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冒险翻译出版《论持久战》的余姚名人

2021年1月6日的“档案春秋微信号”刊登了余姚名人邵洵美冒险翻译出版《论持久战》的旧闻。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日子里，重温抗日历史，有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有关中国革命现状和前途的重要论述。自发表后，这部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政治军事的经典之作。但最初的英译本也是历经艰险的。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讲演。陈云听了讲演后，感到毛泽东的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毛泽东还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可是，鉴于延安当时的条件，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许多干部仍然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于是，毛泽东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行，不光在根据地，而且还可以发到国民党统治区。
　　程思远曾回忆说：“《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党组织决定将该著作尽快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经过慎重考虑，把翻译《论持久战》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名叫杨刚的女地下党员。
　　杨刚原名杨季征，又名杨缤，祖籍湖北，1905年1月30日出生在江西萍乡，父亲任江西道台（地区行政公署长官）。杨刚五岁念私塾，开始接受人生最初的启蒙，她从小性格刚强果敢，对封建大家庭中的种种阴暗怀有深深的不满。1922年，她进入江西南昌葆灵女子学校，更是对整个社会的状况有所了解，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忠实的追随者。
　　杨刚接受《论持久战》的翻译任务时，不过三十多岁，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她是周恩来赞赏和信任的人。因为工作关系精通英语，杨刚社交范围很广，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就是其中一位好友。此时项美丽和邵洵美刚刚在上海创办了英文版刊物《直言评论》，三人一致认为《论持久战》在《直言评论》发表最为稳妥，因为该刊虽为邵洵美出资，但登记编辑人、发行人为美国人项美丽。
　　邵洵美（1906—1968），生于上海，祖籍余姚。诗人，作家，出版家。他家境殷实，祖父是晚清重臣邵友濂，外祖父是晚清首富盛宣怀，他生在这样的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也早早地遇到了自己的爱人——盛佩玉，结婚生下一男四女。他曾留学英伦，早期主编有《狮吼》 《金屋》等杂志，1933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论语》 《时代画报》等九大刊物及《新诗库丛书》 《自传丛书》等，其影响延续至今。因为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背景，他熟识许多在上海的英美人士。1935年，埃米莉·哈恩初逢邵洵美，就立刻被他的容貌和气质所打动。这对异国男女彼此欣赏，不久就在上海滩演绎了一曲历时7年的跨国“惊世恋情”（最后邵又回到发妻身边）。邵洵美替她取了个动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他们在1938年9月1日创办并主编《自由谭》即《直言评论》中文版，旗帜鲜明地提出“追求自由”。
　　听说好友杨刚冒着被日军发现逮捕的危险翻译毛泽东的一部著作，项美丽不假思索地就把她掩护在自己家里。那幢绿树掩映中的花园小洋房静谧又安全，杨刚看过之后觉得很满意。不久，她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就搬来这里，楼上靠西边的一个房间成了她的工作室和起居间。有了相对安全和安静的空间，她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几番通宵达旦，杨刚出色地完成了《论持久战》的翻译任务。
　　这期间，杨刚在这里认识了邵洵美，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她常请邵洵美一起斟酌字句。为了赶时间，在全文还没有译完的情况下，即送《自由谭》 （英文版）开始连载，邵洵美并为此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由此，《论持久战》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先传播了起来。于是，杨刚和党内同志决定把这部译稿的秘密印刷和其后的散发工作郑重地托付给邵洵美，邵洵美冒着危险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在和邵洵美、项美丽相处的那段日子里，杨刚对邵洵美有了更深的了解。许多人都以为邵洵美是公子哥儿，更因为他在鲁迅的文章中被称为“富家的女婿”而受到另眼相看。其实，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
　　邵洵美、项美丽不仅为杨刚的翻译提供了安全的场所，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还给予了她多方面的帮助。《论持久战》全书还未译完，邵洵美就已经安排在《直言评论》上连载了。《论持久战》在《直言评论》上从1938年11月1日到1939年2月9日分四次连载完毕。后邵洵美又提出出版英文单行本。为此，毛泽东特地为英文单行本写了一篇约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其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由于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不能印制外文书籍，邵洵美在接下任务后，就将译稿秘密委托给与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素有往来的一家印刷厂。历时两个月印出书，32开本，共500册。封面白底红字印着英文书名《论持久战》以及著作者“毛泽东”几个字，朴素大方。为掩人耳目，500册书全装在项美丽的自备车里，邵洵美则亲自开车，运到项美丽住所先藏起来。书秘密发行了，通过策划决定分几个渠道散发出去。
　　一部分由杨刚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主动承担；一部分由项美丽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作掩护，托时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见习领事华尔夫送出去。华尔夫是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碧眼金发，朝气蓬勃，是项美丽家的常客，小伙子非常信任和崇拜项美丽，欣然担任起了义务发行员。还有一部分则是由邵洵美和他的助手王永禄“暗销”出去的。
　　每当清晨和深夜，邵洵美驾驶着豪华的轿车悄悄上路了，在上海西区虹桥路、霞飞路等外国人聚居的僻静马路上开来逛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有钱的公子哥儿闲得无聊的玩乐之举，实际上王永禄带着书坐在后座上，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等到四周不见人时，邵洵美就迅速把车停下，王永禄则拿上早就准备好的书敏捷地跳下车，飞奔到外国人的住宅或公寓门前，往每个信箱塞进一本书，又立即返身上车而去。
　　当时，毛泽东的作品被当局视为禁书，《论持久战》的连载和英文单行本的发行，让日本特务机关盯上了邵洵美情侣。事实上，《自由谭》因连载《论持久战》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特别“关注”。他们似乎从这对不寻常的情侣身上嗅出了异味。
　　终于有一天，一个自称是日本某通讯社记者的人约见了项美丽，询问《自由谭》的编辑、出版情况，并警告她要改变办刊方针，对日本要“友善”……1939年3月，在日本军方的横加干涉下，邵洵美情侣创办的《直言评论》和《自由谭》被迫停办。
　　邵洵美是诗人，也是出版家，曾从德国进口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器，且散尽万金，出版了诸多报刊和书籍，他最大的贡献是凭借《自由谭》，向读者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的作品。《论持久战》英文本在海外的发行，得到国际上进步人士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都有这本书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