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期●缅怀篇●

七姐妹殉难记

作者:季音

闽北武夷山下有个偏僻小镇,名叫赤石。镇上住着百十户人家,一条坑坑洼洼的闽赣公路打从镇里穿过。
  1942年6月初,战争打破了小镇的平静。日军沿着浙赣铁路发起了新攻势,从浙江金华向国民党第三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江西上饶进逼。上饶大大小小的军政机关向福建撤退,形形色色的逃难大军从赤石镇经过。
  19日下午,赤石镇街道上忽然起了一阵骚动,三五成群的国民党宪兵第8团的士兵,挥舞着枪支大声嚷嚷着,把街上的行人通通赶进两旁的屋子里,命令立即关上大门不得外出。
  过不多久,远处走来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走在队伍旁边的宪兵不时呵斥着、催促着。当这支队伍走近时,躲在门后的老乡们几乎惊叫起来,原来,被押着走来的竟是七个年轻的妇女,年龄大都二十几岁,穿着一式的土黄色粗布军服,帽子下露出一绺黑发,脸色疲倦憔悴,但依然显出英武之气,有的甚至还带着稚气。
  这七个年轻妇女,原是战斗在长江南岸的新四军女战士,她们中间有文化教员、机要员、战地服务团人员……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她们被无辜抓进上饶集中营,成了“抗日囚徒”。浙赣铁路战情紧张,上饶集中营也从上饶迁往闽北建阳。6月17日,大队行抵赤石,在镇外的崇溪河边,集中营第6队的“囚徒”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举行了暴动,几十人钻进山高林密的武夷山。
  情况突变,集中营紧急宣布,已经渡过崇溪河的其他各队,立即返回原地住下,不再前进,关押着30多个姑娘的第五队住进了赤石镇外一个小村子里。
  尽管暴动的消息是绝对保密的,可是姑娘们还是很快知道了真相。她们在返回途中,与其他队的难友相遇,有人悄悄地告诉她们:“六队暴动成功了!”这个喜讯很快在姑娘们中间传开了,她们默默祝愿六队的战友们顺利地进入武夷山,与那里的红军游击队会合。18日,姑娘们整日被关在小村里,不准外出。门口的警卫增加了,特务队长与宪兵们紧张地来往不绝,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惊惶之色,使周围的气氛显得有些异样。19日下午,室外响起急促的哨子声,有人在喊:“全队集合!快出来集合!”特务队长宣布:“现在要抽调7个人补充到别的队里去,我叫到谁,谁就站出来。”他念一个名字,就站出来一个,她们是:吕明、徐明、陈月霞、黄兰、凌鸿、杨瑞莲、徐韧。
  队长对站出队列的七个姑娘说:“队部决定把你们编到另一个队去,现在就走,什么东西都不用带,那边全有。”特务队长脸上毫无表情,院子里静得可怕。队列解散了,二十多个姐妹们聚集在门口,惶惑地看着即将分手的七个姐妹。她们七个人也不约而同地深情地看着即将分手的战友。为什么要把她们七个人单独带出来?真是要把她们编到另一个队去吗?

这七姐妹都是南方姑娘。原先,她们在新四军的不同岗位上,相互并不熟识。如今,一个共同的命运把她们联结到了一起。同住一间囚室,白天一起做苦役,夜间偎依在一起,做着同一个梦:有朝一日,飞出牢狱,回到部队,回到亲人们身边。她们在集中营里已共同度过一年多时光,姑娘们的心贴得越来越紧,感情远胜过亲姐妹。今日,她们默默地走在赤石镇外的碎石小路上,面对眼前这气氛紧张而又捉摸不定的情景,心里有多少话要互相诉说呀。
  此刻,昂着头就像平日那样走在最前头的,是她们的班长吕明(实际是秘密党支部负责人)。她是今天第一个被点名叫出来的。吕明的真名叫李捷,“吕明”是进集中营后用的假名,是“黎明”的谐音词。她虽身陷囹圄,但始终坚信,黑夜终将过去,黎明必会来到。
  李捷是南京人,27岁,有着颀长匀称的身材,健康、丰满而又端庄。姑娘16岁的时候,由于家境穷困,没有读完中学,就被迫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一倍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员。1939年,抗日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她从进步书刊里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再也不能忍受屈辱的命运,毅然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她担任过文化教员、《抗敌报》译电员,也许就因为经历过生活的磨砺,在集中营里的斗争中,她表现得镇静、沉着,坚定而又巧妙地与国民党特务周旋,保护了队里的姐妹们免受欺凌。
  紧跟在李捷后边的,是不幸的年轻妈妈徐明,她的真名叫瞿淑。和李捷不同的是,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革命小家庭,丈夫薛克白,是新四军三支队五团的军需室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20岁的瞿淑与爱人薛克白一起,离开了江苏江阴老家,千里迢迢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1940年又双双来到新四军。部队工作紧张,她忍痛把两周岁的小女儿蓓蓓送到农民家抚养。皖南事变爆发,夫妻俩同时被捕,又一起被关进上饶集中营,分别编到了两个队里。她改名“徐明”。为了避免特务找麻烦,她隐瞒了与薛克白的夫妻关系。以后,他们也曾经通过可靠的战友,偷偷地传送纸条。他们虽然同关在一个集中营里,但要想见面倾谈却根本不可能,她只能把对丈夫的千言万语,缝在千针万线的鞋子上。今日当她走在赤石街上的时候,她的亲人也被驱上了同一条路。
  和瞿淑同行的湖南姑娘戴庆哲,在姐妹们中间年龄最大,30岁,大伙都叫她“大姐”,她出身于长沙一个富裕家庭,排行最小,人称“满姑”。满姑是旧社会的叛逆者,她不做养尊处优的小姐,1938年在长沙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她和爱人唐士苹、好朋友刘希孟三人,艰难跋涉两个多月,从湖南来到新四军军部。在集中营里,她是女犯队秘密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她化名“陈月霞”,声称自己是个家庭妇女,是在串亲戚途中被强抓来的。这个朴实的家庭妇女形象,一度瞒过了特务的眼睛。但时间长了,那帮鹰犬们凭着他们的职业嗅觉,还是察觉了这个不动声色的家庭妇女实则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还带点稚气的汪企求与胡珍水,是女囚中的两个小妹妹,她们都是江西人。企求21岁,被捕后化名黄兰,她矮矮的个子,胖胖的圆脸上有一双可爱的小眼睛,大家亲昵地叫她阿胖。是新四军司令部的机要员。在皖南事变中,她勇敢地奔走在枪林弹雨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炮火打散了正在热恋中的一对革命情侣,她的爱人突围到了苏北根据地,而她却成了国民党集中营的囚徒。
  到上饶不久,她通过秘密途径,和远在苏北的爱人建立了通信联系。一天,她正在全神贯注地给远方的爱人写回信,特务队长幽灵似的出现在她背后。她慌忙把信撕碎,特务队长伸手来抢,两人互不松手。姐妹们闻声赶来,拉开了队长,阿胖趁机把碎纸塞进嘴里,一伸脖子咽了下去。
  南昌姑娘胡珍水虽然只比阿胖大一岁,却老成得多。珍水在南昌读书的时候,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而被捕入狱。1938年出狱后,她就投奔新四军,很快参加了共产党。集中营里的严酷生活,锻炼了这个22岁的姑娘,她变得冷静而成熟,任凭特务百般欺蒙、恫吓,她一概以沉默回答。她化名“凌鸿”,意思是决心要做凌空的飞鸿,飞出牢笼,回到革命部队。
  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姑娘,有点像男孩子,眉宇间显露出一股倔劲,她就是江苏镇江姑娘杨瑞年,皖南事变中被捕后化名杨瑞莲,七姐妹中排行第三,时年26岁。瑞年与胡珍水有相似的经历,在扬州中学和苏州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就投身学生运动,秘密组织“读书会”,学习与传播革命思想,20岁就锒铛入狱。抗战开始,她出狱远走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后来又转到新四军。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奔放的人,在集中营奴隶般的生活里,她没有眼泪,也不示弱。
  走在队伍最后边的,是广东东莞姑娘徐瑞芳,到新四军后改名徐韧。她是新四军的新战士,1940年夏天才离开昆明的西南联大,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不远万里从云南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她不是共产党员,驱使她走进革命军队的动力是一团抗日救国的烈焰。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军队打死了她的新婚丈夫——著名音乐家任光,她也负伤被捕。初进集中营,她整天神志恍惚,老是呆呆地发愣——为什么那么有才华、有爱国良心的丈夫被枪杀?为什么明明是抗日的革命军队,却被说成是“叛军”遭到“围剿”?为什么自己满腔热忱,远涉千山万水前来投身抗日,反成了罪过?无数个为什么,如同一团乱麻堵在心头,怎么理也理不出一个头绪。后来,经过姐妹们的百般耐心照料与帮助,她才逐渐恢复了正常。24岁的徐瑞芳,身材娇小,属于南方健美型的姑娘。她原是医学院的学生,谙熟英、德两国语言。她又多才多艺,尤其酷爱音乐,在新四军军部,她作为丈夫任光的助手,创作了《别了,皖南》等许多首唱遍皖南山山水水的著名歌曲。她还有一个动人的歌喉,闲暇时,常给姐妹们放声歌唱,给大家带来了欢悦。可是,徐瑞芳对队上的特务坏蛋却冷若冰霜,一概不予理睬。这给她带来了麻烦。一天,特务队长趁她一个人在屋里,不怀好意地溜进去搭讪,她冷不丁抄起身边一只小凳子砸了过去,险些让这只癞蛤蟆出了大洋相。于是,她因“冒犯长官罪”被关进禁闭室,从此也被列入了“顽固分子”名单。

走出赤石街不远,姑娘们就发觉,队伍没有朝着集中营各队临时居住的村子走,而是在向野外走去,渐渐地离村子越来越远,周围的景色愈加荒凉。一行人不久就离开了大路,走上一条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她们的心紧缩起来。难道他们真要下毒手了?
  七姐妹对即将到来的命运并非毫无准备,但一旦将要成为现实,姑娘们又不免感到突然与不安,她们毕竟才二十岁上下呀!在集中营队伍离开上饶途中,几个大姐曾经偷偷地聚在一起,分析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她们在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国民党当局绝不会轻易释放她们,最好的出路是越狱出去!可是,对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越狱又谈何容易!
  “也许有一天形势有变,他们会对我们这些所谓的顽固分子下毒手,这帮国民党特务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有的大姐作最坏的估计。有的姑娘不完全赞同这个看法,她们说,“现在国共两党还没有公开分裂,眼下日本人正在大举进攻浙赣路沿线,大敌当前,国民党或许不至于丧心病狂到如此程度,倒转枪口来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女人吧?”然而事实证明,持后一种看法的姑娘是过于天真过于善良了。她们没有料到,就在她们住进村子的第二天,即6月18日,一个血淋淋的屠杀计划已经拟定。
  解放后,有关部门在国民政府的旧档案里,查到了一份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渝警4秘字第六十六号”密件,这份密件是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周钟岳上报行政院长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东南分团(作者按:即上饶集中营)处决学员情况的呈文”,那上面说:“……嗣奉司令长官顾(作者按:顾即顾祝同)谕,以闽北奸党分子活跃,现驻地又系过去游击根据地,警卫兵力单薄,亟应考核思想言行、冥顽不化分子予以处决……”就是在这道杀人令下,国民党特务在赤石镇郊外大批屠杀被囚的爱国进步青年,一天就枪杀75人……
  七姐妹们沿着山间小路走了一会儿,前面出现一座破旧的小土庙,门上边悬着一块横匾,上书三个大字:虎山庙。她们被带进庙里,不觉一怔,原来里边已经关押着几十个集中营的难友,分别被持枪的特务、宪兵看押着。瞿淑急忙向人群里四处搜寻,她的亲人是不是也被押到这里来了?
  门口有人在喊她们的名字,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去,刚跨出庙门,还未站定,冷不防几个躲在一边的大汉一拥而上,抓住了姑娘们的胳膊。她们竭力挣扎、反抗,一条条绳索已把她们的双手紧紧反绑起来。姑娘们用脚死命地踢边上的人,怒声地嘶喊。这一切当然无济于事,她们哪里是这帮职业杀人犯的对手!
  姐妹们一个个踉踉跄跄地被推到了茶树林前一片草地上。朦胧中,远处草地上已站着一些被反绑着双手的人。周围刹时出现了奇异的可怕的沉寂,甚至听不到一声呻吟或呵斥声,空气似乎凝结了。
  李捷站在姐妹群的最边上,她仰脸看了一下远处雾蒙蒙的武夷山,默默地流下了两行眼泪。这不是示弱,这是年轻的妈妈在向远在江南的母亲与两个孤儿作最后的告别。被反绑着双手的瞿淑,仍然在寻找她的丈夫,她怎么也不甘心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不能见亲人一面。可怜她不知道,在她到来之前,她的革命伴侣薛克白已经长眠在草地的另一角。
  一阵尖利的呼喊声打破了沉寂,呼喊声是从站在徐瑞芳旁边的杨瑞年大姐那里发出来的,这个倔强的镇江姑娘或许发觉,她留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能放过这最后的一分钟。她死命挣扎着,用全部力量,发出了临终对旧世界的抗议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徐瑞芳的大眼睛里含着泪水,也跟着大姐喊出了同样的吼声。撕心裂肺的阵阵呼喊声冲出沉寂的山谷,震撼着高耸的武夷山……密集的枪声响起,七姐妹倒在血泊里。
  时间已近黄昏,屠杀后,刽子手们扬长离去。一抹惨淡的夕阳洒落在遗体狼藉的虎山庙前的草地上,一阵阵晚风吹过茶树林,传来了呜咽声,——那是祖国母亲在为自己不幸的儿女们哭泣。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942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