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三位新四军老战士为《皖南事变新四军人员搜录》所作序言）
新四军是处在敌、伪、顽夹击的环境中经历了复杂艰苦的斗争才发展起来的。它从游击队成长为正规军，又成长为华中地区抗击牵制日伪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建立了多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对敌占的南京、上海、徐州、武汉、杭州等城市战略包围的态势，使敌人感受到很大威胁。由于敌我力量消长对比的变化，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战略总反攻的前一年就展开了局部反攻。这一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由被动转为主动，改变华中军事格局的变化过程，总共只用了约7年的时间。这一奇迹般的表现，使人们甚至敌人都感到惊奇和钦佩。
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间新四军共作战24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47万人。但单纯这个数字尚不足以全面反映新四军在抗战中所取得的综合成绩。从华中来说，16万日军和35万伪军分散驻扎在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徐州、合肥、安庆、扬州、连云港等大小城镇和交通线上的据点里，兵力分散。其中80%被新四军包围着或牵制住，从1943年对新四军的大“扫荡”和“清乡”遭到失败以后，已没有进攻的力量，只能龟缩在据点内固守，基本上处于守势地位。所以，新四军是华中抗日力量的真正代表者和胜利者。
新四军对抗战的贡献，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都很显著。
新四军华中抗战军事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开始阶段以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的斗争策略打击敌人，鼓舞人民抗战的信心。以后逐步发展到攻坚战、运动战，牵制了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侵华日军主力，支援了全国主要战场的对日作战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而成的。在1938年4月集中时，只有1万余人，6200条陈旧的枪支。开始组成的4个支队，3个支队在皖南和苏南，1个支队在皖中。这样的队伍上战场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交锋，力量对比悬殊。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当时确定以分散打游击为主的作战方针，采取积小胜为大胜的斗争策略。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3个连兵力）进入江南打的第一仗，就是在镇江附近的卫（韦）岗伏击公路上日军汽车队的游击战。该战取得击毙敌军官2人、士兵10余人，缴枪10余支，击毁汽车4辆的胜利，战斗共打了4个小时，新四军仅牺牲了1名战士。在挺进敌后的第一年里，这样的游击战虽战果不算很大，但却使敌军很恐慌，对新四军这样“非正规”的战术非常害怕。自新四军打了几个胜仗后，敌军少数人再不敢离开据点下乡来奸淫抢掠了，这在敌后人民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增强了人民抗战的信心。人民群众还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新四军纪律严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民不扰民，和老百姓见过的其他军队不一样，此后人民群众开始信任新四军。通过广泛宣传抗日，开展统战工作，在江南的茅麓公司老板主动将300名装备精良的自卫武装交给新四军陈毅部收编，有数百人的丹阳自卫总团和自发的民间武装等也纷纷找上门要求接受领导，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在这有利形势下，陈毅等不受国民党规定不许扩兵的限制，武装力量有较大发展，战斗力也得到提高。在挺进敌后第二年的1939年，在茅山地区，新四军就能以两个团的兵力集中打运动战，经24个小时的战斗，将下乡“扫荡”的日军170人全歼，并生俘3人，这次空前的胜利被称为“延陵大捷”。以后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升到能攻击筑有坚固工事的日伪军据点。那时新四军虽然还没有火炮等重武器，但由于开展“军事民主”，发动基层指战员献计献策谋划克敌制胜良策，部队上下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采用挖地道逼近敌人然后用炸药、地雷爆破等方法突破，很有成效，所以能把根据地周边的据点逐一攻克，扩大了根据地。
1941年至1943年间，日伪军以千人至万人的规模频繁向苏中、淮南、淮北、苏北、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短暂的“扫荡”，均被新四军一一粉碎。1943年日伪还在苏中的南通地区搞“清乡”，用500万根毛竹筑成总长有150里的竹篱笆，以竹篱分割成块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剿，但遭我发动军民在一夜间全部烧毁，同时摧毁几十个日伪据点，使敌人的“清乡”行动完全失败。在敌人历次“扫荡”中，尤以将新四军军部为目标的对盐阜区的两次“扫荡”规模最大。第一次是在1941年6月，由华中的日伪军17万人从南面分四路直扑盐城，但军部已转移到阜宁西乡，使敌人扑了空。这时新四军一师在苏中发动攻势牵制敌人，围攻敌人后方老巢泰州和泰兴，并收复黄桥，使敌人首尾难顾，不得不回撤，留下盐城等几个据点就结束了“扫荡”。第二次是在1943年初，敌人接受上次失败教训，以华中和华北（徐州、海州）方面共2万余人的日军协同从南北两面以及由海上向西同时围攻，企图一举将新四军军部和残留在苏北的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全部消灭。但新四军军部早已先转移去了淮南，韩部也在我军帮助下通过我区去了淮北，敌人又扑了个空。敌人在根据地内建了几个据点，企图建立伪化区。由于淮海、淮北、苏中等新四军的配合，对敌军后方发动进攻，扯了敌人后腿，盐阜区我军也开始反攻，拔除敌人安插在我中心区的据点，使敌人不得不撤走，历时63天的“扫荡”即被彻底粉碎。这次“扫荡”是日伪对我华中抗日根据地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也是最后的一次“扫荡”。此后（1943年年底）敌我斗争形势发生转折，敌人再也没有力量向我大举侵犯了，几个根据地基本上处于相对平静状态。
1944年2月，一师粟裕指挥的围点攻坚打援的“车桥战役”，是新四军从被动转为主动，进行局部反攻的一个标志。一师部队在三师部队配合下（攻打涟水城牵制敌人），历时3天，全歼日军大队长（大佐）以下460余人、伪军500余人，生俘日军24人，并缴获平射炮等大批武器。敌人遭此惨重的失败，按惯例日军是一定要报复的，但此次敌人却没敢报复。所收复的车桥、曹甸这一新区，成为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一直到抗战胜利。另外还可以举更有力的例子说明：新四军军部1942年12月从盐阜区移驻淮南根据地的黄花塘后，直至抗战胜利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没有迁移过，在这里大办学校，内部整风学习，大搞生产运动、部队整训等等，巍然不动。这里距南京城日军总部仅100公里，距盱眙县城敌人据点只有30公里，但敌人未敢军事进攻或军事骚扰，因为日伪军已经没有力量主动进攻，只得采取固守据点，维持岌岌可危的局面。
新四军军部根据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新形势，于1944年部署了局部反攻，派遣一师粟裕率三个旅过江南下苏浙皖边区，建立苏浙军区，使苏南与浙东根据地连接起来；命令四师彭雪枫率两个旅越津浦路，去收复1943年日伪军进攻时国民党军占领的豫皖苏地区；抽调三师两个旅去淮南，配合罗炳辉的二师去津浦路西，收复被日伪顽占领的我路西根据地；同时着令将各根据地内残存的敌伪据点扫清，使根据地连成一片。新四军这一攻势，加之担心美军未来有可能在中国苏浙沿海登陆，与新四军联合进攻日军（这时曾发生美空军B-29飞机从大陆湖南起飞轰炸东京，回程时飞行员因事故迫降苏北和浙东根据地，受到新四军援救的事件），令日寇惶惶不可终日。意、德法西斯相继战败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同盟解体，日本侵略者自知难逃覆灭命运，但又想捞根救命稻草，于是想与新四军谈判求得局部和平。南京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1945年6月间，秘密派三个军官到淮南根据地六合县竹镇找新四军联络，要求新四军派代表去南京与日方谈判，惟恐我方不相信，表示三人可暂作人质留下。我方为弄清日本人这样卑躬屈膝低声下气迫切要求的真实意图，经向上级请示，批准派扬帆同志去南京摸底。经摸底了解到日军拟以让出八个县城为代价，要求新四军停止向日军作战，其目的是为了应对可能将面临的美军登陆，防止新四军与美军联合夹击日军。当然去人不会答允便回到军部汇报，后不久即因日本在“八一五”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此事再也没有了下文。问题是以前一贯骄横暴戾、傲视新四军的日本军人，为什么现在会低声下气主动向新四军求和呢？究其原因：一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国内抗日力量愈战愈强，令日寇感到末日临近；二是新四军已在抗战烽火中成长为一支近在咫尺且又难以战胜、令日军食难安夜难寐的威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冈村宁次对新四军指挥机关不敢下手攻击，最后竟向新四军乞求的根本原因和历史背景。日寇这一异想天开的拙劣行为，恰恰从另一面为新四军在抗战期间的军事成就作了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