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2017年10月31日上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习近平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前，习近平一一列数中共一大各位代表的姓名，说到“李汉俊也牺牲了”时，讲解人员特地介绍，李汉俊1927年就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首批追认为革命烈士。烈士证书上写着：“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毛泽东将一大会址比喻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1964年会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农业部长李书城时说的：“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一

李书城1882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同胞兄弟李汉俊小他8岁。1902年，李书城赴日本留学，与黄兴成为同学。23岁时追随孙中山，参与组织同盟会。1911年11月，随黄兴参加武昌首义，黄兴为总司令，李书城为总参谋长。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任命李书城为陆军部顾问兼总统军事秘书。1913年后，李书城任“湖北护国军”总司令，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斗争。
　　上海法租界为国民党政治精英集中居住地，李书城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租了一幢三楼三底的房子把家人安顿下来。护法失败后，1919年5月，李书城回到上海公馆，在苦闷与彷徨中闭门读书，寻找中国革命之出路。
　　正在这个时候，在日本留学的李汉俊回到上海，住进了哥哥的公馆。李汉俊14岁时，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留日期间，李汉俊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阅读了众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的德文原著，成为当时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连后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称赞他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沪上重逢，兄弟俩有说不完的话。李书城对护国、护法运动连连受挫，颇感革命前景渺茫。李汉俊向哥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说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新路，俄国人那里已经获得成功。这使李书城思想深处为之一振，从弟弟的言谈中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李汉俊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组织推动革命，需要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李书城表示，家就是你的活动场所、“避风港湾”，哥就是你的“保护神”。他决定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和北洋政府内的政治声望，以及居住法租界较为安全的条件，为李汉俊的革命活动提供帮助和庇护。
　　李书城担任政界军界高官，但为官清廉，并没有多少积蓄，而他对李汉俊给予慷慨资助。李汉俊的编辑、写作收入悉数用于革命活动，他的生活及子女抚养的用度都由李书城供给，李书城妻子还不惜变卖家中收藏的书画，充作李汉俊的活动经费。
　　为节省开支，1920年夏，李书城退掉了三益里的宽敞房子，搬进了租金便宜许多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08号连成一体的两幢房子。“望志路”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是一个带有法国殖民地色彩的地名，1943年改名“兴业路”，望志路106、108号亦即兴业路76、78号。
　　新租的这两幢房子，是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为了方便居住，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相连一起，成为两楼两底的住所。前门通常不开，日常从108号的后门出入，餐厅（客厅）设在106号。
　　在李书城的全力支持下，无论是三益里，还是望志路106、108号，都成了李汉俊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由于当时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包惠僧语），李公馆又是他开展革命活动、与革命同志聚会较多的地方，这里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建党之初在上海的活动据点之一。
　　李汉俊在李公馆撰写和翻译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资讯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19年到1921年，他就在《新青年》 《星期评论》 《劳动界》 《共产党》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了90余篇文章和译文。1920年，毛泽东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时，多次向读者推介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1920年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工人阶级刊物《劳动界》周刊，李汉俊担任主编。周刊编辑室就设在李公馆，既保证了安全，又节省了费用。李汉俊在这里完成了周刊的大量编辑和撰稿工作，向广大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此外，李汉俊还参与编辑《新青年》 《星期评论》 《共产党》等刊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李公馆完成的，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拓展了阵地和渠道。
　　李公馆人来人往，客人少时在李汉俊的房间里，人多时就在楼下的餐厅。同李汉俊交往的人当中，有陈独秀、董必武、李达等，还有共产国际代表。1920年2月，陈独秀来上海，住环龙路渔阳里2号。李公馆与陈寓所很近，李汉俊和陈独秀以及其他同志经常在李公馆或陈独秀寓所聚会，讨论早期建党工作事宜。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吴廷康（维经斯基）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转赴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吴在上海的8个月时间，大量的工作也是在李公馆进行的。
　　李汉俊还在李公馆接待过董必武，向这位来沪寻找救国之路的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后来回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在吴廷康帮助下，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陈、李等经过反复酝酿，以研究会为基础，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是在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历史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联络中心，实际代行着临时中央的职责，李汉俊写信给湖北的董必武，希望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遂牵头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山东的王尽美，也是通过对李汉俊文章的学习，在李帮助下创建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李汉俊在李公馆的革命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做了一定的准备。

二

1921年初，湖北人民不堪忍受北洋军阀王占元的残酷统治，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公推李书城为驱王运动的领导人，李书城需要回湖北主事。
　　李书城返鄂后不久，李汉俊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党工作。此时陈独秀在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委托李汉俊“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李汉俊和李达经常就一些问题，以书信方式与在广州的陈独秀进行讨论。
　　1921年6月上旬，荷兰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和接替吴廷康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柯尔斯基相继抵达上海。马、尼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会见，他们了解到中国七八个中心地区有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和活动，就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李汉俊、李达即与陈独秀、李大钊通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一大会址设在李公馆。一来是考虑到李书城作为民国元老的显赫声望，具有很好的掩护作用；二来这里周围环境比较僻静，利于会议安全进行。6月上旬，李汉俊、李达发出了寄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组织的信函，通知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汉俊在家人的协助下，将李公馆106号的18平方米餐厅兼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场。7月23日晚，口音不同、衣着各异的一大代表怀着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憧憬，陆续从后门走进李公馆。他们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生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一楼餐厅围坐在一起，酝酿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由是，李书城在上海的家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产床”。
　　7月30日晚，一大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开始，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闯入会场，朝室内在座的人扫视了一周。李汉俊问他干什么，他支吾道，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马上又说找错了地方，说罢匆匆离去。
　　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感到有问题，当即建议立即休会转移。李汉俊立即打开平日里紧闭的李公馆前门，掩护代表们迅速撤离，并不顾个人安危，留在公馆善后。
　　代表们离开会场后仅十几分钟，望志路突然响起了尖厉的警车鸣笛声。接着，十多名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李汉俊以房主亲属身份与之周旋，说这里是李书城先生的公馆，你们有何贵干？巡捕们例行公事般地做了一些盘问，对“会场散落的文件警察们并没有翻动”，对于楼上卧室“甚至连房门都未要求打开”，便草草收场。倘若没有像李书城这样具有显赫地位的民国元老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作掩护，中共一大会场如果被彻底搜查，其后果之严重不堪设想。
　　李公馆不能再开会了。代表们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乘火车到嘉兴（王的家乡）。中共一大大部分代表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1922年初，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两人意见不合闹僵，离开上海回武汉。1927年12月，李汉俊被反动当局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等罪名逮捕处决，牺牲时年仅37岁。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根据李书城提供的线索，寻访中共一大会址，并把原址照片呈报毛泽东、董必武审定确认。1952年5月，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76号、78号两幢房子，9月修复完毕，一大会址纪念馆对外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