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女儿

她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81年党龄的革命战士；也是今年年初上海46位联名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并作为10名代表之一在信上签名的新四军老同志。她就是我的母亲石丽。

　　1922年1月，我的母亲蒋淑云出生于安徽省淮河边的五河县蒋吴庄（1949年前归泗县管辖）。7岁读私塾，后在泗县界沟小学、上塘集小学就读。她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27年，她的两个舅舅因参加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杀害，表兄袁瑞生又血洒南京雨花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表兄袁硕生（共产党员）被释放回家，在他的影响下，蒋淑云立志要“像花木兰一样从军报国”。1939年冬，她耐心说服父母亲和家族长辈，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泗县一区工作队，并于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为避免祸及家人和日伪军的追捕，蒋淑云和早她几个月参加革命的恋人袁民生分别改名为“石丽”和“石峰”，一直沿用至今。
　　1940年5月，石丽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和石峰一起参加皖东北区党委在半城刘圩子举办的军政干部“随营学校”培训。石峰是青干班长，石丽是妇女班长。两个月紧张艰苦的培训结束后，母亲返回泗县，先后任多个区的妇救会主任。当时泗县一带敌我斗争形势严峻。一方面，县城已沦陷，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骚扰，地方顽固势力对共产党的活动相当仇视。另一方面，不少农民不了解共产党，被敌人散布的“共产共妻”等谣言所迷惑，见到工作队进村就回避。母亲不避艰险，深入群众扎根串连，对贫雇农和同情抗日的地主、富农、开明绅士等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坚持反共立场、迫害农民的顽固恶霸势力，则坚决打击。在她的动员下，有5名女青年冲破阻力，参加区党委学习培训，4个贫雇农青壮年参加泗西区武工小队。
　　1942年3月，她与相爱多年的恋人喜结良缘。不久，母亲调到泗西区赵集乡任总支书记，配合时任区委书记兼区武工队政委的石峰开辟新区工作。泗西区原是敌占区，敌我斗争形势复杂，日伪势力强，群众有顾虑，开展工作阻力大。减租减息使众多贫雇农获得切身利益，是动员民众拥护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环节。当时有些贫雇农怕工作队站不住脚，在地主威胁下，白天实行减租，晚上又背着粮食送回地主家。我的外公12岁害眼病，双目失明，依靠祖上留下的一些土地收租和算命为生。母亲以身作则，以民族大义说服父亲响应民主政府的号召，对贫雇农减租、减息、退地契。事迹传开后，不仅提高了她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有力地推动了减租减息运动的进程，受到区、县委的表扬。
　　在坚持皖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烽火岁月，母亲曾遭遇收编民团的反水哗变，以及日军接到汉奸告密后的扑村搜捕。她曾亲眼目睹战友被炮弹炸死在身边的壕沟里。为了跟上队伍，不给组织增添麻烦，她瞒过别人，在夜间独自跑到野外，不停地拼命奔跑跳跃，强行将婚后怀上的第一个胎儿流产。她和战友们经受住了淮北根据地最艰险的33天反“扫荡”血与火的考验。正是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她才死里逃生，躲过了一次次的劫难。
　　1945年3月，母亲被任命为泗县妇救会副主任、妇委会副书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年12月，母亲代表泗县妇救会，去江苏淮安参加苏皖边区政府召开的华中群工大会，与华中各根据地代表交流群众工作经验，还聆听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刘瑞龙等领导同志关于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工作的报告。
　　1946年夏，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向淮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华中七地委、七分区奉命北撤。石丽和石峰随队经泗阳、溧城，进入山东郯城。当时石丽已怀有身孕。不久，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北撤队伍在途中常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扫射。1947年1月3日，在山东莒县河阳，母亲生下我和哥哥一对双胞胎。战争年代颠沛流离，行军打仗，生活艰苦，两个婴儿早产（7个多月），出生体重一共不足7斤。根据上级战略部署，华中地区北撤干部继续向胶东转移。母亲和父亲商量，欲将一个孩子托付当地可靠老乡寄养。但随行人员坚决反对，他们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无论如何必须把两个孩子保护好、带出去。”当时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的弟媳妇也有一个8斤重的婴儿。母亲和她商议后，凑钱合买了一头架有两个筐的毛驴，驮着3个孩子翻山越岭，一路前行。
　　1947年6月，上级指令华东干部支援东北，父亲当时是地委干部队教导员。母亲带着不满半岁的我们哥俩，随大队家属行军，北渡渤海抵达辽宁。随后父亲出任辽宁岫岩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母亲担任县机关总支书记。在东北一年多时间里，父母亲配合东北野战军建立和巩固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参加土改和剿匪，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49年8月，父母亲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来到解放不久的上海。母亲服从组织分配，先后任职新泾区、大场区、吴淞区妇联主任和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组织科长。她怀着坚定的使命和责任感，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很快就适应了与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投身于上海郊区的新生政权建设、民主改革和恢复发展经济的各项工作。
　　1957年6月，母亲代表上海郊区妇联参加全国农业展览会，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9年7月，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视察七一公社，母亲当面向宋副主席汇报儿童福利工作、妇女“同工同酬”及托儿所幼儿保护和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此后，因工作需要，母亲又由妇联部门转到工业战线，先后担任上海人民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几十年来，母亲以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待遇得失。她先后2次主动让出晋级机会给其他同志。母亲在处级位置上干了28年，没有一次“晋级”，但毫不后悔。几次调动工作，领导有意让她担任正职，她却认为自己身体不好，担心影响工作，主动要求改任副职。
　　“文革”中，父母亲分别在各自单位受到冲击和迫害。儿女们为父母亲担忧，母亲心情坦荡地对我们说：“我和你爸爸参加革命28年，没有历史问题，不要为我们担心。要相信党和大多数群众，你们都要正常参加学校活动。我们的问题迟早终归会解决。”
　　战争年代的残酷环境和多年繁重的工作压力，严重侵害了母亲的身体健康。她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神经衰弱、高血压等疾病，长期服用安眠药。1979年后，大腿两次骨折，痛苦难忍。1997年春节前后，失眠、高血压、心脏病、胃病、腰椎疼痛疾病综合发作，接踵而来，3个月卧床不起。
　　但母亲热爱生活，始终以开朗乐观的情绪，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无论住院还是在家里，始终保持健康的生活态度，以坚强的毅力对待病魔。从起床到拄拐杖在家里走，从室内到室外下楼，一年后能够坚持行走两站路，生活起居基本可以自理。离休后，她积极参加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活动和上海人民电器厂举办的发扬革命传统的座谈会，还应邀参加安徽淮北泗县、五河县等地组织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
　　2000年，母亲亲自动笔撰写了4万字的《我的回忆》。在结束语中，她发自肺腑地写道：“我参加革命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60年了，现在年近80岁。在党的教育下，自己从一个追求理想的农村普通姑娘成长为一个党的老干部，回首往事，百感交集。60年来的风风雨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无愧于党的培养和人民的希望。我忠于党和革命事业，不计较个人得失。虽然体弱多病，但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发扬革命传统，还要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2006年6月，青梅竹马、相濡以沫的老伴、老战友石峰因病去世，母亲悲痛欲绝。2010年，89岁的母亲又完成近3万字的《难忘的岁月——相伴六十七年》。这两篇回忆录，饱含了她的信仰和理想、情怀和品质，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2021年1月初，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根据广大老同志的意愿，代表上海新四军46位百岁老战士起草了一份给习总书记的信，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角度，结合自身经历，叙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切感悟，汇报了离退休以后积极参加党史教育的情况，表达了传承红色基因、永葆政治本色，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决心。信稿送到母亲面前，她老人家欣然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2月18日，习总书记回信，老同志们欢欣鼓舞，市老干部局领导立即到医院慰问。22日，母亲在华山医院又接受电气集团慰问组采访。尽管由于肠胃疾病，喝水都呕吐，难以进食，连续两周打吊针和输营养液，身心十分虚弱，但是她坚持配合慰问组完成近一个半小时的预定采访程序。她从习总书记回信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深切的关怀，激动地说：“今年是党的百年诞辰，也是我的百岁之年。习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将革命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