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姐妹殉难记

一

闽北武夷山下有个偏僻小镇，名叫赤石。镇上住着百十户人家，一条坑坑洼洼的闽赣公路打从镇里穿过。
　　1942年6月初，战争打破了小镇的平静。日军沿着浙赣铁路发起了新攻势，从浙江金华向国民党第三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江西上饶进逼。上饶大大小小的军政机关向福建撤退，形形色色的逃难大军从赤石镇经过。
　　19日下午，赤石镇街道上忽然起了一阵骚动，三五成群的国民党宪兵第8团的士兵，挥舞着枪支大声嚷嚷着，把街上的行人通通赶进两旁的屋子里，命令立即关上大门不得外出。
　　过不多久，远处走来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走在队伍旁边的宪兵不时呵斥着、催促着。当这支队伍走近时，躲在门后的老乡们几乎惊叫起来，原来，被押着走来的竟是七个年轻的妇女，年龄大都二十几岁，穿着一式的土黄色粗布军服，帽子下露出一绺黑发，脸色疲倦憔悴，但依然显出英武之气，有的甚至还带着稚气。
　　这七个年轻妇女，原是战斗在长江南岸的新四军女战士，她们中间有文化教员、机要员、战地服务团人员……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她们被无辜抓进上饶集中营，成了“抗日囚徒”。浙赣铁路战情紧张，上饶集中营也从上饶迁往闽北建阳。6月17日，大队行抵赤石，在镇外的崇溪河边，集中营第6队的“囚徒”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举行了暴动，几十人钻进山高林密的武夷山。
　　情况突变，集中营紧急宣布，已经渡过崇溪河的其他各队，立即返回原地住下，不再前进，关押着30多个姑娘的第五队住进了赤石镇外一个小村子里。
　　尽管暴动的消息是绝对保密的，可是姑娘们还是很快知道了真相。她们在返回途中，与其他队的难友相遇，有人悄悄地告诉她们：“六队暴动成功了！”这个喜讯很快在姑娘们中间传开了，她们默默祝愿六队的战友们顺利地进入武夷山，与那里的红军游击队会合。18日，姑娘们整日被关在小村里，不准外出。门口的警卫增加了，特务队长与宪兵们紧张地来往不绝，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惊惶之色，使周围的气氛显得有些异样。19日下午，室外响起急促的哨子声，有人在喊：“全队集合！快出来集合！”特务队长宣布：“现在要抽调7个人补充到别的队里去，我叫到谁，谁就站出来。”他念一个名字，就站出来一个，她们是：吕明、徐明、陈月霞、黄兰、凌鸿、杨瑞莲、徐韧。
　　队长对站出队列的七个姑娘说：“队部决定把你们编到另一个队去，现在就走，什么东西都不用带，那边全有。”特务队长脸上毫无表情，院子里静得可怕。队列解散了，二十多个姐妹们聚集在门口，惶惑地看着即将分手的七个姐妹。她们七个人也不约而同地深情地看着即将分手的战友。为什么要把她们七个人单独带出来？真是要把她们编到另一个队去吗？

二

这七姐妹都是南方姑娘。原先，她们在新四军的不同岗位上，相互并不熟识。如今，一个共同的命运把她们联结到了一起。同住一间囚室，白天一起做苦役，夜间偎依在一起，做着同一个梦：有朝一日，飞出牢狱，回到部队，回到亲人们身边。她们在集中营里已共同度过一年多时光，姑娘们的心贴得越来越紧，感情远胜过亲姐妹。今日，她们默默地走在赤石镇外的碎石小路上，面对眼前这气氛紧张而又捉摸不定的情景，心里有多少话要互相诉说呀。
　　此刻，昂着头就像平日那样走在最前头的，是她们的班长吕明（实际是秘密党支部负责人）。她是今天第一个被点名叫出来的。吕明的真名叫李捷，“吕明”是进集中营后用的假名，是“黎明”的谐音词。她虽身陷囹圄，但始终坚信，黑夜终将过去，黎明必会来到。
　　李捷是南京人，27岁，有着颀长匀称的身材，健康、丰满而又端庄。姑娘16岁的时候，由于家境穷困，没有读完中学，就被迫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一倍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员。1939年，抗日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她从进步书刊里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再也不能忍受屈辱的命运，毅然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她担任过文化教员、《抗敌报》译电员，也许就因为经历过生活的磨砺，在集中营里的斗争中，她表现得镇静、沉着，坚定而又巧妙地与国民党特务周旋，保护了队里的姐妹们免受欺凌。
　　紧跟在李捷后边的，是不幸的年轻妈妈徐明，她的真名叫瞿淑。和李捷不同的是，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革命小家庭，丈夫薛克白，是新四军三支队五团的军需室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20岁的瞿淑与爱人薛克白一起，离开了江苏江阴老家，千里迢迢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1940年又双双来到新四军。部队工作紧张，她忍痛把两周岁的小女儿蓓蓓送到农民家抚养。皖南事变爆发，夫妻俩同时被捕，又一起被关进上饶集中营，分别编到了两个队里。她改名“徐明”。为了避免特务找麻烦，她隐瞒了与薛克白的夫妻关系。以后，他们也曾经通过可靠的战友，偷偷地传送纸条。他们虽然同关在一个集中营里，但要想见面倾谈却根本不可能，她只能把对丈夫的千言万语，缝在千针万线的鞋子上。今日当她走在赤石街上的时候，她的亲人也被驱上了同一条路。
　　和瞿淑同行的湖南姑娘戴庆哲，在姐妹们中间年龄最大，30岁，大伙都叫她“大姐”，她出身于长沙一个富裕家庭，排行最小，人称“满姑”。满姑是旧社会的叛逆者，她不做养尊处优的小姐，1938年在长沙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她和爱人唐士苹、好朋友刘希孟三人，艰难跋涉两个多月，从湖南来到新四军军部。在集中营里，她是女犯队秘密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她化名“陈月霞”，声称自己是个家庭妇女，是在串亲戚途中被强抓来的。这个朴实的家庭妇女形象，一度瞒过了特务的眼睛。但时间长了，那帮鹰犬们凭着他们的职业嗅觉，还是察觉了这个不动声色的家庭妇女实则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还带点稚气的汪企求与胡珍水，是女囚中的两个小妹妹，她们都是江西人。企求21岁，被捕后化名黄兰，她矮矮的个子，胖胖的圆脸上有一双可爱的小眼睛，大家亲昵地叫她阿胖。是新四军司令部的机要员。在皖南事变中，她勇敢地奔走在枪林弹雨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炮火打散了正在热恋中的一对革命情侣，她的爱人突围到了苏北根据地，而她却成了国民党集中营的囚徒。
　　到上饶不久，她通过秘密途径，和远在苏北的爱人建立了通信联系。一天，她正在全神贯注地给远方的爱人写回信，特务队长幽灵似的出现在她背后。她慌忙把信撕碎，特务队长伸手来抢，两人互不松手。姐妹们闻声赶来，拉开了队长，阿胖趁机把碎纸塞进嘴里，一伸脖子咽了下去。
　　南昌姑娘胡珍水虽然只比阿胖大一岁，却老成得多。珍水在南昌读书的时候，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而被捕入狱。1938年出狱后，她就投奔新四军，很快参加了共产党。集中营里的严酷生活，锻炼了这个22岁的姑娘，她变得冷静而成熟，任凭特务百般欺蒙、恫吓，她一概以沉默回答。她化名“凌鸿”，意思是决心要做凌空的飞鸿，飞出牢笼，回到革命部队。
　　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姑娘，有点像男孩子，眉宇间显露出一股倔劲，她就是江苏镇江姑娘杨瑞年，皖南事变中被捕后化名杨瑞莲，七姐妹中排行第三，时年26岁。瑞年与胡珍水有相似的经历，在扬州中学和苏州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就投身学生运动，秘密组织“读书会”，学习与传播革命思想，20岁就锒铛入狱。抗战开始，她出狱远走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后来又转到新四军。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奔放的人，在集中营奴隶般的生活里，她没有眼泪，也不示弱。
　　走在队伍最后边的，是广东东莞姑娘徐瑞芳，到新四军后改名徐韧。她是新四军的新战士，1940年夏天才离开昆明的西南联大，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不远万里从云南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她不是共产党员，驱使她走进革命军队的动力是一团抗日救国的烈焰。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军队打死了她的新婚丈夫——著名音乐家任光，她也负伤被捕。初进集中营，她整天神志恍惚，老是呆呆地发愣——为什么那么有才华、有爱国良心的丈夫被枪杀？为什么明明是抗日的革命军队，却被说成是“叛军”遭到“围剿”？为什么自己满腔热忱，远涉千山万水前来投身抗日，反成了罪过？无数个为什么，如同一团乱麻堵在心头，怎么理也理不出一个头绪。后来，经过姐妹们的百般耐心照料与帮助，她才逐渐恢复了正常。24岁的徐瑞芳，身材娇小，属于南方健美型的姑娘。她原是医学院的学生，谙熟英、德两国语言。她又多才多艺，尤其酷爱音乐，在新四军军部，她作为丈夫任光的助手，创作了《别了，皖南》等许多首唱遍皖南山山水水的著名歌曲。她还有一个动人的歌喉，闲暇时，常给姐妹们放声歌唱，给大家带来了欢悦。可是，徐瑞芳对队上的特务坏蛋却冷若冰霜，一概不予理睬。这给她带来了麻烦。一天，特务队长趁她一个人在屋里，不怀好意地溜进去搭讪，她冷不丁抄起身边一只小凳子砸了过去，险些让这只癞蛤蟆出了大洋相。于是，她因“冒犯长官罪”被关进禁闭室，从此也被列入了“顽固分子”名单。

三

走出赤石街不远，姑娘们就发觉，队伍没有朝着集中营各队临时居住的村子走，而是在向野外走去，渐渐地离村子越来越远，周围的景色愈加荒凉。一行人不久就离开了大路，走上一条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她们的心紧缩起来。难道他们真要下毒手了？
　　七姐妹对即将到来的命运并非毫无准备，但一旦将要成为现实，姑娘们又不免感到突然与不安，她们毕竟才二十岁上下呀！在集中营队伍离开上饶途中，几个大姐曾经偷偷地聚在一起，分析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她们在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国民党当局绝不会轻易释放她们，最好的出路是越狱出去！可是，对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越狱又谈何容易！
　　“也许有一天形势有变，他们会对我们这些所谓的顽固分子下毒手，这帮国民党特务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有的大姐作最坏的估计。有的姑娘不完全赞同这个看法，她们说，“现在国共两党还没有公开分裂，眼下日本人正在大举进攻浙赣路沿线，大敌当前，国民党或许不至于丧心病狂到如此程度，倒转枪口来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女人吧？”然而事实证明，持后一种看法的姑娘是过于天真过于善良了。她们没有料到，就在她们住进村子的第二天，即6月18日，一个血淋淋的屠杀计划已经拟定。
　　解放后，有关部门在国民政府的旧档案里，查到了一份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渝警4秘字第六十六号”密件，这份密件是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周钟岳上报行政院长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东南分团（作者按：即上饶集中营）处决学员情况的呈文”，那上面说：“……嗣奉司令长官顾（作者按：顾即顾祝同）谕，以闽北奸党分子活跃，现驻地又系过去游击根据地，警卫兵力单薄，亟应考核思想言行、冥顽不化分子予以处决……”就是在这道杀人令下，国民党特务在赤石镇郊外大批屠杀被囚的爱国进步青年，一天就枪杀75人……
　　七姐妹们沿着山间小路走了一会儿，前面出现一座破旧的小土庙，门上边悬着一块横匾，上书三个大字：虎山庙。她们被带进庙里，不觉一怔，原来里边已经关押着几十个集中营的难友，分别被持枪的特务、宪兵看押着。瞿淑急忙向人群里四处搜寻，她的亲人是不是也被押到这里来了？
　　门口有人在喊她们的名字，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去，刚跨出庙门，还未站定，冷不防几个躲在一边的大汉一拥而上，抓住了姑娘们的胳膊。她们竭力挣扎、反抗，一条条绳索已把她们的双手紧紧反绑起来。姑娘们用脚死命地踢边上的人，怒声地嘶喊。这一切当然无济于事，她们哪里是这帮职业杀人犯的对手！
　　姐妹们一个个踉踉跄跄地被推到了茶树林前一片草地上。朦胧中，远处草地上已站着一些被反绑着双手的人。周围刹时出现了奇异的可怕的沉寂，甚至听不到一声呻吟或呵斥声，空气似乎凝结了。
　　李捷站在姐妹群的最边上，她仰脸看了一下远处雾蒙蒙的武夷山，默默地流下了两行眼泪。这不是示弱，这是年轻的妈妈在向远在江南的母亲与两个孤儿作最后的告别。被反绑着双手的瞿淑，仍然在寻找她的丈夫，她怎么也不甘心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不能见亲人一面。可怜她不知道，在她到来之前，她的革命伴侣薛克白已经长眠在草地的另一角。
　　一阵尖利的呼喊声打破了沉寂，呼喊声是从站在徐瑞芳旁边的杨瑞年大姐那里发出来的，这个倔强的镇江姑娘或许发觉，她留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能放过这最后的一分钟。她死命挣扎着，用全部力量，发出了临终对旧世界的抗议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徐瑞芳的大眼睛里含着泪水，也跟着大姐喊出了同样的吼声。撕心裂肺的阵阵呼喊声冲出沉寂的山谷，震撼着高耸的武夷山……密集的枪声响起，七姐妹倒在血泊里。
　　时间已近黄昏，屠杀后，刽子手们扬长离去。一抹惨淡的夕阳洒落在遗体狼藉的虎山庙前的草地上，一阵阵晚风吹过茶树林，传来了呜咽声，——那是祖国母亲在为自己不幸的儿女们哭泣。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942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