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人汤蠡舟与新四军

在孩童时，我就听说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父亲汤蠡舟在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第三大队大队长、驻守江西期间,曾去过新四军在皖南的军部。我还见到过新四军首长送父亲的纪念品，一面缴获的日本旗，旗上有新四军首长的诸多签名。

父亲生前没有与我们子女详谈自己的经历，也没有留下日记或自传类的文字记录。随着父亲的过世，他去新四军总部的具体情况就无从知晓了。非常幸运的是，2019年上半年，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迁驻贵阳图云关80周年之际，贵州省档案馆工作人员在3000余份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汤蠡舟于1939年9月写给救护总队部林可胜总队长的一份长达2400余字、请“代为密存”的报告，汇报自己所了解的新四军一般状况和卫生勤务。80年后的今天，这份报告让我们知道了汤蠡舟这样一位战地医生在新四军中的感受。这份报告涉及三方面的内容，现摘要如下。
　　第一方面是新四军的概况，涵盖新四军的建立和结构、作战地区和方式、经费来源和状况、政治工作和效果等。
　　“新四军为共产党军之一部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者为八路军，未经长征者为新四军，於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间，由中央改编为新四军，至二十七年一月间集中岩寺，由中央点验即行开赴苏浙皖之长江南岸专任游击战，惟该地带，人多平原，河流交叉，深入敌后不易隐蔽不易活动，苦战经年相当痛苦，自今春起复划苏皖之长江北岸归该军作战，适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然已打成相当根基，北与八路军互通声气，南与该军密切联络，随时过江并无阻碍。
　　该军原分二支队现增为六支队，支队下有团、营、连、排、为正规编制，每支队少者有一团，多者有五团不等，随活动地带而增减，军有军长、副军长，支队有司令，团、营、连、排各有团长营长等，每月中央拨费拾叁万捌千元不及正规军一师之经费，人员已由万人增至二万七千余人，故经费非常拮据，然该军有特殊办法，官长士兵均吃军米，菜钱每人每日八分，因有合作社饲养猪鸡鸭及种植蔬菜等，故八分之给养较普遍队伍为好，此外有月饷自一元五角至五元，即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亦月饷五元而已，然有正当开支，如经主管长官核准可有公费报销，故未见如何困难，如以士兵而论其待遇实不劣于正规军，盖正规军之士兵饷除伙食外，亦所得无几也……
　　军部之组织亦有政治部、参谋长、参谋处、副官处、军医处等等，如一般之编制外尚有敌军工作部，专对敌军做政治工作，全部俘虏参加该项工作，对于俘虏并不监视，反而奖励归营返国，惟均不愿回去而随军服务，俘虏常自编小品印发敌阵，并教士兵唤日语口号等，工作相当努力。”
　　第二方面主要反映了新四军内和谐的官兵关系，军中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艰苦环境下的自力更生精神等。
　　“全军之官长士兵如同家人，即名称亦有不同如通讯兵为通讯员，饲养兵（马夫）为饲养员，炊事兵为炊事员等等，除副官而外，无官一例统称同志，同志原无大小也，据称最初成立时，士兵对官长并无立正举手之敬礼，现在积极正规化已有相当成效。
　　新四军之口号为一面抗战，一面建军，故于教育特别注意在中村（原在中村镇因被炸已散在附近村落）设有教导队，大队长冯某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攻惠州后升任连长即派赴德法学习步炮兵有十年之久，归国后即在八路军身经数十战，现掌该军教育……
　　文化课中包（含）自然科学及历史、地理、生理、卫生等，政治课程不限于共产主义包涵一切社会科学及其它之政治问题，军事则侧重于步兵作战，教育方法为启发式除授课外有小组讨论会及壁报等提倡自动的研究。
　　该军经费如此拮据而尚能设立修械厂一所，不特能修理更能自造步枪，全用手工，每月能制数十枝，外表较粗而能连射八十发，甚耐用而射击亦正确，不恶于机器制品，印刷所一所能铅印、石印更能铸字，造纸版，所缺者铜板而已，该军宣传品周刊、月刊及各种教本等均自行排印，纸张则将该地所出之宣纸改良，仿造，白报纸，亦能两面印字价廉合用……
　　汤蠡舟作为一名医生，他当然更加关注新四军的医疗卫生情况。因而，在报告的第三方面，用了较多的笔墨描述了新四军的军医结构、医护训练、医疗设备、官兵健康和实际困难等等。
　　“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医务科科长崔院长（后方医院）兼材料科科长胡医师（后方医院医师）兼卫生科长，每一支队有医师一人，等於师部军医处处长兼野战医院院长（在新四军称前方医院）。现在前方医院只有一所在云岭，新设一所拟推进至江北，每一医院只有医师一人女护士数人其他均为该军训练之卫生员与小鬼（下面说明）而已，军队中以连为单位，连有连卫生员，营有营卫生员，掌理各该单位医务及卫生事宜。
　　军医处内有卫生员训练班，由军医处之医师护士为教官，学员由各部队选送及招考而来，训练六个月，三个月专授解剖、生理、病理、药物、细菌、内科、外科、护病、环境卫生等，后三个月分发各医院半工半读，毕业后派至各部队为卫生员。
　　军医院中之看护及卫生员之助手均为小鬼，所谓小鬼者收养十三四岁之男孩分发各处半工半读，授以文化、卫生、政治三课，其教育方法与教导队同，一二年后均有相当知识，并有特殊之认识，工作非常努力，并且各事均是自动，毫无勉强之处，各人对于小鬼并不以小鬼目之呼为小鬼，而实以小同志目之，实为共产党军特有之制度。
　　对于游击战之卫生勤务，该军亦无特殊研究特殊办法不过随时随地之应付而已，某种应付并不适用於一般之军队，总之该军之医师极度缺乏，虽能在如此环境之下自己训练卫生员专为该军所用，已属难能可贵者也。”
　　这份报告通篇留下了汤蠡舟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的真实写照，充满了赞许之词。实际上，还有一些史料证明，在此以前，汤蠡舟已经与共产党有所接触。
　　1936年6月，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成立，汤蠡舟是执行委员之一。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成立了各类抗日救亡团体40多个，其中设有共产党地下党支部的煤业救护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为便于开展救护活动，煤业救护队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并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从红十字会登记领取所需汽油和汽车修理经费。当年底，为加速从已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中外运伤兵，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红十字会的接运站合并，仍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称。救护车辆统一刷印“红十字会交通股”字样及红十字徽记。
　　此时，汤蠡舟已经从上海带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医护人员西撤至武汉，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中路西线第十四队队长。1938年初，先后在宁波龙华寺和翰香小学，参与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伤兵接收站”。由于上海四周陆路已经被日军封锁，留在上海租界内的数千名伤兵只得通过水路，用外轮全部顺利遣送内地。后来，由共产党员带领的上海煤业救护队100多人，带着20多辆救护汽车，在南昌集体参加了新四军。交通股第一组组长，共产党员乐时鸣回忆道：“驻南昌的红十字会医疗大队长汤蠡舟，原是上海东南医学院医务长，也从上海来，我们的关系处得很好。”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第15医疗队、第61医务队的赵兴让先生回忆：1938年下半年，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朱德总司令电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博士，请求派医疗队前去为伤病员做医疗防疫工作。医务人员纷纷报名，共批准36人，我是其中的一员。总队部在启程前，由汤蠡舟教授召集全体成员讲话，他对这支医疗队的组成作了说明，勉励大家不辞劳苦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他指着一幅中国地图说，此次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生活上艰苦，路途上还要闯过“三关”，那就是“夜闯潼关”“偷渡黄河”“翻越中条”，才能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大家都是中华儿女、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医务工作者，这正是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愿与诸位共勉之。大家都表示一定完成伟大的使命。
　　1939年秋，汤蠡舟从新四军总部回到第三大队部后，继续支持新四军的战地救护工作。1939年底或1940年初，就有三大队第6中队第67医疗队医护人员在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医院工作。2月，该组又增加人数，并随同该院推进至繁昌。4月，第67队有一支人员随新四军医院进抵铜陵三条冲附近工作，忽于24日在何家湾被敌包围，经三日夜苦斗，始得随军冲出重围，复经三日夜急行军，才得以返回繁昌。
　　后来，汤蠡舟又分别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处长、救护总队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队长及第三任总队长。解放战争初，他辞去了国民政府卫生部司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等职务，拒绝随迁台湾，回到他参与创建的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继续从事医学教育和医务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12月28日，《解放日报》的醒目标题“走向内地面对农村  东南医学院迁怀远  今晨全体师生员工专车离沪”的消息。文中写道“本市私立东南医学院响应六大任务号召，在人民政府鼓励和协助下，内迁安徽怀远。全校师生员工教职员眷属及附属医院医师职工五百余人，已在今晨零时四十五分搭乘专车离沪”。文中还提及“附属医院汤蠡舟院长在暑期中与华东卫生当局负责人谈及今后医学教育及事业的方针，认为面向广大农村去发展是一条新的康庄大道”。
　　1957年10月，父亲去世，在“安徽各界集会追悼汤蠡舟先生”的会上，安徽省副省长陆学斌在悼词中指出，汤蠡舟这种追求进步的精神，这种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的精神，这种认真进行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更多力量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