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涤非与上海解放之初反特斗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这个新生机构面对着极为严峻的斗争形势，肩负着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维护城市社会治安、打击敌对势力的重大责任。
　　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城市，帝国主义列强长期盘踞在租界，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为了维护他们各自的既得利益，对新生政权抱着极端的敌视；同时上海也是国民党政权在溃退前重点布置潜伏特务组织最多的地方，他们不甘心失败，猖狂地反扑，有组织地策划暗杀、爆破等活动，编织破坏社会稳定的谣言，严重搅乱社会治安。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新上海的公安干警凭着忠诚、勇敢和智慧开展反特斗争，将敌对势力的阴谋粉碎在萌芽状态，为新生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一、反特形势极其严峻

查阅上海市公安局的历史资料时可以发现，李涤非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一系列重大反特案件的侦破都有他的身影。李涤非作为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又被组织上安排任主管情报工作的第二室副主任和市公安局机关党委委员。显然，他是在扬帆的领导下，直接负责情报系统的协调和掌控。
　　为了便于抓捕工作开展和后勤保障等需要，反特及情报机构放在上海市公安局编制内，单独成立了社会处，扬帆兼任社会处处长，下设室、科、股等组织机构。第一室主任李涤非（后石光接任），第二室主任田云樵，副主任郭曼果和李涤非；第三室主任王征明，副主任刘友谅。对社会处工作人员的政治审查是非常严格的，进入社会处编制的必须是共产党员。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反特情报干部身份需要隐蔽，在社会上收集情报和联系各类情报人员都必须保密，因此，社会处没有在公安局机关内办公，而是在社会上设立了多处不挂牌子的办公地点。
　　社会处成立后，面对的是国民党在上海多年苦心经营的特务组织，这些特务组织极其庞大复杂，有职业特务5000余人，外围分子1.53万余人。而社会处的反特人员绝大多数是南下接管干部，本身对上海是人生地不熟，特务分子潜伏在茫茫人海中，如何挖掘这些潜伏特务真比大海捞针还难。在根据地，到处都是乡里乡亲，知根知底，一有外人进入很快会引起群众注意，但是在上海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人们之间大多数是不认识的，很多潜伏特务在准备潜伏时都做了精心伪装和职业掩护，往往单位同事不知情，街坊邻居更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因而很难举报。
　　扬帆经华东局批准，组建了归第二室领导的情报委员会，该情报委员会就是运用党的强大的政策攻势，通过在丹阳向我投诚并愿意戴罪立功的胡钧鹤、徐汉光、孙洵等人，联络他们熟悉的敌特分子，经过现身说法，迫使部分敌特分子秘密自首，经过再教育和培训，成为公安局情报系统控制的特情人员；或者，通过秘密逮捕，促成一些敌特分子秘密为我方工作，特情人员利用原先工作环境积累的资源，提供潜伏特务和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的线索。这就是“以特反特”。
　　在这场看不见滚滚硝烟，听不到隆隆炮声的暗战中，较量的是智慧，争夺的是情报。李涤非主管社会处情报系统工作的协调和参与决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1950年2月以后，社会处改组为政保处，原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室改组为情报科，情报委员会改组为情报室，昔日的战友们，工作岗位变动很大。但是，情报系统这条线还是李涤非负责，他兼任情报科科长、情报室主任。上海公安创建反特及情报系统，李涤非是开创者之一，也是以开创者的身份坚守岗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他掌握的情报委员会，在上海隐蔽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潜伏特务和秘密派遣特务遭到毁灭性打击。
　　让我们从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中，揭开这场斗争鲜为人知的一角。

二、“以特反特”擒获杀手

在社会处侦破的几件大案中，秘密使用的特情人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如侦破“金牌杀手”刘全德刺杀陈毅案。刘全德早年是工农红军的保卫干部，有百步穿杨“神枪手”称号，曾在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他被军统逮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叛变当了特务。刘全德因多次出色完成戴笠交办的刺杀任务，成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功臣。毛人凤对刘全德寄予厚望，委任他为“上海特别行动组上校组长”，交办刺杀陈毅的任务，限期6个月完成，返台后可得千两黄金的奖赏。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电告：“台湾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派遣军统特务杀手刘全德潜沪，阴谋暗害我军政首长，希即注意提防。”紧接着，公安部再次电告：“刘将于十月底从舟山动身，与刘同来我区活动者尚有其他匪特多人，希即注意侦捕。”与此同时，杭州市公安局函告：“刘已受保密局之命潜回活动。”
　　社会处接到公安部通报，也迅速通过安插在舟山（尚未解放）的特情人员进一步了解刘全德的行踪和任务。很快消息过来了，“刘全德受命暗杀陈毅市长，已搞好两只船，装了白糖，即日启程潜沪，与刘同行的还有一名军统特务。”
　　扬帆获知了确切的情报，深感责任重大，第一时间就将敌情向陈毅、潘汉年作了报告，听取指示后，随即召开社会处科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转达市委指示。要求一手抓侦捕，一手抓防范，确保首长安全。扬帆再三强调，“随侦随破”见面就抓，先发制敌，务必在敌人下手前将其抓获，绝不手软。
　　二室特情人员中有认识刘全德的，全部撒出去，搜寻线索，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必须立即报告。从11月4日起，先后有几个特情人员报告，他们已在马路上和电车上见到刘全德，特别是有一名特情人员在武康路陈毅市长住处附近遇见刘全德。
　　刘全德虽然化装成糖商，但是他并没有在10月30日跟船一起进上海，而是在11月2日秘密潜入上海，并且已经向目标不断逼近。在潜入上海后，刘全德经过化装，居然在大白天混进了市政府大楼，对陈毅市长的办公室、行走路线、会议室的位置，警卫人员的位置以及自己打算射击的方位、撤离现场的路线都画了草图。
　　社会处的领导们特别重视特情人员收集到的情报，针对特情人员提供的刘全德在沪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反复梳理，分析排队，寻找案情重点突破口。长乐路某弄某号姜冠球家，是刘全德的干妈家，姜的邻居胡素贞是刘的女朋友。此外，西藏路国泰戏院老板张春帆是刘全德的江湖朋友，他家适合对刘全德的掩护。另外一个重点是山西路某号内衣店主史晓峰家。此人是刘全德在汪伪政治保卫局的同事，刘暗杀余玠后，曾在史家藏匿好几个月，未被日伪发现，可谓生死之交。还有就是住大通路某号的刘林鹤。他也是刘全德的密友。
　　对以上四个人的住处，社会处派出认识刘全德的特情人员作眼线，全部建立流动和固定监视哨，24小时严密监控，等待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刘全德。
　　秘密自首的陆仲达、高激云被纳入特情人员，经教育培训后被秘密使用，他们所认识的一些潜伏特务被严密监控着，平时陆仲达和高激云还经常与那些潜伏特务走动联络，这些潜伏特务都不知道陆和高已经秘密自首了。这两人都是刘全德的旧交，这次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二人须想出各自的借口，全面走访刘全德在上海的所有社会关系，主动出击，寻找刘全德的蛛丝马迹和藏身之处。
　　陆仲达和刘全德早在1943年就已相识，当时两人都在汪伪政治保卫局担任伪职。抗战胜利后，陆仲达成为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调查科情报股警探，刘是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毛森手下的骨干，两人之间又多有交集，渊源颇深。
　　陆仲达接受任务是11月8日，当天晚上就主动去了姜冠球家。本想摸到点情况再回去汇报不迟，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刘全德，陆仲达不觉一怔。随即赶紧调整情绪，假意跟对方寒暄，说些好久不见的客气话。乍一见到陆仲达，刘全德有些惊恐，立即向窗外张望，见没有可疑的动静，才稍稍宽心。
　　两人拱手行礼，坐下。为掩饰不安，刘全德张嘴道：“我刚从舟山过来，想找个熟人介绍，去公安局自首。”陆仲达假意诉苦：“我也失业了，今天过来，就是想找老朋友问问，有没有关系帮忙介绍一个工作。”看得出，几句寒暄打消不了刘全德的戒备，他眼中流露出的全是浓浓的警惕。几句话过后，刘全德就起身要走，边起身边示意陆仲达一起走。陆仲达没办法，只好跟在他身后。
　　出门的时候，环顾四周，文元坊里灯影朦胧，辨不清远近交替的一张张面孔，陆仲达暗悔孤掌难鸣。如果就这样一直跟着，肯定会让刘全德起疑，但如果要扭送，陆仲达又担心自己孤身一人，唯恐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刘全德。犹豫再三，拐上长乐路的时候，陆仲达决定从长计议，先放弃，以免打草惊蛇，便借口要去访问另外一个朋友，与刘分手。文元坊出入人员较多，陆仲达与负责监视姜冠球家的外线事前也没有通气，联系不上，双方没有呼应，已经入网的“鱼儿”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了。
　　但是，秘密自首、秘密使用的特情人员已经与刘全德打过照面了，说明社会处领导们采用的策略方向是对头的，派遣特情主动出击的决策完全正确。这次巧遇至少证实了两条：一是刘全德的确进来了，就在市区；二是他果然还在依托过去的老关系进行活动，跳不出这个圈圈，而他这个圈圈内的老关系基本上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抓他是早晚的事。这次只是内部没有协调好，没有当即抓捕刘全德。
　　随即，高激云提出，他想去山西南路史晓峰家看看，这个人当年掩护过刘全德，交谊很厚，刘全德很可能去。高激云、史晓峰、刘全德三人都是在汪伪特工总部共事时认识的。高跟史的关系特别好，常有来往，而刘跟史则有生死之交，刘全德刺杀余玠后敢于在史家一藏几个月，足见两人关系之铁。对此事，史晓峰一直守口如瓶，唯独悄悄告诉了高激云。此三人就是这么一种彼此牵连的三角交情。
　　11月9日下午，高激云去了史晓峰家。史家在山西南路临近四马路（今福州路）处开有一爿内衣店，楼下铺面，楼上住家。高激云还在楼下内衣店门外张望的时候，史晓峰已经先看到了，主动过来跟他打招呼。高激云作出很高兴的样子与史晓峰打招呼。史晓峰回应着，并又回头指点道：“你看看，那是谁？”高激云循声望去，迎面走来的竟然就是高激云千寻万找的刘全德。刘全德果然没有跑远，兜来转去总是离不开这一圈老关系。
　　高激云大大方方地在史晓峰家与刘全德、史晓峰一起吃饭喝酒。约晚上7点后，高激云借酒喝多了要回家休息为由而告辞。这次高激云决意不能放过刘全德，他在马路上看到二名巡逻的交警和两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他赶忙上前说明情况，二名交警和解放军战士立刻跟随他到了史晓峰家门口。高激云让解放军和交警隐蔽在门外，他先进去查看刘全德的动向。他进门又上楼坐一会，对史晓峰说：酒喝多了，自行车不能骑了，是否能放在你这里。高激云看到刘全德也酒喝多了，已经上床休息了。高激云告辞出来后，随即带领民警和解放军迅即冲上二楼，把已经躺下睡觉的刘全德抓捕。
　　刘全德于11月2日潜入上海，仅仅7天，与自己行动小组成员还没有接上头，11月9日就被生擒。对此案的破获，公安部曾给予上海市公安局电令嘉奖。生擒刘全德一案，社会影响巨大，是组建情报委员会，对敌特人员开展秘密自首、秘密使用十分成功的案例。
　　1950年5月，曾经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特别组”上校组长朱山猿，被派往上海执行暗杀任务。朱山猿因为已从报纸上读到刘全德就是因为老关系告密而被抓，所以朱根本不敢去见以前的熟人。他在5月份派出二名助手先到上海打前站，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情报网和落脚点。谁知，他的助手一到上海就被特情发现了，扬帆指派李涤非利用特情打进二名助手身边。6月8日，朱山猿潜入上海，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即使他不去找过去的老熟人，我们的特情人员照样已经盯上他了。6月18日，在特情人员配合下，一举擒获凶悍的杀手朱山猿。他只比刘全德在上海多逗留了三天，就被反特情报机构破获。
　　国民党派遣的杀手源源不断，级别也越来越高。1950年7月，国民党苏浙特别站站长兼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携带电台7部，长短枪500余支，分别组成多股武装特务支队或行动组，策划架设电台，图谋暗杀陈毅市长和爆破工厂、商场仓库、桥梁和公共设施。封企曾是一名奸诈狡猾、极其凶残的反共分子。得到封企曾即将潜入上海，伺机对我党政领导行凶和爆破重要目标的情报，李涤非召集有关人员研究部署，利用特情人员提供的准确情报，在估计敌人可能经过的要道设伏守候，并随时研究新情况、作出新部署。由于判断准确、耐心坚守，终于将恶贯满盈的封企曾擒获。他1950年7月潜入上海，月底落网，前后不到半个月。
　　上海解放初期，利用特情破获了一系列大案，如罗炳乾案、邱信案、江知平案等，还发现破获了敌人布置在龙华机场准备向苏联专家食物下毒和爆破黄河铁路桥梁等预谋案件，并使敌人的阴谋暗杀计划破灭。全市没有一个党政军领导、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和知名人士遭受暗害。据统计，截止到1951年4月，仅仅从秘密自首的敌特中发展的特情人员就超过1000名以上，发现各种敌特线索约4000起，侦破专案约470起，占同时破案总数的45%，其中重大专案约占三分之一。情报委员会还为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工作提供线索约8000人，使得该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