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我出生在黄海边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父亲靠捕鱼维持家庭生计。家里穷，我不能读书，每天听到河对岸小学校里朗朗的读书声，就心里痒痒的，想读书……
一天，我壮着胆说：“我要读书……”还没等我说完，性格暴躁的父亲“咣”地一拍桌子：“我们家几代人没念过书，不也过来了吗？明天起替我背篓子、取鱼！”那时我才8岁，但想读书识字的念头顽强地扎在心底。妈妈每次卖完鱼，给我一二分钱零花，我攒起来，买回笔墨纸砚和《柳公权》字帖临摹。不认识字，我就依葫芦画瓢，一画就是8年，墙上贴得满满的，贴完一茬换一茬……
1951年暑假的一天，小学的左校长到我家买鱼。他走进屋，摘下老花镜一看：“啊，这么好的大仿字是谁写的？几年级啦？”妈妈不好意思地说：“校长啊，说来让你见笑呢！是我没上过学校的儿子写的。”左校长脱口而出：“明天到我学校报名，不收学杂、书本费……”
第二天，我随母亲到了学校，左校长把我们母子俩领进四年级教室。一位女老师自我介绍说：“我叫唐桂香，是四年级班主任，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班的一名学生。”
读书，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左校长对我有个特殊的要求：早晨提前60分钟到校，晚上放学延长一个小时，要我在一年之内，完成四个年级的学习课程。父亲用墨水瓶给我做了一盏煤油灯，端在手上烫出了血泡。左校长见了，不声不响地用学校的废旧料，做了一盏四面是玻璃、能遮风挡雨的手提小马灯给我。
我一头钻进了书里。四年级班里学风好，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学互帮，期终考试结束，唐老师把学生成绩排名贴在“公布栏”里，同学们拥过去，只听一个同学大声嚷道：“江正，语文98分，大仿字全校第一；算术嘛，一根油条、两只大鸭蛋。”这时，校长室传来叫我的声音。我心跳加快，跑到办公室。左校长微笑着对我说：“我们认为你读书潜力很大，进步也很快，跳进五年级吧！你看呢？”我一听傻了眼，但想起左校长曾说过“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觉得听老师的话，没有错路走……就这样，我跳到了五年级，一个学期过去了，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一年后又顺利地学完了六年级课程。
那时，射阳县河北乡镇归属滨海县，小学毕业生必须到滨海县考初中，要步行40多公里羊肠小道。眼看着考期临近，我却得了伤寒病，高烧多日，卧床不起。左校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父母也万分无奈，只好听天由命……
临考前一天，左校长步行20多公里，跑到邻县合德镇的射阳县初级中学校长室，说明了来龙去脉。射阳初中的乐校长二话没说，让教导主任发给我一张准考证。左校长又连夜跑到我家，掏出射阳县初级中学准考证，对我说：“明天准时参加考试。”我坐在铺边，双手捧着这张准考证，顷刻间感觉好多了，自信地说：“没问题！”
凌晨两时许，家里人用破被把我裹好，捆在手推的木制车上。左校长夫妻俩还不放心，3点钟也赶到渡口，把我送过了河。左校长拉着我父亲的手说：“慢慢推。9点钟考试，8点50分赶到考场就行。”师母又叮嘱我：“把你在家考试的习惯要用起来，审题时要耐心细致，做题时要先易后难……”这临阵赠言，情深意厚啊！
当年父亲已是56岁了，推得满头大汗，准时把我送进了学校大门。上下午两场考试结束，回家路上，父亲轻声地问我：“儿啦，考得怎么样？”我如实说：“爸爸，语文、算术两张试卷上，都没有碰到我没学过的难题。”父亲听了，推起车子浑身来劲，天没黑就赶到家。两个姐姐急忙跑到学校向老师报告。左校长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
1957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三年初中学习。回家后，父母无奈地说：“儿啦，我们这个穷家，不管怎么说，再也无能为力供你读书了……”就在这时，左校长又伸出援助之手，找乡文教助理商定，争取了一个公办代课教师名额，让我当上了母校代课教师。第二年，我转正为公办教师，月薪26.5元。
我任教五年级班主任，教了7年语文。我除一丝不苟地上好每节课外，还为学生们撰写了近百首儿歌，编排了形式多样的演唱、游戏等文艺节目，活跃了孩子们课外文化生活。我带领学校宣传队多次参加乡、县学生文艺演出并获奖。其中，我写的一首儿歌《敢教日月换新天》发表在《中国少年报》副刊上。由此，我与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乡成立文化站，左校长积极推荐我，于是，我当上了千秋乡第一任文化站站长。五年勤奋耕耘，我把全乡群众文化开展得红红火火，成为全县群众文化先进典型。1969年12月底，我又被县文教局调任射阳县文化馆副馆长；21年后，又被调任县交通局工会主席，并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退休至今，我已87岁，耳不聋、眼不花，仍笔耕不辍……
左校长亲手为我制作的那盏手提小马灯，把我这个穷孩子引上了读书之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成为一名党员和国家公务员。左校长的仁德之心，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怀念恩师，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