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与武夷山

　　一代名将的部分骨灰撒在此处，他在这片土地留下了怎样的传奇？

武夷山的列宁公园，我去过多次。从第一次看到列宁公园里粟裕大将骨灰的安放处，就想写点什么，却无从下笔。每次去，都在寻求同一个答案：粟裕的骨灰为什么安放在武夷山？
　　粟裕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位大将之首，他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从南昌起义的警卫队班长，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是中国军事史上颇富传奇色彩的将军。
　　2020年岁末，武夷山市纪念崇安苏区建立90周年，我又一次走进了列宁公园，夕阳下，余晖透着松枝斑斓地洒在粟裕骨灰安放处的碑文上：“1984年5月20日，粟裕夫人楚青同志携子孙专程来到崇安，庄重地把将军的骨灰撒放在此，实现了他骨灰撒在战斗过的地方的意愿。”简短的文字背后，粟裕在崇安（后改为武夷山市）留下了怎样的传奇？

一

翻开《粟裕回忆录》不难发现，粟裕对崇安一往情深。
　　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崇安，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闽北苏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方志敏先后两次率领红十军团入闽作战，攻克了浦城、赤石、星村、石塘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闽北与赣东北的联系，建立了武夷山纵横八百里的闽赣边红色根据地。今天的武夷山，依然能看到方志敏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命名的列宁公园。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病在北京逝世。当粟裕的秘书给崇安县委打电话，商榷粟裕骨灰如何安放那一刻起，崇安县就把这件事当成非常重大的事来办。
　　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武夷山市党史办特意给我看了几张1984年楚青在武夷山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楚青和当时的县委领导在列宁公园的合影，于是按图索骥，找到了合影中的健在者——1984年担任崇安县县长、现年86岁的田文光，他坦然道：“是我向楚青和粟裕的秘书建议将粟裕骨灰撒在武夷山列宁公园的，粟裕的遗愿是把骨灰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崇安就是粟裕最先战斗过的地方。”
　　1984年5月20日，粟裕的爱人楚青带领祖孙三代，把粟裕同志的部分骨灰撒在列宁公园内的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的西侧。田文光清晰地记得：“楚青亲手撒的骨灰，红绸托着骨灰袋，一把骨灰，一把花瓣……然后在骨灰安放的土地上种了一棵松树，实现了粟裕同志与长眠在战场的战友永远在一起的心愿。”

二

1981年5月9日，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社约粟裕写一篇纪念七一的文章。患病出院不久的粟裕，抱病整理了红军时期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经历。7月26日，粟裕回忆文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这是粟裕刻骨铭心的记忆。
　　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迅速占领了东三省，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一致反对，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3年9月调集大批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为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第五次“围剿”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边挺进。
　　红七军团紧急整编：突击补充新战士约2000人，军团指战员达到6000余人。枪支弹药来不及补充，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三四百支，几挺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大刀和梭镖。就是这样一支装备简陋的队伍，抱着坚定的信仰，踏上了风雨兼程的万里征程。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为了保证北上抗日先遣队顺利东进，中央同时决定，由红九军团负责护送红七军团过闽江。15日红七军团在永安小陶与红九军团一部会师。随后，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合围了永安县城，浩浩荡荡的队伍使城里的敌人惊恐万状，明知红军撤走，也不敢轻易追击，从而大大加快了红七军团向东挺进的速度。8月1日，红七军团在黄田、水口之间北渡闽江，占领了福州西北的水口。
　　按原定计划，红七军团渡过闽江，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但中革军委忽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团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据粟裕《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文中记载：“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四个营，慑于我军声威，连夜逃走。8月1日，军团部即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大会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北上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为军团参谋长。
　　8月7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奉令进攻福州城。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守城的国民党部队是王敬久的八十七师，装备精良。北上抗日先遣队渡闽江时声势浩大，敌方阵营弄不清楚我方究竟有多少兵力，强攻一昼夜福州城没有攻克，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实力便完全暴露。国民党一面紧急调兵，一面疯狂地对北上抗日先遣队围追堵截。
　　到达闽东游击区时，叶飞迅速给北上抗日先遣队补充了新兵，同时，北上抗日先遣队安置了伤员，也给闽东红军留下了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条枪。叶飞在《忆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粟裕同志》一文中回忆：“我代表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在宁德赤溪、福安穆阳同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师时同粟裕同志见面的。”粟裕向叶飞请教如何摆脱敌人的尾巴，粟裕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给叶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闽东后，不到半个月接二连三打了几个胜仗，声威大振。9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了闽北山区。

三

这是粟裕睡得最踏实最安稳的一个觉了，不料一觉醒来，接到中革军委来电，批评红七军团“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于是，红七军团在闽北苏区修整数日，安置好伤员，继续向北进发。粟裕回忆：闽北苏区以崇安为中心，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是有威望的老党员黄道同志。红七军团自出动以来，一路上马不停蹄，到达闽北苏区后，指战员都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9月9日，北上浙西。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面对付敌人加剧的围追堵截，一面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30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皖赣边界地区，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打退围追堵截之敌，粟裕右臂负伤，残留的弹头至1951年在毛泽东的督促下才住院取出。当北上抗日先遣队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闽浙赣苏区时，整个军团仅剩3000多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形势急转直下。其间，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的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赣边；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以西征先遣队的名义从湘赣到湘西。两支先遣队数月转战迂回，均未能达到有效调动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压力的预期目的。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围剿”加剧，形势日趋严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困境，决定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项英为书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10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及红二十四军、红十军。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11月4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红军第十军团对外仍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组成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随第十军团行动。中央军区电令第十军团全军转向外线，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粟裕再次调任第十军团参谋长。
　　粟裕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第十九师、二十师在黄山汤口镇集结，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风而动，蒋介石调兵遣将，以11个师20余万人，兵分4路“围剿”红十军团。
　　14日，国民党王耀武率补充一旅和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在安徽黄山东麓的谭家桥遭遇，双方为争夺乌泥关制高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红七军团军团长、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身先士卒冲上制高点，不幸重伤牺牲，时年22岁。得知消息的粟裕夜不能寐，谭家桥之痛，粟裕隐而不发，直到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发动了济南战役，“攻打济南城，活捉王耀武”，粟裕替战友报了折戟的一箭之仇。

四

1935年1月12日，方志敏随红十军团先头部队返回赣东北苏区，在摆脱敌人追剿途中，突闻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遭遇敌军堵截。军情急迫，方志敏要粟裕迅速率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立即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方志敏担心军团长刘畴西犹豫迟疑，不顾个人安危，返回怀玉山。当天夜晚，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
　　就在军团长刘畴西顾及部队疲劳就地休息的前后12个小时，国民党军连夜穿插赶在了红十军团主力之前到达关卡，将红十军团2000余人合围于江西上饶怀玉山地区。战场瞬息万变。红十军团主力遭到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包围堵截，激战7天7夜，弹尽粮绝，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不幸被俘。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在南昌英勇就义。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气贯长虹的临终遗言，无数次感动中国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1935年2月，红十军团突围的部队500余人在绝境中奋起，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挺进师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粟裕带领部队擦干了身上的血迹，誓师出征。
　　2月27日，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从江西德兴县乌鸦弄险道翻越灵山，突破国民党军六道封锁线，渡过信江，到达闽赣边境的武夷山区。3月，挺进师到达闽北苏区崇安县坑口乡车盆坑，与闽北党组织和红军胜利会师。
　　最让粟裕开心的是时隔8个月，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留在崇安的第五团第二营第四连、第六连和工兵排的150余人与挺进师会合了，他们几十支枪和几挺机关枪由营政委洪家云率领归建于挺进师。
　　夜里，在燃烧的一堆堆篝火边，同志们手拉着手，围坐在一起，畅谈着别后的战斗生活。粟裕情不自禁地掏出随身携带的口琴，悠扬地吹了起来。六连司号员张金发循声望去，只见粟裕师长脚穿一双破布鞋，鞋底扎着几张棕片，踏着节拍，身子随意地摇摆着那身破旧的军装，张金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笔者突然明白，粟裕为什么将骨灰撒在武夷山。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夷山是挺进师深入敌后、重整旗鼓的开始。
　　挺进师在武夷山将原有的三个支队，扩编为三个纵队，并设立了由刘英、粟裕等9人组成的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统一领导挺进师的军政工作和作战行动。
　　3月20日，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向浙西南挺进，开始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极为残酷、悲壮的岁月。挺进师从武夷山出发的538人，活着走进新中国的不到十分之一。“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烈士，万古垂青。”这是挺进师政委刘英1942年牺牲前为烈士所写的悼词。
　　再一次走进武夷山列宁公园，仰望着高耸的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耳边仿佛响起了粟裕逝世后楚青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述粟裕的生前意愿：“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