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创造的金融奇迹

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金融史上，陕甘宁边区银行都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她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直接继承者，又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因此，可以说，陕甘宁边区银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中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成立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革命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抗战初期，边区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为流通货币。为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调剂军需支援抗日，边区金融工作在摸索中发展，逐步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形成自己的金融体系。
　　1935年11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原陕甘苏区的银行也被并入西北分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又将原陕甘革命根据地改组成陕甘宁边区，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在西北分行的基础上宣告成立，成为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第一家自己的银行。
　　西安事变后，为了共同抗日，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仍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光华印刷厂、光华商店等。边区银行成立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光荣传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工作方针，先后发行了从属法币的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区银行币和商业流通券，满足了市场货币流通需求。同时，通过开展信贷业务、治理通货膨胀、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建立正常借贷机制，维护了根据地货币市场的稳定和统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边区不再使用自己的货币，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的法币。但是，国民党政府为了阻碍边区的经济发展，限制商品交易，只给边区大额的法币（只有5元和10元，没有更低面值的法币），使得商品买卖中无法找零、无法交易。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为了解决找零的需要，以延安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壹元以下的代价券。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陕甘宁边区政府遂于1941年1月31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并于同年2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区银行币，规定在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边区银行币摆脱光华券与法币的主辅币券关系，成为独立于法币之外的货币体系，为粉碎国民党经济封锁，支持抗战起到巨大作用，边币的发行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在经济上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性。
　　遵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边区财经工作总方针，陕甘宁边区银行制订了一系列具体的金融工作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存款、汇兑业务，积极发放生产和贸易贷款。
　　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实践，边区银行由半独立发展到独立、从经营光华商店到全方面开展银行业务，成为了边区重要金融枢纽，在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和繁荣商业贸易，帮助解决财政困难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在金融战线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边区实际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逐步形成中共红色金融思想的雏形。边区银行的成功金融实践，离不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货币金融思想的科学领导。
　　毛泽东高度重视货币金融问题。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浴血奋战的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学说，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和具体国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针对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创造性论述了关于银行、货币和金融等方面理论，形成了延安时期特有的红色货币金融思想。
　　1940年1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银行国有化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在《论新阶段》中，他提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的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的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正是在充分吸取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银行、利用银行的思想基础上，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了边区银行。
　　作为流通界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必要量规律，要求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供应量相适应，这就涉及了货币发行的方针和客观依据。发展根据地经济，需要银行，也需要货币，更需要金融。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货币发行，也一贯主张货币发行要根据经济的需要，实行稳定通货的方针。为确保纸币币值稳定，毛泽东明确提出根据地货币发行要以发展经济为第一目的，即坚持经济发行为主、财政发行为次的原则。
　　经济决定金融，决定金融的稳定，决定币值的稳定。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货币金融思想。1938年8月，毛泽东认为纸币发行要有准备金，要有适当的贸易政策做后盾，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保持汇率的稳定，而不应超过市场上的需要数量。可以说，他是想通过考量货币发行量与实际物质产量之间的关系来稳定币值，认为只要货币发行量不大大超过实际物质产量，货币就不可能出现大幅度贬值。
　　为维护边币的信用，毛泽东曾指出：“商品与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有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他同意时任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的一些意见：“边币跌价的基本原因在于边币数量和商品数量的矛盾”，“出入口贸易不平衡，引起边币对外价格的跌落，边币对外价格的跌落，又转回来促使其对内价格的跌落”，“边区内部总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边币流通量，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了，结果使边币量与商品量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边区银行的创新性金融实践

由于抗战初期边区没有经济实力与法币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边区政府只能对法币采取联合或维护的政策。等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充分暴露反革命本质，中共果断严禁法币在边区境内继续使用，坚决发行自己的货币，谋求建立独立自主的边币市场。从1941年1月至1944年6月，在前后三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边区政府共发行边币342321万元。边币的发行，使国民党企图困死边区军民的梦想被打破，通过法币搜括边区人民财富的黑爪被斩断。
　　1938年，毛泽东在《边区的货币政策》中指出：“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在与谢觉哉讨论边区的经济问题时，他指出，边区的经济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1941年1月，他又两次致函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张货币首先应从满足革命战争需要出发，不要过于限制货币发行数量。在毛泽东货币金融为中心工作服务思想的指导下，边区政府在皖南事变之后将财政工作方针由“争取外援，修养民力”转变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货币金融政策由支持财政发行转变到支持经济发行，银行功能定位由财政支付机构转变到管理金融机构。按照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提出的要求，边区银行设立农贷办事处，在财政许可的条件下，逐年增加农业贷款。通过发放耕牛、农具、青苗等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不少困难。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的进步，边区银行财政性发行日益减少。所有这些措施，都直接支持了边区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支持了边区的军事工作，对于保障人民军队物资供给、军费来源，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抗战进入艰难阶段，一方面，国民党完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而且还加紧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此时的法币币值早已没有抗战之初的坚挺，呈现出不断膨胀的态势。1941年1月，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2月，边区政府连续发布了《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与《关于宣传发行边币的训令》；10月，边区政府发出了《规定巩固边币稳定金融办法的训令（秘密）》。这一系列法令的发布，标志着法币作为边区本位货币流通地位的结束和边币成为边区唯一法定通货本位币的开始。接着，边区又相继成立货币交换所，扩大边币流通范围。1944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任命陈云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陈云在经过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之后，首先确立银行的企业性质，不让财政随便从银行掏钱，使其摆脱财政出纳地位，以控制财政发行；接着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整理边币；最后通过发行商业流通券，“偷梁换柱”地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1，在挽回边币信誉、防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等方面，基本达到了整顿金融、稳定金融和发展金融的目的，取得了货币斗争的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