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沉默的物证说出凶案真相

已年届米寿的崔道植，是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在他长达60余年的刑侦生涯中，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无一差错。

1999年，崔道植被聘为首批“公安部特聘刑侦专家”。他至今仍在忘我工作，继续参与破获久侦未破的系列案件。曾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等称号的他，在今年“七一”前夕又被中共中央光荣授予“七一勋章”。

　　“819枪案”发生在1997年，那时紧邻着新疆大学的边疆宾馆是乌鲁木齐最大的地下换汇市场。那天一大早，一老一少两个做换汇生意的人走到宾馆旁的俄式餐厅附近，在一根电线杆子旁各自放下一只提包。年长的那个蹲下身，打开红色背包，毫无防备心地开始数满满一包大约30万元现金；年轻人的蓝包比红包略大些，估摸着蓝包里有七八十万元现金。
　　那年头银行卡尚未普及，用拎包装钱进行现金交易是换汇黑市常有之事，并不特别惹人注目。突然间，众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在宾馆入口处附近盯着他俩的男子猛冲过来，只见冲在前的高个子握着一支步枪，在距年长者后方仅一米远的地方朝他开了一枪，令其当场毙命。紧随在后的矮个子举着一支手枪，但子弹卡了壳，枪没有打响。这瞬间，给本已吓坏了的换汇小青年提供了极短暂的逃跑时机，他拎起蓝包就朝边疆宾馆那边跑去。而握长枪的高个子边追赶边扭头连放几枪，打倒了闻声赶来的一名宾馆保安。拿短枪的矮个子则趁机抢过老者装钱的红包背在身上。毫无疑问，这两人的目的就是抢钱。
　　背蓝包的小青年逃进了宾馆东楼前的停车场，惊恐万状中，他在停满车辆的停车场里东闪西躲，三绕两绕竟然没了方向感，在汽车夹缝里向追杀他的高个迎面跑去，被高个毫不留情地当场击毙。高个夺过沉甸甸的蓝包背在肩上，转身逃走，并向闻声赶来围堵的警察和路人连连开枪。趁多名追捕者中弹倒地、其他人不得不躲避子弹的当口，这2个持枪劫匪从先前观察好的一个围墙豁口跳进新疆大学校园。选择此处就因为这里是一片树林，2个劫匪在林中狂奔700米后，把红蓝两个装钱的提包，连同作案时穿的衣裤全部埋进预先挖好的坑内，迅速带枪离开树林。然后在事先踩过点的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内，把枪埋了起来，随后，他俩装作普通路人回到大街上，消失在人群中。
　　警方后来发现，悍匪白宝山从开枪抢劫到完成掩埋赃款的短短20分钟里，一共走了905米，前后开了14枪，打死7人，打伤5人，劫得约130余万元人民币。此次作案现场遗留下7.62毫米弹头4枚、弹壳12枚，它们与当地不久前发生的另外两起枪案遗留的弹壳为同一型号，是极为重要的物证。哈尔滨市公安局从事刑事技术工作的警官崔英滨告诉记者：“以弹定枪，以枪找人，这是枪案中公安刑侦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主要途径。”
　　枪案发生当晚，公安部一位领导将电话直接打到崔英滨的父亲崔道植在哈尔滨的家里：“新疆枪案现场遗留的弹壳底部带有75-81标识，和去年北京、河北7起枪案现场遗留的弹壳标识相同。您能不能根据这些弹壳和弹头，确定作案的枪种，确定是不是同一支枪？”崔道植略一思忖：“这个能够鉴别，但是有一点经验才行。”已经退休2年的他，立即乘飞机赶往乌鲁木齐。
　　为什么“以弹定枪”这么难，还得惊动已退休的崔老？“现场遗留的弹壳和弹头都是7.62毫米步枪子弹，但当时国内能使用这种子弹的枪支共有4种：56式自动步枪、56式冲锋枪、63式步枪、81式自动步枪。北京警方对在北京、河北发生的7起枪案的认定是81式自动步枪打的，而新疆警方则认为‘819大案’作案的枪支是56式半自动步枪。”崔英滨说，“如果物证检验认定是同一支枪打的，那警方应将北京和新疆的几起枪案并案侦查。”
　　为什么“并案侦查”更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崔英滨说：“举个简单的例子：甲案发生时，现场获得了嫌疑人的眼睛、耳朵、外套和身高的信息；乙案发生时，现场又遗留了他的鼻子、嘴巴和鞋子的信息。如果两案是同一个嫌疑人，警方一并案，这些信息叠加后嫌疑人的全貌就出来了。”
　　崔道植由此介入这起大案的侦破工作。这起持枪杀人抢劫案被列为“1997年中国刑侦一号案”，而国际刑警组织将他列为当年第三号刑侦重案。
　　年已63岁的崔道植庄重地坐到显微镜前，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64次比对，整整3天2夜，终于完成了对新疆和北京两地遗留的几十枚枪弹的痕迹鉴定。“56式半自动步枪弹壳上没有很细小的横向擦痕，但81式步枪留下的痕迹里面右下角有很细微且形成角度的细线擦痕。因此，新疆的3起枪案和1996北京那几起枪案的弹头、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的。”崔道植说，“枪案的证据关系到人命啊，所以不能有丝毫差错！”
　　正是这一结论，确定了并案侦查的大方向。专案组分析：北京和新疆两地相距3000多公里，什么样的人可能对两地都很熟悉？嫌疑人很可能是原籍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的服刑人员，于是嫌疑人的范围大大缩小。而此前，“白宝山”3个字还没有进入过警方的视线。9月6日傍晚，白宝山在北京家中落网。
　　1934年，崔道植出生于吉林梅河口一个朝鲜族的贫苦农民家庭。他3岁丧父，4岁丧母，爷爷奶奶将他拉扯长大。15岁时，他就立下参加解放军的志愿，17岁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1953年12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1955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
　　由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虽有当好人民警察的心愿，但困难重重，“最初我出现场连鉴定书也不会写，所以学习的愿望特别强烈，”崔老回忆说，“当时整个黑龙江省刑侦技术人才奇缺。组织上为了培养我，1956年让我考取了中央民警干校，就是现在的中国刑警学院。之后，又送我到哈尔滨业余职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深造，学习各种和刑侦有关的知识。”崔道植于是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几十年后，回首往事，他真挚地说：“我的生命、我的知识，都是党给我的，我要报答党恩。”
　　记者没有想到的是，指甲也能成为刑事鉴定的证据。1981年，牡丹江市发生一起命案，法医在死者腹部发现一小截指甲。当时DNA技术还未进入我国刑侦领域，“指甲能成为刑事鉴定的证据吗？”崔道植提出这个设想，将此列为科研攻关的选题。当年，他将省警校4个班级200名学员的指甲作为研究样本，将学员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收集起来，观察和记录这些指甲在1年半时间里的高低线条排列。他发现，指甲的特征和稳定性与不同的年龄段正相关。发案后，越早提取的指甲越有利于认定犯罪嫌疑人。1983年，“人的指甲的同一认定”研究成果完成，成为我国刑事技术领域的又一利器。
　　2002年的一天，牡丹江下辖的县级市宁安，发生了一起凶案。报案人说他的前妻李玉金和儿子在家中被杀害。警方勘查现场后发现，被害人裸身卧床，衣物叠好后放在床边，门锁完好无损，没有撬压痕迹，可见凶手并非破门而入，熟人作案嫌疑较大。但案发现场被人故意破坏，撒有大量胡椒粉，警犬也难以发现凶犯踪迹。最终警方找到2件重大物证：半枚血指纹和一件血衣。可惜的是，采样后发现那半枚血指纹的面积太小，不具备比对价值。
　　报案人虽与前妻离婚，但两人关系微妙，离婚后仍多次在此留宿。而李玉金的母亲则一口咬定，肯定是前女婿杀了女儿和外孙！警方也发现了报案人的疑点：报案人进入前妻已被害3天的现场，竟然说没有闻到异味。前妻被害后趴在床上，按理说他看不到其胸部的伤口，但他报案时就说前妻胸口被人刺了一刀。报案人被捕，但检察院两次将案件发回重审，理由是凶器下落不明，案件的证据链多处缺失。于是此案一拖数年。
　　5年后，该县警方在清理积案时发现此案颇为蹊跷：嫌疑人有杀害前妻可能，但杀害亲生儿子则无可能。于是请来省公安厅刑侦专家协助破案。崔道植于是将这半枚血指纹放到了显微镜下。
　　指纹鉴定是DNA技术诞生前刑侦部门最重要的定案技术。指纹鉴定有个“七死八活”的规则。一枚指纹通常有150个特征点，比对中如果只能对上7个特征点的，那还不具有排他性，尚不能证明肯定是同一人的指纹；而一旦对上8个特征点的，就足以排除与其他人的指纹相同，这叫“高尔登特征”。崔道植运用他自己研制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从这半枚血指纹上面发现了7个特征点与李玉金身边一个叫崔强的男人指纹相同。虽然“七死八活”仍不能定案，但崔道植要求对崔强再做一次指纹鉴定。
　　当崔强再次走进公安局时，双手已经不自觉地颤抖，二次指纹鉴定结果出来：崔道植找到了9个特征点！原来，崔强比被害人小14岁，为了摆脱与李玉金的情人关系而下毒手。悬案终告水落石出！
　　崔道植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当处长时，他的处长办公室门上时常贴着一张条子：“我在3楼实验室”，似乎相比当处长，他更醉心于在实验室研究刑事技术。
　　1995年，崔道植退休时仍有个“心结”没有完全解开：他此前主持的“弹头膛线最稳定特征区域研究项目”虽获公安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为研究弹头痕迹自动识别技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要使弹头痕迹像指纹一样实现准确、快捷地自动比对识别，还需要将立体弹头上的痕迹转化为平面图像，才能在计算机中建立弹头比对数据库。
　　如今退休了，崔道植认为他反而有时间推进这个项目的研究了；但退休了，也意味着难以得到体制内的科研经费支持了。但他不甘心啊，于是决定自己掏钱来攻克这个难关。要将弹头上的立体痕迹转化为平面图像，必须找到能够复制弹头膛线的平面介质，为此他奔波于多个建材市场，经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金属铝箔。为此，他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日复一日地进行弹头痕迹的复制实验。经过4年多的艰苦钻研，他攻克了用特制铝箔胶片确定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难关，用他拿自己的养老金研制的弹痕展平装置滚动弹头，可将弹头膛线痕迹清晰稳定地复制在铝箔胶片上。该《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于2001年通过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如今，这项研发成果已被多地公安机关采用，于是就有人善意地建议崔道植去申请发明专利，而崔老总是豪爽地回答说：“既然大家都在用，我就干脆放弃专利权。只要这个对破案有利、对国家有用就行！”
　　“母亲和我们兄弟3人，从心底里是敬畏我父亲的。”崔英滨告诉记者，“在我的印象里，我从小到大，父亲每年出差时间至少有200天。母亲退休前是省医院物理诊断科脑电室主任，她也是有事业的女性，但为了成全父亲的职业理想，她一辈子付出的太多太多。”
　　崔道植的妻子金玉伊原本盼着丈夫退休，但她没想到丈夫退休后和不退休没啥区别，依然是一接到通知就出差去现场。直到2017年的一天，崔道植刚进机场候机区，就发现妻子走失了。结果一家人全体出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回走失的母亲。医生的诊断是，老人家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身边离不开人了。
　　于是，为了照顾妻子，崔道植基本不出差了。2年前，他和妻子一起搬入养老院，一起搬来的还有他的工作电脑和显微镜。白天，崔老全力以赴照顾妻子；晚上妻子入睡后，他就蹑手蹑脚地起身工作。各地公安部门请他帮助鉴定的物证，他依然一丝不苟地按时给出鉴定结果。
　　“我是从事了和父亲一样的工作，才理解了父亲的，”崔英滨对记者说，“迅速及时，是刑事侦查的一项重要原则。物证鉴定事关侦查方向的确定，所以物证鉴定能不过夜的绝不过夜。而刑事发案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刑事技术民警的生活毫无规律可言。”
　　如今，崔老的3个儿子都是优秀的警官，崔英滨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哈尔滨大工匠”等荣誉。2020年，公安部又授予他“全国百佳刑警”称号。这让人想起有句话：“最深沉的爱，就是我活成了你希望的模样。”

崔道植，这位入党60多年的87岁的老党员，还有什么念想？他说：“生命的规律就在那里，我想赶快把这几十年的积累整理出来，希望对后面的同志有用。”每天晚上，当金奶奶入睡后，崔老的工作电脑屏幕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