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2日6时57分,荣膺“中国核工业功勋奖章”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的操刀人原公浦,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
57年前的10月16日,在中国罗布泊升起的蘑菇云,宣告了一个百年来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凌辱的民族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原公浦主刀加工这颗铀球时,年方30,是一位来自黄浦江畔的青年工人师傅,已是6级技师。
“我姓原,原子弹的原,我注定是和原子弹有缘分的。”后来,原公浦应邀作报告时,常这么介绍自己。
“他们不去,我去!”
当年,原公浦下决心告别妻子奔赴大西北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去造原子弹的,只是出于朴素的想法:“革命青年是块砖,党要你放在哪里就放哪里。”
所言不虚。因为最初厂里选定的远赴大西北支援国家原子能事业的人选并不是原公浦,而是另两位师傅。没想到,这两位之前承诺支援大西北的师傅,在老家无锡休假一个月后回到厂里,就反悔了,一口咬定哪怕给党纪处分也不去。这让厂领导犯难了:怎么向上级交代?
原来,原公浦当时所在的上海汽车底盘厂,是浦东地区少有的公私合营大企业,因而承担了向核工业输送2名急需的高等级技术工人的任务,厂领导指定党员、团总支书记原公浦负责落实人选。不料眼看出发日期临近,人员却“落空”了。厂领导急,责任人原公浦更急:“他们不去,我去!”
那是1959年7月,他和妻子郭福妹结婚才3个月。回到家,他觉得开不了口。直到临出发前一周,才对妻子说了。郭福妹的眼泪下来了。原公浦比她大5岁,是她的师傅。她晓得新婚丈夫是16岁从山东掖县到上海来“学生意”的苦出身,忠厚老实、聪明勤奋、上进正派,是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她擦了擦眼泪,上街买了一斤粗毛线,赶在原公浦出发前为他织了一件毛衣。“大西北老冷的”,这是当时上海人对大西北的全部印象。
原公浦离开上海的第一站却不是大西北,而是北京。进京培训,给他们作动员报告的是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50多年过去了,原公浦依然记得宋任穷说,我打了一辈子仗,只知道手榴弹,不懂原子弹。你们是有文化的年轻人,毛主席、党中央把造原子弹的重任交给你们。毛主席说了,没有原子弹,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就不算数。你们一定要完成好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
这是原公浦第一次听说原来自己是去“造原子弹”的,新奇、激动而又振奋。结束在北京的培训,原公浦踏上西去的列车。他留给家里的信箱地址是“兰州XXXX号信箱”,实际上人是在甘肃酒泉还要往西的戈壁滩。
来到404核基地的原公浦发现,这里连厂房和宿舍都没建好。所有人都住在戈壁滩上的帐篷里,边建设边科研。“那时风实在是大,一阵风刮过来,就连帐篷都吹跑了。帐篷吹跑了不怕,专家最怕的是研究图纸被吹跑了,那心血都白费了,还可能泄密。”原公浦说,“我就见到大风把帐篷、把被子一股脑儿都刮跑了,但没人去追,仔细一看,人都扑在图纸上。帐篷刮跑了可以捡回来,图纸刮跑了就捡不回来了。”
比大风更厉害的是饥饿。粮食不是没有,但不够吃。因为没有油水,更饥饿难耐。于是,人人背个筐,到二三十里外的荒漠去挖骆驼草籽,带回来和面粉、青稞粉一起拌着吃。过去,骆驼草籽一直是羊吃的,人实在是难以下咽,但总比胃壁无休止地摩擦要好些。戈壁滩上,水也极度紧缺。建厂时,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茶缸水,喝水、洗脸、洗衣服、洗袜子都是它,就是洗成泥浆一样仍舍不得倒掉,一定要将它泼在床底下,好让空气湿润一点。那时候,除了吃顿饱饭,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也是一大心愿。
等到代号为404的厂区建成,原公浦他们又为洗澡犯了愁:不是没水洗澡,而是必须天天洗,有时水洗还不行。他们加工的是核材料,每天下班出车间前必须全身清洗,不带一点点放射性元素出厂区。有时候实在水洗不掉,只能用黄沙、石油,甚至类似硫酸这样的酸性物质来洗身体。用酸性物质洗过后,人的表皮会红肿受伤。如果出车间时,测试放射性元素的安检门还“哔哔”直叫,那就必须回头再去重洗。
丝毫不差“原三刀”
1964年4月30日,对原公浦和404核基地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上午离家出门前,他欲言又止,只对已经调到404同一分厂的妻子郭福妹交代说:“我上班去了,你要把女儿带大。”这夫妻间不到生死关头不会轻易说出口的话,让妻子瞬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重量。她不敢问,眼泪已经一下子下来了。
原公浦后来向记者承认,妻子是被他从上海“骗”到404的。404建厂完成后,为了稳定队伍,厂领导鼓励已成家的员工把家眷也动员到厂里来。原公浦当然想念妻子,在领导的“指点”下,他给妻子写信说:“我们这里生活条件很好,就是风大,风吹草低见牛羊,牛羊肉经常吃,牛奶当水喝。”郭福妹就这样千里迢迢来到404。迎接她的是一间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屋子,一桌一床两张凳子。但这间屋子里有她的丈夫,这就是她的家了。
但原公浦在家的时间并不多,因为精加工铀球的“大练兵”开始了。按核工业部门的规定,有放射性的岗位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6小时,但为了苦练本领,原公浦常常两个班一起上,一干就是12个小时。下班了,还要坐半小时的小火车才能回到家。一回到家,他常常累得只能倒在床上。
原子弹的铀球到底是什么?加工铀球这么难吗?当然。铀球的材质是铀235,铀是自然产生的最重的金属,几乎与钢一样硬,有硬度强、密度高、可延展、有放射性等特征。
一颗铀球,是由一模一样的2个半球组成,半球并不是实心的,还有一个内球,内球里用来装核爆时的点火中子源。每个半球的内球和外球的同心度必须高度一致,同心度的误差不能超过1.5μ,也就是不能超过0.0015毫米。而外球的光洁度是最高标准,精度要求达到一根头发丝的8分之一。正因为铀球的硬度如钢铁一般特别硬、精度要求特别高,所以加工时纵向的进刀量深度不能超过20丝,也就是0.2毫米;横向的走刀量不能超过15丝,也就是0.15毫米。加工一个内球,至少要花三四个小时。而加工一个铀球,大约需12小时。
为什么加工铀球时必须对进刀量、走刀量卡得这么严?他使用的机床不是普通的车床,而是从东欧国家进口的特种球面机床,这样的球面机床当时全国只有2台,一台在北京,一台在404。因为铀球的精度要求特别高,因此在加工时不能使用普通的夹具固定铀球,只能使用真空泵吸住铀球,如果切削强度过大,真空泵就吸不住铀球了。
记者采访404时,有幸瞻仰 了原公浦当年使用的这台功勋卓著的特种球面机床。原公浦告诉记者,为了便于参观,那台机床“环境”改变了。当时,这台机床是封闭式的,只留两个手可以伸进去的操作孔,还有一个玻璃窗用以观察,为的是尽可能减少铀235放射性元素外泄。
记者请教原公浦,加工铀球时,什么最难?他说,从技术上来说,保持内球和外球的同心度一致最难。尤其是加工到内球的顶点,横向的走刀已经到头,不能再走了,纵向的进刀必须以“丝”的精度来完成“绝杀”。
在向铀球发起最后冲刺的3个月里,身高1米7的他,体重瘦到90斤。郭福妹发现他半夜里时常说梦话,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404所有人都知道铀235极其金贵,不,它比金子贵多了,1克铀235价值4000元,那时1克“四九金”不过几元。不仅如此,从1954年中国发现第一座铀矿以来,它汇聚了几万名科研人员和工人师傅10年的心血。车间里曾有位师傅不小心将一颗铀球擦碰了一下,因为担心产品报废,车间里所有的人都哭了,那个年代工人师傅的责任感真是天一样大啊!
4月30日上午,从公安部派驻404的处长到404负责保卫的副厂长一个个找原公浦谈话,都是一个意思:铀球比生命还要重要,不能出任何偏差,必须百分百完成任务。中午12时,原公浦穿好三层防护服,带上双层乳胶手套,和组长、助手一起走进他的28号工作间。404厂长、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和保卫干部都守在门外。
铀球装上真空吸盘后,原公浦突然紧张了起来。也许是进刀力度把握不准,铀球突然从吸盘上脱落,“哐”地一声一下子掉在切屑盘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工作间里的3个人都惊呆了,原公浦更是几乎本能地不顾一切地用双手捧起了铀球!“我担心铀球是不是摔坏了!”原公浦说。所幸的是,经技术部门反复检查,铀球安然无恙。
厂长和总工程师是了解原公浦的,他俩没有批评原公浦,而是信任地宽慰他:“小原,你就是太紧张了,你的技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总工程师让郭福妹冲了一杯牛奶传递进来,让原公浦喝下定定神。原公浦用吸管喝下牛奶,镇定多了,请求马上回28号工位继续加工。球面机床再次转动。
午夜,原公浦说,“我要加工最后三刀了。”这是最关键的三刀,车多了,铀球就可能报废了;车少了,有可能产生硬化层,影响原子弹爆炸,因此必须丝毫不差。一刀一丝,一刀一丝,一刀一丝,最后三刀,削出了一个闪耀着淡淡金黄色的铀球。
5月1日3时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球诞生了。“原三刀”也由此而得名,57年后,这三个大字依然挂在他家陈旧斑驳的墙面上。
有句话记了一辈子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那颗原公浦双手捧过的铀球,在西北大漠化作天地惊雷。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恩来特批奖励404厂一笔奖金和每个员工2斤猪肉。原公浦获得了一等奖,奖金10元。
在404核基地工作的几十年里,原公浦还加工了我国第一颗氢弹,以及平爆、空爆和第一颗用潜射弹道导弹“巨浪1”运载的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前后总共10颗。
“用铀235做的铀球,和用钚239做的有什么不同?”记者请教。“铀235很重,我感觉它比金子还要重,它氧化的过程很慢;钚239是很活泼的裂变材料,它是自带温度的,捧在手里是热的,它的氧化过程相对较快,时间一长它会变成古铜色。”
1966年3月,邓小平、蔡畅、粟裕等领导视察404厂,走进了原公浦的28号工作间。原公浦介绍说:“我做的是原子弹的铀球。”小平同志连声称赞他:“很好很好。”
曾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也曾去404视察,他称赞原公浦说:“你是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钱三强热情地要和原公浦握手,原公浦却把戴工作手套的手缩了回来,“我怕我的手套上沾有放射性元素。”他总是为别人着想。
原公浦自己也没想到,他手上还真有放射性元素。1973年2月,他加工一颗氢弹的核心部件时,工具一不小心戳穿了左手戴的铅手套虎口处。当时,他感觉问题不大,自行用水冲洗了伤口,没有去卫生所治疗。10年后,受伤的虎口处开始疼痛,且出现了不明的小硬块,他只得去404的卫生所求诊。
当年为他医治的医师沈慧炯告诉记者:“我一看吓一跳,马上给他动手术,挖得比较深,发现有铁屑状物,第一次挖掉一点肉,发现它有放射性,挖少了,再挖了第二次,检测后才发现,是钚金属及其化合物。”钚的半衰期是2.4万年。钚金属及其化合物竟然在他体内伴随了10年。
1994年,原公浦退休回到上海。单位人事处开具的证明说,他从事有毒有害岗位时间长达31年9个月。为了让他在上海安家落户,中核集团为他在上海城郊结合部一个老小区提供了一套2居室。原公浦夫妇当时均以青海企业职工身份退休,两人最初的养老金相加不足2000元。
2011年底,原公浦在体检时发现患上了癌症。所幸在仁济医院和该院泌尿科医师迟辰斐的自费资助下,为他提供了高价特效药。2019年初,上海市多位领导获悉原公浦的病情后,肯定和表扬了迟辰斐医生的善举,并先后作出批示安排,要求有关部门妥善解决“核功臣”原公浦的用药难题。上海百将公益基金会也鼎力相助,为原老提供医疗资助。
中核集团始终在他身边与他共同对抗病魔。中核集团党组以及404等单位一直关心着原公浦,每年派人看望慰问,中核集团在沪成员单位每年开展送温暖活动。甘肃省、上海市的有关部门也以不同形式予以生活救助、医保补助。
原公浦夫妇告诉记者,当年单位每次在戈壁滩上开大会,最后领导都会铿锵有力地强调:“党和人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这两位善良淳朴的老人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