断一条腿，另一个腹部被炸伤，经抢救无效牺牲。
日军飞机飞走后，袁国平带领大家翻下张家大山。到了山脚，天色已黑，但月色明亮如昼，不影响作战行动。他见部队已经到位，还多出一连的民众抗日武装，非常高兴。经了解，这些民众抗日武装听到消息，就要求与新四军一起打鬼子，他们是主动加入的。
队伍离开张家大山，穿过三条山冲，忽然在龙潭萧遭遇日军的伏击。日军原打算翻过水龙山后，再包抄张家大山，从第3支队指挥所的背后摸上去。幸亏袁国平已率我军先行一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情况紧急，他立即决定分路突围。听到枪声后，遂命令第3支队敌工科长段君作向导，向附近的第3团团部驻地清水塘靠拢，突破了日军围剿并甩开其尾随追踪，突围成功。
林植夫日后撰文回忆：“袁国平所带的卫士排，经这一战，只剩下不到十条枪，其他部队也受到一些损失。”第3支队与日军游击周旋或伺机突袭，并在铜陵东北下河镇等地展开激战，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日伪军遭到重创后被迫回撤。
在云岭方向，日伪军约5000人在飞机掩护下，直扑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距云岭8公里的汀潭，是日军进犯云岭的必经之地。在汀潭驻防的是国民党中央军52师，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常常制造磨擦，多次挤占新四军地盘。此次日军一来，他们一枪未放、拔腿就跑，致使汀潭失守，为日军南下进击新四军大开方便之门，显然有借刀杀人之嫌。此时，军长叶挺迅速派部队将日军诱至汀潭之左坑地区，将其聚歼千余后夺回汀潭，有效地阻击迟滞了敌人。日军受阻后便转头向东，扑向泾县县城。驻守县城的国民党52师又是不战而退，把泾县县城拱手让给了日军。叶挺率领部队夺回了泾县县城。袁国平在繁昌、铜陵地区指挥第3支队击退日军后，就回到军部参与指挥了该方向的作战。此间，部队经受了40余架日军飞机的连番轰炸。
此次军部保卫战即皖南反“扫荡”作战历时7天。新四军皖南部队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运用游击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术，用劣势装备有效抗击了武器精良的日伪军的进攻，是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又一出色战例，共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扫荡”皖南的罪恶企图。
此次皖南反“扫荡”作战后的10月18日，袁国平在给其兄长袁醉如的信中有所提及：“苏南情况如常，皖南今年四月与十月，敌人曾以流窜式的‘扫荡’战术，向我大举进攻两次，第一次打至距军部十五里之处，被我腰击于父子岭，将其全部击溃，斩获甚众；十月敌以三个联队向泾南繁宣地域‘扫荡’，基本队伍9千多，被我诱至于汀潭（距军部仅数里）左坑地域聚歼千余，激战两昼夜，击溃，向泾县穷追百余里，三捷收复泾县，为东战场猛打猛攻猛追之空前的胜利战役，曾获广大人民之拥护。众誉军部驻地为‘铁打的云岭’。经过三年多抗战的锻炼，我们军队是日益坚强了。”
10月25日，他再次给袁醉如写信，谈到此次反“扫荡”作战：“本月初敌‘扫荡’皖南，逼近军部，经三日之血战，将敌大部击溃，穷追百里之外，三捷收复泾县，使敌人遭受重大之痛创。我军亦伤亡数百，弟亦亲临最前线。在敌机四十架狂炸之下，幸托庇安全无恙。”
然而两个月后，袁国平在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皖南事变中身中四弹，重伤难行。为不拖累部队行动，他毅然举枪自尽，实践了他“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已，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父亲袁国平和80年前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和所有参战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