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期●历史研究●

抗战中的华中爱国民主人士

作者:徐君华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国共两党并存的政治环境下,华中民主人士富裕的经济地位、传统文化的熏陶、正统观念的影响,决定着他们本来应是倾向执政的国民党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站到了共产党、新四军一边。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条:第一,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面前,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符合民主人士的利益和愿望;而国民党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制造反共摩擦,尤其是发动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是违背民主人士的意愿的。他们由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继而站到了共产党、新四军一边。第二,从抗日战争实践看,掌握着全国物力财力的国民党政府,拥有着几百万的正规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百姓流离失所,令民主人士大失所望;而新四军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也不好,却奋勇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日伪军;加上新四军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这使民主人士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新四军。第三,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构成中实行“三三制”,吸纳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政议政,和共产党、新四军共同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他们特有的作用。

民主人士站到共产党、新四军一边,也就是站到了坚决抗日的一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出于民族正义感或保家卫国的目的,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变卖家产筹措经费,购买枪支弹药,进行抗日自卫战斗。他们看到坚决抗战的新四军来了,便带着亲手组建的抗日武装参加新四军,汇入抗日洪流。苏南的民主人士巫恒通就是带着句容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参加新四军的,1939年11月被编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三团,1941年9月巫恒通负伤被俘,绝食而死。淮北的民主人士鲁雨亭,率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九大队966人参加新四军,1939年8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1940年4月1日鲁雨亭在芒砀山西南李黑楼战斗中牺牲。湖北的民主人士李德纯率信阳抗日挺进队2900多人,于1939年4月参加新四军,编为豫鄂挺进支队第二团队。浙东民主人士吴山民带领义乌抗日武装参加新四军浙东部队。河南信阳民主人士蔡韬庵于1939年率豫南地区抗日游击总队300余人枪,加入新四军。苏南民主人士纪振纲,在日、顽逼迫下离开茅麓公司时,将218人自卫武装连同武器弹药全交给了新四军。

有的民主人士年纪大了,不能参军打仗,就动员子女和亲朋参加新四军。湖北民主人士涂云庵在动员次子参加新四军的信中写道:“共产党抗日坚决,志士景从。英雄乐有用武之地,豪杰怎能忧作亡国之人?尔亦血性男儿,岂甘因循堕落……要知国难当头,不容徘徊歧路,纵使裹尸马革,尚获壮烈美名,子其去矣,吾当贺之。”在他的鼓励动员下,族中兄弟子侄共有10余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苏南民主人士陈湘甫,支持儿子陈练生带领自卫武装参加新四军,让自已的5个儿孙参加新四军,还动员家乡青年参加新四军。
  许多民主人士捐田捐钱资助乡里青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底,在大参军运动中,苏北民主人士邹鲁山在《盐阜报》刊登启事,以旱田20亩征聘两名青年参军。在他的影响下,盐阜地区开明士绅纷纷献田、献枪、捐资,掀起了大参军的热潮。二区开明地主刘康氏(女)献田50亩优待抗属。士绅唐友诚对本乡参军青年每人赠送好田10亩。台北县(今大丰县)西渣区19位开明士绅献田697亩,捐法币3万元,支持94名青年参加新四军。
  民主人士利用社会关系策反伪军参加新四军。湖北民主人士杨经曲,1940年8月,率伪军1500官兵反正,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苏北民主人士计雨亭,动员儿子计超率伪军1000多人投入黄克诚部。
  民主人士坚决抗日的鲜明态度,特别表现在日伪高压下,拒绝事敌,决不当伪官。巫恒通被俘后宁绝食而死,决不当伪官。1940年,汪精卫要委任朱履先任“和平军总司令”,朱履先厉声怒斥:“汪精卫当汉奸,还想拖着我一起去当汉奸!”“我朱履先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决不认贼作父!”当日伪威逼海安的韩国钧出任伪江苏省省长时,韩老回答说:“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谄敌图生,誓不为也。”陈毅赞赏韩国钧“坚持晚节昭千古,誓挽狂澜励后生”。盐城的宋泽夫,敌人给他送钱,他拒不接受,敌人给他送来聘书,他当场将聘书撕毁。这些事例充分显示了民主人士高尚的民族气节,与日伪誓不两立的决绝态度。

民主人士支援共产党、新四军,就是支援抗战。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支援是全方位的,有政治方面的、军事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也是全过程的,从新四军进入敌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民主人士始终支援共产党、新四军。新四军到敌后发展得很快,而国民党只按最初点验的人数发饷,经费短缺很大,部队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战斗中消耗的武器弹药的补充。1938年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苏南茅山地区,爱国民主人士、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带头为新四军捐钱、捐衣、捐粮。当年冬天,天气骤冷,新四军将士仍穿着单衣行军打仗,纪振纲先借给5000元,又带头捐献棉衣500套,大家见纪振纲慷慨捐助,也纷纷报名捐助。在很短时间内就募集棉衣3000多套,使江南新四军顺利度过了严冬。
  1940年秋冬,新四军进驻黄桥后,部队缺粮,朱履先带头交纳500石公粮,又冒着严寒,挨门逐户动员富裕的士绅捐助,筹得5万多元,送到陈毅手中,可买7.5万斤大米,解决了部队吃饭问题。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初创,给养困难,吕惠生筹划募捐,筹得稻谷400余担、大洋上千元。
  在日伪大“扫荡”危难时刻,黄克诚就将唐棣华、阿英、车载、贺绿汀、胡考、鲁莽等领导干部、文化人、新闻工作者和部分伤病员等20多人,陆续送到华成公司任稽核的张仲惠处“打埋伏”。张仲惠热情周到地安排他们的生活并保证安全。1942年初,新四军第三师为打通去连云港的海上交通,当时响水口、灌云、灌南和连云港一线海上交通,控制在汪伪淮海省独立七十一旅旅长徐继泰手中。黄克诚找到张仲惠,张仲惠请来徐继泰的父母亲做他儿子的工作。后徐继泰致密函张仲惠云:“今后有张先生手谕,四先生来往给予方便。”1943年初,日伪对苏北大“扫荡”,新四军第三师供给部将6麻袋40万元抗币和两木箱的银元、金条,请杨芷江代为掩藏。杨老冒着危险想方设法,妥为保存。日伪撤退后,这批资财完好无损交给新四军。有些民主人士通过社会关系,营救被日伪顽抓捕的共产党、新四军人员,掩护他们脱险。帮助新四军从敌占区购买紧缺的医药、电料、纸张等物资。

民主人士由站在共产党、新四军一边,到与共产党、新四军融为一体。华中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新四军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赞成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站到共产党、新四军一边;第二阶段,由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从而站到共产党、新四军一起;第三阶段,坚决跟共产党、新四军共进退,与共产党、新四军融为一体。这突出表现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民主人士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掀起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新四军北撤时,一些民主人士不顾年高体弱,舍家离亲跟着共产党、新四军北撤。如苏北的吴月波、浙东的吴山民、湖北的杨经曲、皖江的金稚石等。其中在北撤途中遇险、遇难牺牲的,有泰兴的刘伯厚、苏北的邹鲁山、皖江的吕惠生等。
  还有一批民主人士在跟共产党、新四军真诚合力抗战中,受到共产党政治主张的熏陶,受到共产党人人格魅力的影响,认识到共产党、新四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他们将加入共产党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先后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如皖江的唐晓光、吕惠生、郑抱真,淮北的鲁雨亭、田丰,苏中的朱履先、刘伯厚,浙东的吴山民、金笑侬、连柏生,苏北的邹鲁山,鄂豫边区的朱毅等,有的成为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仍奋斗在各条战线上。他们对抗战的贡献值得铭记,他们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值得弘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应该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