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新四军老战士心向党

我今年106岁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81年了。在喜迎中国共产党100周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回忆我的革命经历，心情十分激动。1915年我出生于苏北沭阳县化南乡。上个世纪30年代的苏北，交通闭塞，土匪猖獗，再加上连年水涝灾害，国民党政府官员与恶霸地主乡保长勾结，为非作歹，要老百姓交扒河费、牛驴费、壮丁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令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当地贫苦农民占大多数，秋冬之季举家逃荒要饭才能生存下来。我和一些青年农民自发地在化南乡展开反抗斗争。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沭阳县地下党员孙廷武来到化南乡一带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经常到地下党员任延方家中，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讲：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平等？难道农民就该穷得卖田地、逃荒要饭吗？难道富人，就可以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吗？在地下党同志的启发教育下，我的思想觉悟渐渐提高了，毅然加入救国运动宣传队，带领一批宣传队员在贫苦农民中唱救国歌曲，宣传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是打日本鬼子的队伍。
　　在我们的努力下，全乡800多户人家有500多人参加抗日救国动员大会。会后大游行时，5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高举土枪和刀叉，抗日救亡的口号声越喊越响，人民队伍就这样在觉醒的呐喊中、在革命斗争中从弱到强茁壮成长。
　　1938年3月，经上级领导批准，化南乡成立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全乡四五百个农民，拿着土枪、大刀、铁叉，同反动乡保长展开面对面较量，狠狠打压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在斗争中，我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1938年冬，任延方郑重地将一张入党申请表递给我。这张入党申请表是用钢板蜡纸刻印成的，微黄的纸张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拿着手中的入党申请表，觉得它沉甸甸的，从今往后，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正当我准备把填好的入党申请表交给任延方时，他却神秘失踪了。当时，抗日救国委员会里，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同志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政治身份，也不敢询问打听，万一说漏了嘴是要掉脑袋的。入党介绍人，是上线和下线单线联系，如果个人身份暴露，将给党组织带来巨大损失。这份入党申请表跟随着我有一年多时间，开始我把它放在贴身衣兜里，时间久了怕暴露身份，就藏在家里麻秆床垫下，又怕家人把它当作废纸丢了；墙缝里也放过，高高的房梁上也藏过，甚至看到粗粗的玉米棒子，想办法用刀一点一点把它掏空，把入党申请表塞进空心玉米棒里面。总之，该想到的办法都做过了。
　　一直到1939年冬，终于见到入党介绍人任延方，我把入党申请表郑重地交给他，压在心中多日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他对我说，党组织秘密派他到山东根据地学习去了。没多久，1940年1月18日，任延方对我说：“一年多来，你在抗日救国委员会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表现突出，组织上批准你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听到他说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高兴得一下子蹦起来，拉着他的手使劲地摇晃，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共产党犹如黑暗中的灯塔，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终于走上了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道路。
　　1940年2月，在党组织领导人孙廷武的动员下，我到山东参加八路军。临行前，我一直犹豫，该不该把参军的事情告诉父母？他们会同意吗？不告诉他们，一走了之又于心不忍。我把参军的事情告诉二老，父亲说：“现在外面兵荒马乱，日本鬼子到处都有据点，而且哪里都在打仗，打仗是要丢掉性命的，还是在家里平安些。”母亲则在一旁默默地流着眼泪：“你是家里的老大，两个弟弟还年少，你走了地里的活谁来做？”父母极力劝我别走。当我说到与我一同参军的还有秦庄的四表叔等几个人时，他俩听了后，语气松软了许多，对我说，那好吧，那你就去吧。
　　第二天天没亮，我奔向集合地点，编入教导大队。部队先到顺河西周庄，晚上趁着夜色越过日伪封锁线，到达高流洗。带队的同志要求我们过铁路时不能说话、不能咳嗽，过铁路前要跑步四五里，过了铁路继续跑四五里。到了部队驻地，教导大队教导员邹祖光在队伍前训话：你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在农村自由散漫，今天是战士就要遵守军队的规章制度，如：每餐只限十分钟，立正头不能回，眼应该向前看，不能东张西望，两手放下不能乱动等。作为一名刚入党的新党员、刚到部队的新战士，我严格要求自己，向身边的党员学习，自觉遵守八路军的规章制度。不久，我得到了属于我的第一把枪——补着铁皮的汉阳造老套筒步枪。我兴奋得枪不离身。
　　1940年5月，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山东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开辟苏北战场。我所在的教导大队在江苏宿迁县境内与顽军接上火，在激烈的战斗中，战士们英勇杀敌，三团团长杨志雅负伤，部队转移到皖东北洪泽湖盱眙一带，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张爱萍司令员所部会合，编入八路军五纵队三支队八团。我任八团政治处民运股干事，主要任务就是检查军纪军规的执行。
　　1940年10月，三支队八团加入黄桥战役打增援。部队从沭阳县阴平乡火速赶往黄桥，上百里路走了整整一天一夜。夜间行军时，部队稍停片刻，人站在原地就会睡着，被后面的战士推了一下，醒来又继续赶路。前面一条河拦住了去路，全团近千人的队伍，仅靠一条船来回摆渡。第二天，等八团匆匆赶到，黄桥战役已经结束。在重建滨海独立武装中队时，我把两个弟弟和十多位堂兄弟一起拉到革命队伍里。在反“扫荡”的日子里，我们配合新四军三师十旅攻打高沟，保卫夏收，拔掉敌范场据点；配合新四军一支队沈参谋长化装抵近敌营侦察，铲除恶贯满盈的土匪王叙五。我参加过曹甸战役，在泾口战斗中我从前线下来负责掩埋6名牺牲同胞，租用民船10条运送伤员到益林后方医院。我还参加泗阳刘玗消灭反动小刀会的战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八团改编为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六团，我仍在团政治处做民运工作。之后，我奉命从部队到地方搞扩军工作，组织武装力量。经九旅司令部介绍到淮海军区灌云滨海大队，大队吴政委找我谈话，说你扩军招来的战士组建成滨海大队独立中队，你任指导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动员了20多个青年参军。当时，官田区有的地方开始伪化，排长沈必弟带队投敌。我向吴政委作了汇报，吴政委要求我在部队等分配新的工作。第二年，官田伪化区重新收复，我任官田区区队长；1943年任汤涧区治安股长、第一中心县委一支队参谋长。
　　1944年，我任汤涧区民兵大队副大队长，参加了淮海区地委开展的整风运动。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先后任汤涧区副区长、马厂区区长、钱集区区长。
　　全面内战爆发后，1947年初，我奉命在当地组织四个联防队，带领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军队打游击。1947年3月24日，我在钱集区召开全区乡干部大会，动员春耕春收，保证夏收，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的下午。这时有情报说有一个团的敌人要来钱集区“扫荡”，我当即指挥各联防队分散回乡部署反“扫荡”，我与第二联防队住在六塘河保护渡船。果然第二天五更时，枪声响起，敌人分三路“围剿”上来，我们开会的地方徐码乡副乡长眼部负伤，通信员小刘牺牲，张邘乡副乡长被俘。在以后几个月的对敌人斗争中，区乡干部、民兵牺牲的有13人，1947年6月我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1948年5月，我调任沐阳县吴集区区长。9月，我参加淮海战役，组织支前队伍，任吴集区担架运输营营长。担运营下设4个连，每个连队20副担架20辆小车，共86个人。为配合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攻打徐州，我和战士们将担架分为“大担架”和“小担架”，前线的同志倒下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抬着“小担架”冲上去抢运，待到较为安全地带才组织民工队抬着“大担架”赶到医护人员处。敌机扫射轰炸时，担架员情愿自己扑在伤员身上掩护，也要保证伤员的安全。往前线运送粮食的民工队自带的粮食吃完了，民工们坚决不吃运送的粮食，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粮食一两不缺地送到前线战士们手里。
　　在安徽梅山的战斗中遭到敌机轰炸，墙倒屋塌，我被战友从废墟中扒出后，又继续指挥民工推着小车跟着12纵队前进，直到淮海战役取得胜利。我们的小车一直推到长江边，才由其他担运团队接上。我们沭阳县吴集区担运营获得了上级领导的表彰。我回到沭阳县被任命为4区合并的吴集区的区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2月我调苏北干部疗养院任书记、副院长；1953年10月调江苏省卫生厅人事处任处长；1954年4月调上海华东局组织部财委二办工作；1955年1月，调交通部上海公路三分局政治处任党委副书记，以后在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一机部上海电缆研究所、一机部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上海电器集团公司担任领导职务。
　　1983年，我从上海电器集团公司离休，被公司聘为党委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公司党委党纪调研员、公司团委青年政治辅导员，向青年干部讲党史讲党课，和年轻的党员干部结成“忘年交”。我组织离休老干部宣讲团，深入到工厂企业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项政策。我和几位老同志编写公司荣誉册，创建公司老干部先进事迹展览室。我还被聘为静安区教育局、区老干部局的爱国主义讲师团成员。1992年，我作为上海市机电局离休干部的党代表，参加上海市第六届党代会。我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三师苏北分会老战士静安区组副组长、区老战士宣讲队队长。
　　2021年1月，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我是签名者之一。总书记在百忙中很快给我们回信。看了回信，我们倍受鼓舞。在欢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全国各地掀起学党史教育活动，如我身体可以，还想对年轻同志讲讲党史，把我党的优良光荣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红色基因永远相传。
　　（作者为今年106岁、党龄81年的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