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的母亲张依

我的母亲张依（小名月娥），1923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余姚。她离世于2021年1月29日，享年98岁。

“蚂蚁图书室”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母亲刚小学毕业，随外婆从上海回到老家浙江余姚历山镇避难。镇上有一协泰南货店，掌柜叫陈永林（又名陈坤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历山镇地下共产党支部书记。他了解到母亲是上海工部局东区小学毕业，接受过洋学堂新式教育。于是他以哥哥的身份，关心和启发母亲这位来自大城市的少年。问她喜欢什么书，并告诉她历山镇上有一个秘密图书室，取名“蚂蚁”（很小的意思）。陈永林带给她看的第一本书是《西行漫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况，向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以及红军领袖的情况。母亲从此逐渐受到了红色进步思想的启发，后又阅读了高尔基的《母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哲学与生活》等多部进步书籍。
　　“蚂蚁图书室”是历山镇上的星星之火，她渐渐向这个组织靠拢。在此期间，她进入余姚县姚江战时中学学习，参加了校内外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将各种宣传品偷偷放入老师和学生的抽屉里。由于在校期间拒绝参加国民党领导的“三青团”，并鼓动其他同学也拒绝参加，被校方借故开除了学籍。当时绍兴，宁波，余姚等地相继沦陷，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她给有关人士留下了自己上海的地址。不久党组织又在上海联系上了母亲。

投身抗战

在党组织的帮助安排下，母亲与另外四个人于1941年底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船到苏北青龙港，再由当地“农抗会”把他们送到新四军第一师粟裕的部队。母亲在1942年1月参加了革命，1945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后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新安旅行团秘书、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辅导员等职。母亲没有直接拿枪参加军事战斗，在战地主要是文艺宣传以及战地救护工作。为了学习救护伤员包扎等基本知识，她去县城买了救护知识的书来学习。由于我军当时武器落后，战场牺牲较大。上级要求他们再艰险也要把牺牲战士的遗体拖回来或就地埋下。母亲个子虽然矮小，但仍冒着流弹从阵地上将牺牲战友的遗体拖回来。她说遗体很沉，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和勇气。母亲还告诉我一件深埋她心里的痛心事：当时为了鼓励战士们上战场奋勇杀敌，组织上安排她们一对一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母亲曾对一位战士说，一定会在凯旋回来的路上等候他和其他的战友们。但后来在回来的队伍中却没有见到他。母亲知道他一定是牺牲了，难过了很久，一直没有忘记他。
　　她们的工作有组织农救会、妇抗会、儿童团等，另有一项是对敌宣传喊话。在攻打淮阴的时候，她们乘船去淮阴环城运河喊话。敌人对着她们开枪，子弹从头上飞过，非常危险。当时一心为了抗战打鬼子，她们把生死置之度外。

“新旅”情怀

母亲经常对我提起的军旅生活，那是在新安旅行团（由新四军三师苏北专署领导）任团秘书和辅导员。团里有不少年龄较小的团员需要照顾，给他们上文化课，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这些团员后来都成了建设新中国的专家学者），与他们在那艰苦的环境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原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大学）院长肖锋（我国早期留苏油画家）来我家拜访，见到母亲叫“大姐”。我母亲笑着对我说“别看他现在是大院长，那时候他是全团年龄最小的，经常是流着鼻涕，蹲在地上，拿着树枝在地上画画”。“我还给他擦过鼻涕呢。”“那些孩子晚上如果不叫起他们上厕所，会尿床的。”多温馨的笑谈，多深厚的情谊啊！
　　上海解放后，母亲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后成立上海市文化局，1952年她任音乐舞蹈科副科长。在上海接管工作中，她曾经告诉我有两件印象深刻的工作。一件是由我母亲负责接管上海大隆机器厂。当时这个工厂在上海算是比较大型的工厂。上级给母亲调派了较强的工作班子。她带着武装人员进驻接管工厂，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第二件是参与整顿上海的妓院，将妓女集中起来学习工作技能，接受教育，让她们获得新生。

投身教育

母亲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的复出。“文革”结束，国家处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既懂专业又有组织能力的人才。尤其是各高校急需恢复，培养人材。原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院长王乐三和副院长阎毅千（都是“新旅”的老战友），邀她从文艺战线转入教育领域，去帮助整顿师范学院的“革命文艺系”（后改名艺术系）。母亲意识到教育是国家走向全面恢复的基础，责任重大。她先后到多个高校取经，随后便着手整顿，从上海各专业艺术团体发掘专业人才充实师资队伍，甚至从外地“挖角”来上海。当时进上海户口非常难，但母亲为求人才不断努力向有关部门打报告争取名额。
　　她爱老师爱学生，倾其全力带领师生将一个低水准的系办成一个正规的、被教育部批准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系科。她勇于实践，“文革”后，首先在上海的美术专业学校中恢复了人体绘画课程；在音乐专业里也培养了一批专业能力可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媲美的声乐人才。曾在上海声乐比赛中拿到了“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一、二等奖。当时在上海音乐厅连续登台演出的上海师范大学“三重唱”系列，在音乐专业领域影响很大。我也在母亲的感染下参加了“三重唱”音乐厅演出实况录像工作，亲眼目睹了母亲教育工作的成果。她鼓励学生勇于社会实践，教育与社会紧密相结合。如今，她离开了我们，但她浇灌的鲜花遍布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