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指挥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90周年。

1921年，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诞生后，确定中心工作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为了广泛开展全国工人运动，需要有一个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张国焘询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这个机构叫什么名字好，马林提出，“就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组合”一词是由日语翻译而来的。由于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还不是由各地工会选举产生的，所以不能称之为全国总工会。1921年8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的北成都路19号C（今易地重建于成都北路893弄7号，1959年5月被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一幢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门外公开挂牌，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特立（张国焘）任主任，李启汉、李震瀛等任干事。书记部下设北京、武汉、湖南、广州、济南等分部，各分部首任主任有：邓中夏、罗章龙、包惠僧、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分部成立后，即投入了繁忙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出版了《劳动周刊》，举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组建工人俱乐部，成立产业工会等。
　　8月1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等26人在《共产党》月刊第六号上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阐明了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必要性及其性质和任务。《宣言》以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的残酷剥削和非人生活的事实，控诉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宣言》指出：“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的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情况，简直是和牛马一样。他们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作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起码十二个钟头。他们的健康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 《宣言》还指出，工人阶级要想谋求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产业公会，共同奋斗。强调：“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宣言》申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宣言》最后呼吁：“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
　　8月20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辑出版了《劳动周刊》，作为推动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刊物。发刊词在阐述它的性质和任务时说：“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是专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李启汉、李震瀛等人为了编好这个刊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工人们称《劳动周刊》是我们的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共产党》月刊称赞《劳动周刊》：“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
　　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的领导下，负责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同时兼管上海的工人运动。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工作是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1920年秋天，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在沪西的小沙渡办过一所工人半日学校。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即将半日学校扩大为上海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当时报名的就有200多人，经常到校上课的约有30余人。李启汉和李震瀛轮流住在学校里主持工作。学校还邀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讲课，针对工人的情况开展思想发动工作。
　　劳动组合书记部还通过《劳动周刊》来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启发工人按照产业组织起来。《劳动周刊》第15号登载了一位工人的《痛快话》，揭露了资本家不劳而获、榨取工人血汗的“三种罪恶”。文章接着说：“资本家不怕官厅和法律，只怕我们工人罢工，只有我们工人罢工可以制他死命。”文章最后呼吁：“工友们！我们如情愿受这种罪恶这强盗，就不谈了！否则快点组织团体，同盟罢工。”李启汉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为一两个工友争人格，就是为大众争人格；为一两个工友争利益和幸福，就是为大众工友争利益和幸福。”那么，“工友的冤屈与痛苦，怎能够解除？”“就是我们结合产业的团体……才能够罢工；要联络全路的全体工友们在一个团体……才能够打胜仗，得胜利；更要联络相近的同业工友的团体……或更进而联络全国、全世界的同业工友的团体，以为自己的后援，免遭他人的破坏。” 李震瀛在《诸位呀！纺织工友又轧死一个》一文中，就内外棉五厂一位女工被机器轧死的事件指出：“我们患难相关的苦朋友们，世界上没有人能保护我们呀！只有我们自己能保护自己。我们自己保护的法子就是团体，就是工会。”
　　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这项工作当时是十分艰巨的。在上海的工厂企业里，不仅有中外反动派的爪牙、暗探的监视，还有青帮、洪帮的活动。为了打开工人运动的局面，劳动组合书记部派人加入青帮与洪帮，利用帮会关系，取得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的条件和机会，来开展工人运动。包惠僧在他的《“二七”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李启汉在工人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纺织工人，他是一个在帮的人，他同李启汉处得很好；由他的引见，李启汉就拜了他的师傅，加入了青帮。李启汉加入青帮以后，由小沙渡路纺织工人辗转发展到杨树浦的各纺织厂至浦东的烟草工厂，都发生了联系，工作这才逐渐发展起来，在上海的广大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基。”1921年7月，上海浦东英美烟厂80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党组织立即派李启汉前去参与领导，使罢工取得了胜利。经过这次罢工斗争，工人群众进一步认识到组织团体的重要。李启汉乘势帮助烟草工人建立了工会。9月初，建立了英美烟厂工会——上海烟草工人会，一时签名入会者400余人，这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1922年3月19日，又成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要和资产阶级把持的招牌工会进行斗争。当时上海有40多个工人团体，其中招牌工会大约占了三分之二。这些招牌工会，提倡阶级调和，抹煞阶级对立；宣扬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改良主义，阻挠工人运动。其目的无非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蒙蔽工人的自觉。因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和这些招牌工会划清界限，揭露其真实面目，争取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劳动周刊》强调发扬阶级斗争的精神，教育工人掌握和运用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书记部在揭露招牌工会欺骗性的同时，并不拒绝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同其中的一些团体结成临时的同盟，借以教育群众，争取群众。这场与招牌工会的斗争，为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真正统一的上海工会组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为上海工人运动迎来更大高潮奠定了基础。
　　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了加强各地工人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促进全国工会组织的团结统一，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迎接全国罢工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认为“有召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必要”。1922年“五一”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5月1日至6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了争取和团结各派的工人团体，在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原则下，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组织，便邀请参加。
　　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到会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173人，代表着不同政治背景的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党派人士等等。参加大会的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有招牌工会，甚至还有工商混合组成的团体。由于参加会议工会组织名目繁多，因此在大会讨论过程中，针对各种问题不时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是，由于共产党处理得当，避免了分裂，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
　　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在会场上张贴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标语。大会着重讨论了关于工会组织方面的问题，确立了中国工会应以产业组合的原则，这对于打破有碍工人阶级团结的行会、帮口等狭隘思想也有积极的作用。大会讨论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统一全国工会旗帜及徽章案》、《规定湖南劳工会黄、庞死难日纪念节日案》、《规定海员罢工沙田烈士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铲除工界虎伥案》、《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等10项决议案。公开发表的《全国劳动大会宣言》指出：“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很多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
　　会议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各地工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实际上公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组织的临时领导机关。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受各党各派影响的工会组织和全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开始走上团结与统一的道路，直接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13个月里，全国发生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仅上海就发生罢工54次，参加人数在8万以上。其中香港海员、安源路矿工人、开滦煤矿工人、京汉铁路工人4次大罢工，都是在书记部支援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尤其是“香港海员后援会”的活动，使英美公共租界当局十分恐惧，他们察觉到这个极有组织的罢工司令部无疑地设在北成都路19号C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内。1922年6月，当局以“扰乱治安”等罪名，逮捕了被工人誉为工运“健将”和“先锋”的李启汉。7月17日又封闭了书记部总部办事处。于是总部迁往北京，由邓中夏任主任，上海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改为分部。北京总部成立后，联合各分部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以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同时，继续派出特派员深入重点工矿企业，参与罢工的组织领导。
　　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历史使命而宣告撤销。劳动组合书记部从成立到结束的3年零9个月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为弘扬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 1991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诞生70周年前夕，中共静安区委决定在旧址内建陈列馆，得到总工会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1992年9月28日建成开放。后因成都路高架工程需要，1999年在成都北路893弄7号易地重建新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