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大事件，它们不但各自对中国历史演进造成重大影响，由于它们发生的时间前后相隔不过10年，所以两者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前者必然会对后者产生某些重要的影响，因为历史不是孤立的，它是有一定的发展逻辑和规律的。正如1943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一文中指出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那么，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究竟有哪些作用和影响呢？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它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创建了民主共和国，营造了民主政治的良好氛围，为中国的进步提供了政治前提。
　　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能够产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组织，这是与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主共和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1912年2月12日，清廷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颁发皇帝退位诏书。这是辛亥革命取得的第一个直接成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扫除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个最大障碍，也搬掉了阻碍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最大绊脚石。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和公民的各项权利。辛亥革命后中国议会政治的实施和政党政治的出现，培养了人们的民主精神，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形成了有利于政党产生的社会环境。
　　政党的勃兴和组党热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新气象，开中国近代政党制度之先河。它对于培养公民意识和政治意识，提高人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热潮使人民改变传统的党派观念，开始树立起崭新的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民国初年的各种类型的政党多达300多个。政党政治之风的盛行和人们现代政治意识的生成，为五四时期组建社团和政党高潮的出现，开了风气，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现代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少数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担当起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也促使当时少数国人开始怀疑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正如毛泽东所言“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随后进行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相继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
　　历史的发展要求有新的领导力量、新的救国方案和新的思想武器。救亡图存的历史重担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它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推翻了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桎梏，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法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政策条件，给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发展空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瓦解了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同时，各种资本主义工商团体也纷纷建立，对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加之全国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有力推动，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从1914年至1918年，国内新设各种企业共计近550家，其创办资本额总数将近达到1.2亿元，相当于辛亥革命前清廷50年的投资总额，使得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民族资本发展的势头持续高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促使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1894年，中国产业工人只有大约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了100万人以上，到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阶级基础。中国无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集中性以及与农民天然同盟的优点和特点，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特别能战斗的阶级。它从诞生时起，就没有间断过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较早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随着自身队伍的壮大，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并成长起来，并很快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身上。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十多万人。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让中国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中看到了他们的力量，从而自觉地深入工厂、深入工人，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中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革命运动，而且还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打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老百姓心中，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行起到了一定的舆论动员作用。
　　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为西方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广袤的土壤。解除思想禁锢以后的中国人，特别是有文化的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吮吸着西方文明提供的丰富精神食粮。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学说，能够在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除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和五四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辛亥革命在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辛亥革命后，长期郁积在国人胸中的思想活力顿时迸发出来。“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各地报刊多达500多家，吸纳了大批新闻记者和编辑，官办和民办的出版发行机构纷纷建立，图书期刊空前繁荣。这期间成立的主要出版机构有：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广益书局、群益书局等，为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在各种思潮的传播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潮也得到了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若不能及时醒悟，那么革命运动便很难获得成功，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只从政治上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应该从思想上教化民众。接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应运而生，陈独秀、李大钊等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它进一步冲击了封建主义的陈腐观念，诱发人们弃旧图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打下了基础，马列主义方能迅猛地在中国传播开来。实质上，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延续，它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与辛亥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从影响上看，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达到那样的深度和广度，是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广泛散播民主共和思想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思想解放作用分不开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而后，经过李大钊等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剖析解读，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反复对比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幡然醒悟，毅然决然地扛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民国初年还有一批学子以各种途径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留学，毕业后又回到国内，进一步扩大了新式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共早期50多名党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受到新的教育体系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社会各界人士投入民国新文化建设的热情进一步高涨。1916年教育部调查，全国各省市县级图书馆23个。到1918年3月，全国省市县以及学校图书馆发展到30个，全年读者约30万人左右。
　　民国初年，各界人士纷纷组成各种文化团体，形成一股社会浪潮。几乎每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政治学说和政治理论派别都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党、社、团组织。各阶级、阶层的代表在民国成立后，纷纷组党结社，树旗立帜。各党、会、社、团名目繁多，兴衰无定，时分时合，瞬息万变，使民国初年思想政治领域呈现出既新又乱的复杂局面。这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壮大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同样与辛亥革命的影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具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经历的人数约占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人，如陈独秀、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便追随孙中山。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赵世炎等，虽未直接参与辛亥革命，但读过进步书刊或间接受过民主革命的启蒙，接受了辛亥革命的熏陶，从而走上反思辛亥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谈及自己青年时代常读《民报》，“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从而“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18岁的毛泽东弃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士兵。民国成立后，离开军队，回校继续学习。通过阅读孙中山拟定的《同盟会革命纲领》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文书，对“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一律平等”等条文印象深刻，直接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和政治走向。李大钊于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预科学到正科，关心国运兴衰，向往民主进步。他的老师白毓昆，参加滦州起义、被俘牺牲、献身革命的形象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间，李大钊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他目睹了辛亥革命起义在北方的爆发和失败，有过胜利的欢欣和忧患的痛苦，写下《隐忧篇》和《大哀篇》等政论文章，反思辛亥革命的得失，逐渐由一员普通的爱国学生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为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基。
　　瞿秋白和张太雷就读江苏常州府中学期间，校长屠元博和几位教员都是留日学生或同盟会员，经常在学生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讲述邹容、秋瑾和黄花岗烈士的故事，还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阅读《革命军》等革命书籍。瞿秋白意气风发，激情有加，在武昌起义前带头剪掉了辫子。张太雷通过阅读《革命军》，对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党的主张和思想十分向往，成为学运的急先锋。蔡和森思想趋新，英气勃发，以孙中山为革命楷模，在长沙读书期间，先后与毛泽东、邓中夏是同学，同时受到同盟会员徐特立和留日归来的杨昌济的影响，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早期还有许多年轻的共产党人是在同盟会亲友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赵世炎的二哥赵世珏和地理老师王勃山是同盟会员，向警予的大哥向仙鉞也是同盟会员。他们在兄长和师长的带动下，思想日进，成为学生的革命骨干。同盟会员陈树三经常向弟弟陈潭秋讲述革命党人的故事，宣传革命主张，陈潭秋受益不浅，思想由此焕发。以上这些青年志士，都是在接受了辛亥革命及其先辈的引领，进而朝着新的革命道路进发的。
　　总而言之，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相隔仅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们欢欣鼓舞，它的失败，又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辛亥革命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