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的谈话永难忘怀

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不同的，因而他们进行选择的具体情况也不同，这往往也就是历史进步的生动体现。我在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听过父亲陈毅元帅的一次报告，初步接触到人生选择的道理，以后获益终身。
　　一
　　那是1958年的晚春，父亲作为学生家长应邀前来我读书的北京四中作报告，我和全校同学一起听了他关于为人民服务问题的讲话。我记得他当时说，同学们应该趁着年轻时光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方向，然后以终身的努力奋斗不息，坚持到底。他说，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如果这种选择符合了人民的愿望，也就是顺应了历史进步的要求，那就能够决定性地帮助这个人赢得人生事业成功。他说，当我们对人生道路进行选择的同时，历史和时代也对我们每个人进行选择。举例说毛主席之所以在五十多岁时成为中国人民公认的领袖，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他说，现在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建设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这就是你们能够做出的正确选择，同时也将能经受住历史对你们的选择。这里所说的选择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大家应该有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做出选择和经受选择的思想准备。以上这些并不是父亲当时报告的原话，然而他的真知灼见和谆谆教导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因此时隔这么多年，我依然保持着鲜明的印象。
　　一年以后，父亲在家中找我单独谈话，因为我高中即将毕业，面临报考大学怎样选择专业问题。他先问了我的想法。我说还拿不定主意。我平时比较感兴趣的是文科，曾在学校的语文竞赛中得过第一名，似乎觉得学文科更有把握一些。父亲的见解却相反，他说：“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工科方面的人才，向高级科学进军是时代的召唤，你的理工科成绩也不错，为什么不优先考虑响应这种召唤呢？我自己年轻时在成都上过甲种工业学校，要走发展科学和实业报国的道路，因为当时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学了工科也报国无门，这条路走不通，才转而投身革命，从事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斗争。现在是新中国的时代了，政治方面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正在下决心解决发展科学推动经济建设的问题。你若选择学习工科就能够为国家作出最大的贡献。”他这一席话讲完了，我的主意也就打定了：报考工科，将来做祖国最需要的科技干部。1959年9月，我因高考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准备学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的工科大学深造。
　　又过了一年，发生了事先难以预料的历史曲折。1960年夏，中苏友谊发生裂痕，开始了意识形态论战并且波及国家关系，苏联单方面撤走来中国帮助建设的专家，原来答应接纳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压缩。我们这批学生是否还要按原定计划如数出国学习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当时父亲兼任外交部长，深知中苏关系出现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苏联留学，他觉得是不妥的。但是他也要顾及我已经逐渐成年，有关自己的生活道路应该由我自己去选择，所以他没有对我谈起这方面的事情。但我却从学校进行的各种政治教育中多少知道了一点中苏关系发生波折的情况，直觉地认为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尽管我当时俄语学习成绩不错，也渴望到异国的天地去经受一番历练，但我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行止给父亲造成困难，所以毅然向党组织表示听从分配，出国或不出国都请组织决定。最后的结果是，我和相当一部分同学没有赴苏联留学，我转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系学习。父亲后来提到这件事，对我做出带有牺牲精神的选择表示满意。
　　二
　　1963年5月，我刚满二十一岁时在科技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独立做出的（当然受到父亲所给予的巨大影响）对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毕生事业的重大选择，比起选择专业和职业来说要重要得多。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感到欣慰的是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中开始有了第二代共产党员。这年夏天他带着全家到北戴河海滨休假，利用几天时间给我讲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从而对我这个比他晚入党四十年的青年共产党员继续进行革命教育。他说：“能得到组织批准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干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回忆自己是二十二岁入党的，在入党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徘徊的经历。所以他的体会是：“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1961年，我弟弟丹淮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是我们兄弟中第一个离家远行独立生活的孩子，父亲为他写了送行诗，其中提到“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我们兄妹都理解这是他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终身从事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后代的最重要的革命教诲。
　　1965年9月，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对我终于完成了工科学业并开始进入工作岗位报效国家，父亲表示很满意，他又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是讲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在1964年1月陪同周总理访问北非国家时，曾经参观过一家现代化的炼油厂，那里采用的是法国技术，全厂只有九百个工人，而与之生产规模大体相同的我们国家的炼油厂却需要一万名工人。父亲认为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和外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引用列宁的话：“劳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他又回到六年前对我讲过的话题：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必须进一步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之具有合理性也才能最终得到证明。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最后解决这个经济发展的课题，主要就是依靠科学技术。我们已经规划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真正埋头苦干实现这个远景，全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父亲把强烈的期盼寄托在后代的奋斗之中，使我感受到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所以那时我确实怀着满腔热忱，投身于国防科学技术战线的工作之中，要努力地去干一番成功的事业。
　　谁能料到历史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曲折。1966年爆发了的“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的政治出了大毛病，不仅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完全打乱，而且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争取政治方面的“真正进步”也成了迫切的问题。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属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领导人，他确实不明白有什么必要进行这样一场“全面内战”。后来“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大批干部受到冲击，广大群众也被驱赶到形形色色的残酷斗争的场面里，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在严重关头，他公开对这种过火的斗争方式提出质疑，却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严厉批判，在政治上完全“靠边站”了。为了顾全党内团结的大局，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多次做检查。这时候他想必会对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进行沉痛而深刻的思考。鉴于遵守党的纪律，他那时不能把在上层进行党内斗争的情况向我们披露，但有三次与我的个别谈话，让我难以忘怀。
　　三
　　第一次是1967年，正是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的高潮，我们全家都笼罩在非常压抑的沉闷空气中。他对我说：“这次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能对你们兄妹的政治前途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我的心情很沉重。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讲出自己的意见而受到批判，我并不感到后悔。直到目前为止，你们兄妹在事业的发展上都是比较顺利的，但今后要准备独立奋斗了，不要再指望我还能给你们提供什么帮助。”在和父亲相处的时光里，还从来没有这样严肃的交谈，我的感受就像是大难临头。父亲说是不能给我们提供帮助，但他还是要尽最后的努力帮助我们避免这即将降临的灭顶之灾。他说：“经过这场事件，我自己对从事政治斗争已经感到灰心，今后你们还是努力做好科学技术工作，再也不要去搞什么政治了。”我当时找不出什么恰当的话来安慰他，只是说我们对他并不抱怨，而且我们兄妹都会努力工作，经受考验，请他也不要为我们而感到不放心。后来的事态发展出现转机，父亲在政治上并没有被完全打倒，但他的身体却垮了下来，使我们一天天地接近了那一段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时光。
　　第二次是1969年，全国局势稍见稳定，但又酝酿着新的斗争风暴。父亲此时已退出中央政治局，基本上处在闲散的位置上。由于我所在七机部已经宣布军管，又按照上级指示组织技术干部下放到部队劳动锻炼，我预定在8月份赴南京军区某部当学员。临别时父亲对我进行了鼓励，希望到部队后要好好干。他说：“南京军区有许多干部都是我的老部下，不过你这次去不要找他们，要完全依靠自己埋头苦干，努力奋斗，赢得周围同志们的信任。要相信老百姓和广大指战员是会善待你的。他们当然也不会给你什么特殊的待遇，但是只要你好好干，他们是会欢迎的。”情况果然和父亲预料的一样，我在南京炮兵部队某团当了两年学员，交了很多朋友，受到欢迎的程度实际上远过于在七机部工作的时候。我体会到人在逆境时更能引起普通人的同情，只要自己努力，没有理由对生活的前景表示悲观。
　　第三次是1971年8月，我经过两年劳动锻炼，又回到北京，还是在七机部工作。我的心情和刚刚参加工作时大不相同了。连续五年不搞业务工作，自己感到不能适应，而对于文科的爱好又使我燃起新的向往。恰在此时二院二十三所的领导想把我调到所政工组工作，这也就意味着要我改行从事政治工作。想起父亲这几年一直对我讲过的话，我又一次拿不定主意了。于是我专程去了一趟北戴河，当时父亲正在那里休养。我们旧话重提，讨论有关我的职业选择问题。父亲首先表示这一次他将完全尊重我的想法，只要我同意，他不会反对的。他说，这些年你在国家的政治斗争中也经受了一番磨炼。如果确实能够胜任政治工作，也是好事。他提及四年前曾表示对政治斗争的灰心，属于一种愤懑情绪的流露，而且也是想帮助家人摆脱困境。现在很幸运地已经从党的高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估计今后不会再被卷入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了。他又说：“我过去一直以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经过了文化革命，又经过九届二中全会，起码我们已经看出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他当时巧妙地引用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过的话：“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要想发展经济，搞好科学技术事业，在政治上必须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现在这种状况，无论如何说不上是良好的。我已经老了，无力对国家的发展前进再做什么事情了。如果你能转到政治工作岗位，只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将来总有一天能够发挥一点作用。我希望你努力吧！”由于得到父亲这样通情达理的理解和支持，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当时就觉得好像吸取了很大力量，又像当年刚刚步入工作岗位时一样，满怀希望地走入新的工作领域。当时父亲已经动过肠癌切除手术，暂时情况还不错，我们全家人都希望他能因祸得福，从此摆脱政治风云的袭扰而颐养天年。
　　想不到我的这点作为人子的并非奢望的心愿竟然没有能够实现。就在那次谈话之后不到一个月，“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的垮台再次证明父亲对于政治问题的忧虑是正确的，但他确实已经没有机会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做什么事情了。这年11月，他的病情恶化，拖到12月初做了第二次手术，转过年来终于不治。很短的时间，母亲也发现患了和父亲一样的绝症，两个月后动了大手术，两年以后也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
　　双亲在两年之内相继逝世，给予我和弟妹的打击非常沉重。我有时感觉我们是走进了社会上最为不幸的人群之中，一时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也看不到比较光明的前途。幸好，我们得到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照，又得到来自人民群众的同情、爱护、支持、鼓励，我们没有垮下去，相反，我们鼓足了勇气，投入了新的工作，跟随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本文摘自《我的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