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陈毅作为开国元勋，既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威震敌胆的军事家，又是中国和世界外交舞台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家。陈毅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纵横捭阖的外交场合，都抒发豪情壮志写下瑰丽诗篇，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陈毅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就任外交部长的第三天，就随周恩来访问朝鲜，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1958年2月17日，陈毅陪同周恩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发言。他对志愿军官兵说：“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要去充恩人。”“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驰名天下。一位朋友劝他不要骄傲，忠告信陵君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陈毅灵活运用策略，沟通双方思想，以便达成协议。他倡导把正式谈判同私下交往结合起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外宾交谈，主动介绍我国国情和政策，增进彼此的了解，使双方在沟通思想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办好交涉。在他的外交实践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同外宾交谈。据现有资料统计，他每年会见外宾达300多人次。他出国访问也是以会谈为主，往往寓重大对外交涉于热忱的交谈中求得解决。他参加国际会议时，也是把会上发言同会下交谈紧密结合起来，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综合各方共同意见，提出切实可行方案，取得多数代表的支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1961年5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4年4月他以外长身份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时，都是运用这种办法打破僵局，促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的。
　　陈毅以他的渊博知识、丰富经验，使双方交谈内容既广又深，引人入胜。他善于寓重要政策观点于闲谈之中，谈得既直爽又风趣，使对方听之有味，易于接受，往往在谈笑风生中，沟通思想，达成共识，既有利于发展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也增进了个人间的友谊，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陈毅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交往很广、很深。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曾对他说：“我的生活方式，我讲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一套，恐怕你不愿听。”陈毅却恳切地说：“我们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并且我认为做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苏加诺总统听了感到很亲切，后来对人说：“跟陈毅元帅谈话后，感到有股激荡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种满足。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陈毅只有寥寥数语，就可以讲清楚。”在陈毅去世后，西哈努克坚持要参加他的追悼会，在给张茜同志的唁电中说，陈毅是我们高棉人可靠的朋友，陈毅的名字将永远活在高棉人民的心里。
　　陈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外交工作。他重视理论学习，又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他一向主张，中央确定的原则一定要坚持，而实现原则的策略需灵活运用，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胜利。1961年5月，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方针，主动灵活，纵横捭阖，通过频繁的会外活动，推动会议打破僵局，圆满结束，为我国博得了崇高的国际声望。周恩来称赞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上他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协助周恩来从团结反帝的大局出发，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在会场内外同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广交朋友，说明我国的立场和主张，消除了某些国家的疑虑，为开好这次盛会作出了出色贡献，也为他后来出任外交部长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陈毅协助周恩来同许多邻国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和双重国籍等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同很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他对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更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三次访问非洲，对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他热情歌颂道：“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上重光，全无敌。”他积极参与周恩来主持制订的我国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并指出：“中国的援助与帝国主义的援助有本质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给你点奶水吃，给你点鸦片抽，你抽上瘾了，就不能摆脱我了。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们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受过这种痛苦，就不能把这种痛苦再去给人家。”这是多么高尚的国际主义胸怀啊！
　　遵照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指示，陈毅为我国民间外交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每年都要会见上百批来自五大洲的民间代表团和友好人士。他高瞻远瞩，襟怀坦荡，常以“应知重理想，当为世界谋”的豪迈气概，广交朋友，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他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善于寓重要政策观点于闲谈之中，往往在谈笑风生中，消除了误解，加强了信任，赢得了各国人士发自内心的敬佩。他曾向日本自民党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建议，“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在他的倡议影响下，中日两国围棋界开始交流互访。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的民间外交得到迅速发展，与国外的交往成倍增加，出现了“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的大好局面。
　　1958年２月24日，陈毅继周恩来之后任外交部长，后又兼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他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敌视、损害中国的言行，他敢于横眉冷对，据理驳斥，毫不含糊。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控制和威胁，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英勇气概。
　　在陈毅兼任外长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次推行“战争边缘政策”，美国一面派兵在黎巴嫩登陆，镇压中东地区的革命运动，同时唆使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还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意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黎巴嫩那样的登陆。陈毅以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控制和威胁。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协助周恩来对美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一声令下，万炮齐发金门、马祖，打得美蒋一片慌乱。同时，陈毅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先后及时揭露了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脱身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使得美国内外怨声四起，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陈毅说：“台湾局势非常微妙，矛盾错综复杂，炮打打停停，就是利用这些矛盾，使美国人不能插手，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毛泽东的文章做得真妙！”他还指出：“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留瘟神’，让杜勒斯难以脱身。”最后，美国不得不从台湾地区撤走部分海空军，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他豪迈地归结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
　　陈毅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外交战线上也是胸怀全局、深谋远虑。早在1962年，他就提出，国家之间意识形态问题不必和国家关系紧紧连在一起。陈毅作为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他以勇于开拓进取的革命精神，以杰出的外交才能，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大力开展新中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毛泽东在酝酿中美关系的巨大转变的时候，1969年3月初交给陈毅一项任务，要他牵头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就当时国际形势进行务虚。陈毅以非凡的胆识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真知灼见，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献计献策。后人将当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称之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
　　1963年，苏联驻华使馆在北京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酒会上，陈毅引用“友谊贵如金”的中国谚语，强调了两国友好的重要性。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路过北京，提出想见毛泽东。陈毅从中苏关系的大局着眼，建议毛泽东还是一见为好。毛泽东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1965年9月，陈毅这位元帅外长在北京发表著名的记者招待会讲话，阐述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的严正立场，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毅对推进我国的外交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他兼任外交部长期间，我国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
　　1955年亚非会议结束后，亚非拉国家看到中国大力倡导并坚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地站在被压迫国家一边，就有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中国则始终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大力支援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的抗美斗争，在发展同它们的关系方面主动做工作，从而出现了中国同不少亚非拉国家建交的局面。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957年到1966年，周恩来分别与贺龙、陈毅等多次访问20多个亚非国家，寻求友谊、寻求团结、寻求和平，支持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坚持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领导人出访国家最多、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先河。在陈毅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我国继建国初与苏联、东欧等国建交的第一次高潮后，迎来了各国与我国建交的第二次高潮。
　　在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除了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和古巴外，又都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二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赢得独立后走上了中立的道路。相同的经历和愿望让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互相支持，大力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合作，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段时期，中国加强了对西欧的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果之一，就是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对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了一个缺口。陈毅担任我国第二届外长达十多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为打开我国外交的新局面、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