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说项英（一）

在新四军的将领中，项英是争议最大的。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只有三年，关于他在新四军期间是非功过的争论，时间超过了三十年。
　　我读过许多关于项英功过的争论文章，如果加上关于皖南事变的争论，多达近百篇。虽然有些文章言辞激烈，甚至互相指责，其实仔细剖析，还是有许多方面的共识。例如，都认为项英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多次大罢工英勇无畏，后来任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职务，对反“围剿”作战和人民军队建设有重要贡献。又如，都认为在红军主力长征以后，项英领导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后来又对集结红军游击队组建新四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都认为项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有错误，尤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时处置失当，使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当然，分歧是有的，分歧只在错误的程度，错误的原因，错误的性质。
　　项英是一位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因而引起争论，是历史研究中常有的事情。臧否人物，本是历史研究的应有责任。只要依据准确而且全面的史实，不各取所需，不各执一端，不拘泥于已有的说法，将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加以考察，通过互相切磋，交流看法，相信可以取得一致的定论，并且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今年是项英殉难八十周年，随着时间的沉淀，对他的评价会更加客观，更加平心静气。即使暂时还不能完全一致，也可以求大同而存小异，留待后人继续研究和讨论。
　　本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说说项英在新四军时期的是非功过。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结组建的。这些红军游击队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反复“清剿”，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大多又分散隐蔽到许多山头。项英、陈毅所在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已经分为北山、油山、信康赣（信丰、南康、赣县三县边界）、三南（虔南、龙南、定南三县边界）、南山、崇仙六支几十人到百余人的游击队。闽北红军游击队虽然保留着闽北独立师的番号，实际上已分成六个纵队各自为战，后来处境更加艰难，进一步分散以排为单位活动。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则分成了独立活动的三部分：瑞金游击队，武阳游击队，活动于长汀、瑞金两县边境的汀瑞游击队。十四个游击区都已和中共中央联络不上，相互之间也失去联系。要将如此分散的红军游击队集中编组新四军，首先要分别寻找，取得联络，还要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举行谈判，签订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这样，才能下山集结，编组为新四军的连、营、团和支队。
　　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任务的转变，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同国民党打了十年内战，牺牲了许多战友和亲人，幸存的人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积下了血海深仇。现在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许多人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适应不了。有的红军游击队根本不相信可以和国民党停战合作，甚至把前去动员他们下山的联络人员当作叛徒杀害了。
　　面对种种困难，项英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责无旁贷地担负了组建新四军的重任。
　　1937年7月，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赣南山中，项英敏锐地感到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必将带来形势的重大变化。那时，他们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两年多。项英一面派人下山搜罗报纸，希望从报纸上寻觅到中共中央的信息；一面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会议，和陈毅等一起分析形势。根据大家的讨论，项英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提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有可能和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7月下旬，项英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读到毛泽东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得知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已经调整政策，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指示，终于有了和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依据，项英随即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向红军游击队的战友们详细解释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8月初，项英又召开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干部大会，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要求干部们必须尽快实行由内战到抗日的思想转变。
　　8月8日，项英起草了《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宣布“为争取民族的解放，挽救中国的危亡，放弃一切敌对政府的活动，停止游击战争，并盼军政当局立停对于游击区清剿”，“合作一致的努力于抗战工作，来为对日抗战和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8月25日，项英又起草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告赣南民众书》。这篇激昂慷慨的公开信宣告：“抗日救国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抗日救国是我们革命的素来志愿”，“我们已准备好，只等与政府接洽商妥，就来同大家一同上前线，为中华民族解放而作神圣的英勇战争”。
　　两个多月里项英和陈毅日夜操劳，对部队进行教育，对民众进行宣传，和大庾县、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军政当局进行谈判和斗争，终于在9月21日达成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协议。项英立即着手其他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事宜。9月24日，他到南昌同江西省政府的代表再作谈判，达成了各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三点口头协议。项英在南昌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因而特地提出，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各项问题，要待国共两党中央的谈判最后决定。项英还在南昌设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在吉安等地设立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9月29日，项英在离开南昌前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信中说：“余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效命杀敌。各地接信后，立即听候点编，以便追随全国友军和第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斗争。”
　　虽然设立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项英并不坐等战友们前来接洽，而是主动派出代表去寻找并转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先是由陈丕显去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接着又派他去南雄、全南一带联络三南游击队；又派罗绍曾去湘南，刘新潮去寻邬，还由陈毅去找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和他们商谈下山改编的各种问题。
　　项英更为关注的，是尽快恢复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在南昌期间，他从报纸上看到博古、叶剑英已到南京和国民党当局谈判，立即给他们发去电报：“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殷切之情，如久旱盼望甘霖。博古接到电报，一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面派人去项英处联络，带去了中共中央文件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也带去了同国民党谈判要注意事项的口信。终于和党中央联络上了，项英十分兴奋。10月11日当天，他向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布置下山改编和扩大部队等工作；第二天，他就离开大庾县池江圩驻地，经兴国、吉安、南昌、九江到达南京，同博古、叶剑英见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项英在南京只停留了短短三天，又动身奔赴延安。
　　项英于11月7日到达延安。当天，张闻天、毛泽东就看望了他。得知叶挺正在延安，项英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前去看望，就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在延安期间，他还会晤了从重庆回来的周恩来，从华北抗日前线回来的彭德怀，从新疆回来的陈云，以及在延安的李富春等，听取了他们介绍的情况。他如饥如渴地学习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以来的各种文件，向党中央写出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诉说心声：“困居在山林中过野人的生活而与敌人斗争三年的我们，结束了旧的斗争生活，好似重见天日，直接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而为当前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奋斗。”
　　接着，项英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作了口头补充说明，又对组建新四军的原则和办法提出了建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项英被任命为长江局委员和东南分局书记，同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
　　经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决定新四军的编制为四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团。项英提出了四个支队领导干部的配备，在征得叶挺同意后报告中共中央决定。对于各个团的编组，项英也在多方征求意见后作了安排。
　　项英在延安时曾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给新四军多派一些干部，尤其是有作战指挥经验的干部。他从延安到西安，会合了中共中央派往新四军的一批干部，对他们的经历作了详细了解。到了武汉，他向叶挺介绍了这批干部的情况。叶挺也将他邀约来的干部情况向项英作了介绍。他们共同从这些干部中选配了军部各部门的负责人。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
　　1938年1月6日，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一面健全军部机关的干部配备，一面领导各支队各团的编组和集结。这些日子，叶挺留在武汉联络各方，后来又赴香港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购买武器，所以部队的编组和集结由项英主持。他在南昌先后接待了闽北的黄道，闽东的叶飞，皖浙赣边的李步新，湘赣边的曾昭铭，闽西的温仰春，浙南的龙跃、余龙贵，向他们了解情况，传达指示，征询意见。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改编，开赴抗日前线，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遇到一些国民党军政机构的留难，甚至一再发生扣押新四军人员的事件，称得上险象环生，阻力重重。项英和战友们一起，坚定地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新四军在皖南和皖西的集结。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铁的新四军，是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直接参与，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项英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和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对于项英这个时期的工作，也曾有过质疑。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张云逸等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做法带有危险性。”10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给博古和叶剑英的电报中又说：“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项英起初和国民党方面谈判时，由于还没有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确有一些说法不妥，过于强调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无大错。至于红军游击队是否应该集中，不久就已意见一致：应该集中编成一个军开赴抗日前线，长期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是难以生存的。
　　项英赞成在南方保持战略支点。新四军组建初期，在原来红军游击队的驻地大多设立了留守处、通讯处或办事处。这些公开的合法的新四军后方机构，同时是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掩护机关，并有少量武装。国民党是容不得这些机构存在的。1939年6月12日，就发生了杀害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人员的惨案。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这些新四军办事机构都被迫撤销了。
　　1938年4月，新四军的四个支队各团陆续到皖南和皖西集结，抓紧时间健全组织，充实装备，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为开赴抗日前线投入新的战斗积极准备。
　　项英作为实际上的新四军政治委员，着重抓了加强党的建设。他在多种场合讲话，强调新四军虽然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个性质没有变，也不能变。他把大批政治工作干部安排任团、营、连的副职，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他对各级政治机关的建设十分重视。四个支队的政治部主任都经历过长征，是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1938年6月，部队刚完成集结，就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商定，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出了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健全党的工作，提高党支部在连队的领导作用。1939年7月16日至8月4日，举行了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袁国平对党的建设作了部署。这次党代表大会强调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明确了新四军中党的任务就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大江南北抗战，进一步巩固和坚强共产党的组织，提高共产党员的质量，发挥共产党员在建军中的先进模范作用。
　　项英非常重视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还在新四军组建之初，他亲自编写政治课教材，第一篇就是《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1938年12月21日，项英专门召开会议，提出新四军面临的新形势新环境，十分需要开展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运动，因为这对抗日战争伟大任务的完成，“是有决定意义的”。七天之后的12月28日，项英又写了《那些是我们不要的坏传统》，提出“要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首先要排斥这些坏的传统和习气，要同这些坏传统恶习气作斗争。”不久，项英还写了《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一文，把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归纳为十个方面论述。这篇文章突出地鲜明地把优良传统称为“我军的特殊战斗力”，是“我军能够以最劣势武器对抗优势之敌，能够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能够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项英把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为部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倡导以多种方式宣传，使优良传统如细雨滋润，深入人心。他重视新四军政治部出版的《抗敌报》和《抗敌》杂志，亲自审阅重要稿件，常常为报刊撰写文章。现在能见到的《抗敌》杂志第1期到第6期，就发表了项英的八篇文章。《新四军军歌》的诞生，项英也付出了许多心血。他根据陈毅创作的歌词初稿，主持集体修改，最后又和从苏南来到皖南的陈毅一起研究定稿。据当年在军部机要科工作的邓毅生回忆，1939年7月1日，项英在一个大草棚里给大家讲解军歌歌词，从北伐战争讲到南昌起义，讲到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奋斗。“侃侃而谈，一直讲了四个钟头”，“给在场听讲的人进行了一次极其深刻、生动的革命历史教育”。
　　项英对新四军的军事建设也很重视。他多次提出要总结三年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在抗日战争这个新的战争环境中灵活运用。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高度分散，只能由指挥员临机决断，没有健全的军事机构。1938年6月，新四军刚完成集结，就召开了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项英在会上作了《指挥机关与参谋工作》的报告，从现代战争的要求论述了加强参谋工作的重要和必要。1939年1月1日，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庆祝元旦大会上讲了一年来抗日作战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民众重于军队。只有军队，没有群众团结在周围，是孤立的军队，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下坚持抗战是不可能的。所以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比军队还重要”，“一定要使游击战争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而不是单独军队的游击战争”，“只有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给敌人以打击”。1939年3月15日，项英又在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的长篇报告。
　　项英生活简朴，军容整齐，平易近人，常和干部战士一起出早操，一起在军部机关食堂就餐，工作之余喜欢和干部战士谈谈心。不少新四军老战士对此印象深刻，在回忆文章中提及。这些虽然都是小节，但是对于刚由许多山头的游击队汇合组成的新四军来说，亟需加强团结，加强正规养成，项英的率先垂范是很有影响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