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期●故事会●
在中南海周总理身边
1928年7月出生的俞标，是浙江新昌沙溪镇淦坑村人，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他1949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被选调进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在中南海度过六年岁月。每当提及这段终身难忘的经历，俞老常常会对我们娓娓道来。
紫光阁是周总理当年会见、宴请外宾和召开会议的场地，也是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三大机构分别集会和议事的共同场所（当年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尚未动工）。
紫光阁1951年进行过大修。大修工程由当时的中南建筑公司承担，他们邀集了京都有名的古建筑专家和技师集思广益，经过约半年的紧张施工，使紫光阁重现了昔日的辉煌，最可贵的是保持了古色古香的民族风格。周总理和时任上海市市长、后调政务院任副总理的陈毅，多次来施工现场视察指导。有一回，陈毅整整有一个下午，对阁殿东西廊壁上镶嵌的百来块石碑，逐一进行仔细推敲，然后命俞标详细记下哪几块应予保留，说这些有很高的文史价值。俞标深知这一指示的分量，不折不扣地照办不误。
每逢星期五，周总理只要没有特殊活动，都要在政务院会议厅主持政务会议，简称例会。每次例会，俞标必须在场警卫，从1951年起，俞标担任了政务院会议厅警务负责人。当年的政务会议大致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常务会，除总理主持会议外，有副总理、政务委员和秘书长出席；另一种是全体会议，除以上人员外，中央各部部长都参加。
1952年，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把家中自藏的三公斤黄金上交周总理，要求总理转交国库，被周总理婉言谢绝。不料过了几天，傅从居住的“小红楼”出去上班或开会不再坐轿车，而改乘三轮车了。针对这一情况，周总理在政务院全体会议上，当面向傅恳切地指出：“请傅将军切莫误解这次运动的真正意义，如果你出入坐三轮车，警卫们如何保证你的安全？乘轿车与反浪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请傅将军再不要坐三轮车了！”傅作义当场表态：“诚恳接受总理的批评！”
有一次，周总理在政务院会议厅用工作餐，那时实行供给制。他把俞标叫至餐桌边，问起每桌的伙食费开支多少？俞标当即去膳食科长那儿查询后报告总理，每桌为三十元（旧币）。总理沉思后指出“应压缩到每桌十八元”。自此，政务会议人员的伙食标准一下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挡车”事故
1950年12月1日，中南海内部启用了新的出入证，原来用的出入证同时宣布作废。这天，俞标像往常一样在蜈蚣桥检查勤务室值勤，下午4时半临下岗前，有一辆黑色小轿车从东门驶入蜈蚣桥。俞标按例拦下车子实施检查，发现该车使用的是作废的出入证，这引起俞标的高度警惕。这一情况被桥西头交通岗上的老交警发现，他迅即跑过来提醒俞标这是首长的车。俞标连忙弯腰朝车内张望，方知车内是周总理和他的行政秘书何谦，俞标当即举手敬礼将车放行。
这一过程已酿成一次“挡车”事故。按警卫条例，警卫处值勤人员或哨兵，都须熟记中央首长专用座车的牌号和特征，保证他们顺利通行。事后，俞标立即将事故的详情，分别向警卫处值班室和治安科如实作了报告。
交班后回到宿舍，俞标无心去食堂就餐，心事重重地仰靠在床上反思。想起这次犯错的原因：一是平时业务学习不专心，对首长座车不熟悉；再是思想麻痹，造成处置失当……
翌日傍晚，治安科陈群海科长来找俞标谈话，而俞标已做好了听候处分的思想准备。出乎意料的是陈科长说：“小俞，你做得对，周总理说，你这是坚持警卫原则，应给予表扬。”陈科长见俞标一脸惊讶的样子，又补充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一次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会议，列宁未带凭证就去参加会议，也曾被哨兵拦阻进不了会场。事后列宁说这个战士做得对，要给予表扬！”至此，俞标转忧为喜，有一股暖流在周身流淌，令俞标感动得热泪盈眶。
西花厅故事
西花厅，因周总理居住过26年而闻名于海内外。俞标首次进入西花厅，是奉命执行一项特别勤务——设法减轻噪声对西花厅的干扰。
西花厅西北两面分别紧邻府右街和文津街，昼夜车水马龙，喧嚣不息。某单位安装的高音喇叭，对总理的工作和休息影响颇大。于是，俞标持着介绍信，向该单位领导说明来意，得到了对方的理解并改善了音响装置。之后，俞标又奉命到府右街派出所调查居民情况，并拿出一份对部分居民搬迁的动议申请，受到北京市委的重视和批准，初步改善了西花厅周边的环境。
1954年，西花厅进行修缮，但总理坚持不让修，连地毯也不许铺。“可是，屋子太潮，您又不让翻修；首长们来开会，要连累他们犯腰腿疼的！”卫士们据理力争。总理望着卫士沉思良久才说：“那好吧，办公室里铺地毯，来客可共同受益，但卧室内不准铺，以免浪费。”这样，才勉强铺了一块地毯。
由于地面潮湿，周总理常闹腿疼，办公室内的地毯也生了虫子。何谦秘书看着心疼，跟邓大姐通气后又向周总理提议：“房子太破旧了，应该维修，否则房梁塌下造成更大损失。”周总理望着蛀蚀的房梁，终于点头说：“正常维修是必要的。这事就由你来办。但要注意节约。”何秘书连忙接口说：“那就趁你外出时安排维修。”
1954年4月下旬，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有关部门决定对西花厅进行简易修缮。修房民工需要每天进出中南海，警卫处再次配合何秘书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次简修主要翻掉大块青方砖，换上了粉红色的小缸砖，截接了已腐烂的柱子，粉刷了墙壁，油漆门窗柱子，改善了取暖及通风设备。经过这一番简修，比以前要明亮、干燥、整洁多了。这次修缮只用了二十多天时间。
周总理回北京时，修缮工作已经结束。他看了修缮后的房子说：“为什么要换上新的窗帘布，原来的窗帘布不是好好的，仍然可以用嘛！这是谁出的主意？”在场的何谦回话：“是我的主意。”俞标附和着说：“是我们的共同主意。”总理严肃地说：“换上原来的窗帘布，新的窗帘布由你们去处理。”
这次修缮是由何谦负责，俞标受警卫处的指派参与此事。修缮工人由俞标到中南建筑公司经过政审挑选出来，工人每天上下班出入西花厅和政务院西门是由俞标接送的。
西花厅绿化面积大、品种多，尤其是周总理最钟情的海棠花，在花树丛中出类拔萃。每年5月，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时，周总理和邓大姐就会邀请李富春夫妇、薄一波夫妇、陈毅夫妇、郭沫若夫妇、何香凝女士等宾客，一起共赏海棠，合影留念。有时也请一些友好国家的使节前来赏花。1954年，周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邓大姐还特地委托信使，给周总理送去一束海棠花，被中南海人传为佳话。
建国之初，周总理为什么选择这个比较简陋、嘈杂的院落？邓大姐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曾说过：“你不是喜欢海棠花吗？解放初偶尔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院落……”邓大姐的话自然是最权威的。但以俞标这位警卫的观察，总觉得其中还有更深的原因：总理为人的准则就是“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他在中南海主持住房分配，特意把好房子让给别的领导同志，把差一点的留给自己。这再次印证了他那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崇高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