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1921年7月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除了有几次为时很短暂地迁离上海外，一直都设在上海。
一
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自然是党的创始人选择的，而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则是与上海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分不开的；是与工人阶级的集中、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力量的汇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重要的因素分不开的。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则最早在上海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
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1920年3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以及组建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是否成熟。维经斯基一行抵达北京，结识了李大钊，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上海找陈独秀。双方通过交流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革命情况，商讨发起在中国创建共产党。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老渔阳里（后改称裕德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的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地指导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更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继续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经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积极努力，正式成立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逐渐成熟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了。1921年6月3日，经列宁推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抵达上海。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科尔斯基为接替维经斯基的工作也到达上海。他们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汉俊、李达取得联系，经商讨并同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即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派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中共一大不仅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而且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与分析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社会的各类矛盾和处理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1922年1月，党的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所指出的，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解决中国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
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在武汉、北京、济南、广州、长沙设立了5个分部，上海由书记部直接领导开展工作。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从上海迁到北京，上海另设立分部。自成立之日起直到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书记部一直是中共领导职工运动的公开合法的领导机关，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
1922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同时又强调“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二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二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成。
二大召开后不久，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举行会议（史称西湖会议），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的建议。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据此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同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做出了正式的决定，虽然规定“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党员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实现后，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很快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也日趋复杂化，中国革命面对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以回答。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同时，还强调党的“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二
如同中共在上海诞生不是偶然的一样，将早年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也不是偶然的。
从1921年到192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6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有3次即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中共四大是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三大与五大分别在广州和武汉召开，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便又迁回上海。中共六大是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的，会议期间，上海仍有留守中央，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六大后，中央机关仍在上海。位于云南中路与福州路交汇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中共六大后设置的，驻扎了三年多，是目前所知党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机关。中央政治局在那里举行过很多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等经常在此秘密办公。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这个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也是艰辛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时期。党在上海领导了一系列重大的斗争，也包括领导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党的队伍自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得到了发展壮大。
中共四大召开后不久，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发起的五卅运动，揭开了全国范围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参加了运动。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在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下，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进行北伐准备了后方基地。
在沿途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迅速高涨。五卅运动后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在中共领导下，也重新高涨起来。1926年秋到1927年春，上海工人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阶级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并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也称市民政府）。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也相继以“清党”的名义大肆捕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在紧要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于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未能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党指明方向，未能制止局势的继续恶化。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
为了纠正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
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10月从武汉迁回上海。直至1933年初迁往江西中央苏区，中央领导机关一直设在上海。在敌情严重、社情复杂的上海，党中央领导全党为复兴革命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以不屈不挠的抗争回应国民党的屠杀。中共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恢复党的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尽管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革命形势仍然处于低潮。但是中共中央没能正确判断革命形势。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惨痛失败的教训，使得这次错误至1928年4月，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左”倾盲动错误后，新一届党中央贯彻六大争取群众的总路线，强调深入群众，领导日常斗争，加强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开始重视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革命局势出现了新的生机。
党中央加强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布尔塞维克》 《红旗》 《斗争》 《党的建设》等党报党刊，团结左翼文化人士，成立左联、社联等革命文化团体，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推动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
隐蔽战线上，中央特科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支持与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又一次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9月下旬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领导，3个月后的六届四中全会又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1931年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被捕叛变。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博古负总责。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高举抗日旗帜，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但由于继续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严重地影响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也使党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已难以在上海继续立足，于1933年1月迁往江西，中国革命开始了更加艰苦与艰巨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