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说项英（三）

　　（上接第11期）
　　1941年1月4日晚上，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共7000余人离开皖南泾县的云岭等处驻地，根据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同意作出的让步，开始北移。1月7日拂晓，行至泾县茂林附近，遭到国民党军九个师一个旅9万余人的包围阻击。经过7昼夜的英勇自卫、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于13日晚不得不撤出阵地，分散突围。在这次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悍然发动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2000余人伤亡，4000余人被俘。只有约2000人分批分路突出重围。军长叶挺下山和国民党军谈判被扣押。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隐蔽在山洞中，3月14日凌晨被叛徒杀害。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到惨重损失，罪魁祸首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对新四军英勇抵抗日军深受人民拥护因而不断壮大，十分嫉妒和恐惧，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早就大造反共舆论，罗织新四军的种种罪名。他们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限期北移，同时调兵遣将，策划在新四军北移途中予以“一网打尽”。国民党在皖南原有四个师加一个旅，为了加强围歼新四军的兵力，不惜削弱对日军的防务，又从江苏、浙江、江西调来五个师。总之，这场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阴谋。这一阴谋能够得逞，新四军未能避免或减少损失，又和项英在事变前和事变中的种种错误有关。
　　错误之一：一再延误北移时机。
　　早在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就电示项英：“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在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中又提出：“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受到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项英于4月9日电复毛泽东，还是这也不行，那也困难：“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队会合。”而且“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在这期间，陈毅、粟裕等多次建议新四军军部应东移苏南。中共中央于5月4日电告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新四军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请按这个方针布置兵力，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关。”5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项英、陈毅：“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项英起初表示同意东移，并要陈毅派部队接应，但6月12日又致电中共中央说：“军部移动已停滞”，如移动，“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
　　10月上旬，陈毅指挥新四军苏北部队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暂时打了下去。也在同时，叶挺指挥新四军皖南部队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从日军手中收复泾县县城，打开了由云岭东进苏南的门户。这是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东移或北移的最佳时机。10月8日和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连致电叶挺、项英，明确指出：蒋介石已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军部应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中共中央强调“速速渡江”，“绝对不要再迟延”。项英仍然顾虑重重、诉说困难，没有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叶挺、项英：“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2月9日，蒋介石命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对新四军下了最后“通牒”。项英偏要拖到1941年1月4日晚上开动。这四天，给了国民党军完成合围部署的时间，也给了国民党指责新四军“违抗军令”的口实。老天还来添乱，风雨交加，道路泥泞，青弋江江水大涨，北移部队到7日还没有走出泾县。
　　项英延误北移的时机，错误明显，不容争辩。而主张“重新评价”者就在错误的原因上做文章。有的说：“错过北移时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央有一定责任”，“未能具体地规定北移时间，即使规定了，又有所变动。”直到1940年11月21日，中央还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所以，“不能说是项英一个人拖延了时间”。有的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有些过于乐观，对时局的危险估计不足”，“对北移的态度变化大，要求走的决心下得太迟”，“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走一步看一步，曾经是想拖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年对形势的严峻一度估计不足，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全部事实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指示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或东移苏南，或北移皖东，始终是明确的。那个11月21日的电报先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紧接着就说“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一日两电，要求“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要求“立即开始分批移动”。12月14日的电报又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宽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在本月内尽可能移毕。”12月16日、18日、20日，接连致电催促北移。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批评他们对北移犹豫不决，毫无定见。电报中说：“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限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只要全面系统地读一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些电报就可明白，说拖，是对国民党的斗争策略，说走，才是给新四军的行动方针。
　　项英拖延北移，原因完全在他自己。
　　其一，项英总是顾虑在北移途中受到敌顽夹击。11月27日，他在致毛泽东、朱德电中说：“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1月29日复电：“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就在这一天，项英改变主意了：“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几个月里，一再这样变来变去。项英力求避免部队受到损失，这种心情可以理解。问题在于，既要北移，无论是先经苏南还是直接北渡长江，都要通过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受到袭击有些损失是难以避免的。作为新四军的领导人，需要的是权衡利弊抓住有利时机冲破困难的果断，舍得以局部牺牲换取全局胜利的胆略。左顾右盼，举棋不定，只能陷于更加困难危险的境地。
　　其二，项英对皖南恋恋不舍。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新四军军部应北渡长江，或东移苏南，同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项英于10月11日复电却说：“依据各方面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电示：“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而项英的回答仍是：“为了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才能保证，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减弱北移。”到了10月30日，项英提出应付国民党军进攻的三个方案请中央选定，第一个方案仍是“保持皖南阵地，根本不北移”。11月3日，终于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我们赞成北渡方针，并正做如此准备。”但接着又说：“目前有种种客观困难，不能立即实现这一方针”，“决心坚持皖南阵地”，还列举了有把握坚持的五个条件。这个株守皖南以图向南发展的情结，一直干扰着项英的北移决心。
　　错误之二：北移路线选择不当。
　　在中共中央的批评督促下，项英终于决定北移，在12月28日主持新四军军分会会议讨论行动方案，并请叶挺列席。会上提出三个方案，逐一作了分析比较。
　　第一方案是向东经杨柳铺、孙家埠、郎溪到苏南，待机北渡长江到苏北。这个方案有利的方面是沿途建有兵站，做好了供应准备，地形比较熟悉，群众基础较好；如果发生战斗，新四军苏南部队可以策应。不利的方面是经过国民党军三个师防区，如果发生战斗，不易突出包围。
　　第二方案是由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再到皖东。这个方案的有利方面是路程短，到长江边只需一天一夜行军，沿途为第三支队活动地区，群众基础好；经过半个月的准备，渡口已经选好，船只已有准备，在长江北岸还设立了接应指挥部。不利的方面是如果一次不能渡完，余部易遭敌顽夹击；北渡时如被日军发现，会有舰艇拦截；江北沿岸的渡口大部分被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控制，登岸时会受到堵击。
　　第三方案是向南绕道茂林、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脉到苏南，待机北渡长江到苏北。实施这个方案，只要迅速接近天目山麓，地形有利；遭遇国民党军第四十师时，以六个团对付三个团，兵力足够。不利的方面是行程远，时间长，地形不熟，群众工作基础薄弱。
　　项英认为第一和第二方案太危险，应该避强就弱，决定实施第三方案。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向南绕道北移的路线选择不当。前方等着的不仅是第四十师，而是进了国民党军包围圈。对敌情严重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且向国民党后方移动，给了他们拦截的口实，政治上十分不利。其实，无论是第一方案或第二方案，虽然可能遭到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袭击，但并非绝对不可行。这年12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先后有三批非战斗人员向东到苏南，然后北渡长江到了苏北，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率领的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在此之前，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领一个营从皖南北渡长江，顺利到达了无为县以东地区。大部队北移当然比小部队困难更大，但总比后来的结果损失小些。
　　有的文章说，项英选择向南绕道，还是想择机向浙闽山区发展。这个说法没有依据，不应臆测推断；何况近万人的行军队伍，如果临时变更目的地，谈何容易！
　　也有文章为项英辩护，说选择向南绕道，是新四军军分会集体决定，不是项英一个人的错。事实是，叶挺在会上主张第一方案，被项英否定。叶挺退而求其次，又赞成第二方案，还是被项英否定。
　　错误之三：优柔寡断指挥失误。
　　1941年1月7日拂晓，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途中遭遇国民党军的阻击。指战员一面喊话：“新四军是奉命北移，友军不要拦阻！”“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面被迫还击，奋力冲杀。第一纵队冲过球岭，占领了星潭东北方向的举山。第二纵队冲上丕岭，沿着百户坑向星潭进击。第三纵队一路冲杀，下午到达离星潭只有六七公里的牛栏山一带。但是，由于国民党军的层层阻拦，预定三个纵队在7日午前会集星潭的计划未能实现。
　　7日15时许，项英在百户坑这个山谷里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怎样行动。
　　叶挺认为，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就是灭亡。星潭是通向旌德的必经之路，只有夺取星潭才有出路。叶挺说，午前他到前沿察看，已告第五团第二营做好增援第二纵队进攻星潭的准备。要不惜牺牲，坚决从星潭打出去，冲破封锁，突出包围。作战科长李志高和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火星都支持叶挺的意见。但是项英不同意，认为硬攻星潭牺牲太大，伤员多了不好处理，如果付出重大代价，星潭打不下来，那就更困难了。
　　有人提出第二种方案：翻过百户坑右侧山梁，由另一个坑口打出去。但这一路情况不明，侦察地形和摸清敌情需要几个小时，时间不允许，不侦察又不能贸然行动。这个意见也被项英否决。
　　傍晚，叶挺又提一案：既然不能正面突破，应该立即改道，沿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太平、洋溪、石埭方向突围，甚至南出祁门、景德镇，以图生存。项英仍然不同意。他一直有向南发展的意图，此时却说，向南是向国民党统治地区行动，在政治上说不过去。
　　项英一再否决别人意见，自己却提不出具体方案，会议迟迟形不成决策。到了晚上近22时，叶挺忍无可忍，有些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
　　这时周子昆提议：早上特务团通过高岭时，没有遇到国民党军，我们可以退回里潭仓，出高岭，到太平，转入黄山，伺机东进。项英当即同意，决定子夜沿原路折回，并且作了后卫变前卫、军部随后跟进的部署。
　　隆冬季节，皖南山区细雨绵绵，朔风凛冽，格外寒冷。指战员们不明白为什么改变计划后撤，怀着不安的心情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走到1月8日午后，发现走错了路，不是向高岭而是走向濂岭。此时，特务团正在濂岭与国民党军对峙中，于是又向后转再往高岭。此时，又得知国民党军正向高岭攻击。前进受阻，军部不得已在晚上撤回里潭仓宿营。
　　后来才知道，1月7日晚上，在军分会扩大会议还在争执不休之时，老三团和新三团经过奋力冲杀，已经扫清星潭外围，新三团第一营已经攻进了星潭镇。只是由于通讯工具落后，这个信息没有及时传到军部。直到8日凌晨，第一营得知部队已经后撤，才撤离星潭镇。如果按照叶挺的意见，当晚由第五团增强攻击力量，完全可以攻克星潭，从这里突出重围。
　　在北移受阻陷入国民党军包围的困难处境，在战机稍纵即逝、理应当机立断的紧急时刻，项英主持的作战会议竟然开了七小时之久。这样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错失了有可能转危为安的时机。
　　在我读到过的争论项英功过的众多文章中，没有人为这七小时的会议辩解。我们在许多年以后谈论这七小时的会议，仍然只能为如此犹豫不决、乱了方寸感到惊讶，为错失突出重围的良机而扼腕痛惜，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辩解了。
　　错误之四：惊慌失措擅自离队。
　　1月8日下午，顾祝同发布命令：新四军皖南部队“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聚歼之，勿使逃窜分散为要”。项英从新四军获取的情报得知这一消息，惊慌失措，于9日晨率十余人擅自离开指挥岗位出走。走了不久，感到不对，随同附近的第五团于10日回到军部，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项英离队后，叶挺立即负起重任，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2日，中共中央电令：“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对于项英的这个严重错误，40年后也有过争论。有人称之为逃跑，有人反对用这种词语。我以为，项英的本意是试图分散突围，这是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用过的办法。错是错在本应同舟共济的危急时刻，项英没有和叶挺商量应急措施，而是置军长和指战员们的安危于不顾，自己离队出走了，造成了部队的思想混乱，影响了士气。幸而他及时醒悟，一天后就归队，立即向中共中央检讨。他自己承认“临时动摇”，已经对这次出走的错误定性。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个定性足够严重了。
　　错误之五：对并不了解底细的刘厚总给予了特别信任。这个最后的错误导致项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好几篇文章说刘厚总是项英的“随从副官”。这是对副官这个职务的误解。新四军初期的副官处，负责行政管理，相当于后来的管理处。刘厚总是副官处第三科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项英原来并不认识刘厚总，而是在突围途中偶然相遇。据当年随同项英的警卫排副排长郑德胜回忆：“1月16日傍晚，敌人回大康王吃饭去了，刘厚总突然从对面山里爬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项副军长问：他是谁？我们告诉他是副官刘厚总。项副军长说：好吧！那就跟着我们一块走吧！”
　　在近两个月的突围、转移、隐蔽期间，刘厚总对项英十分巴结，有一次还主动背着项英过河。项英因而对刘厚总有了好感，越来越信任。有人曾提醒，我们对刘厚总并不了解底细，不宜过于信任。项英仍未引起重视。后来到了泾县南容乡石牛窝村的赤坑山，隐蔽在山上的蜜蜂洞里。蜜蜂洞因赤坑山的顶峰状如蜂桶而得名。洞不很大，只能躺下四个人。除了项英、周子昆和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还有一人，本来应该是项英的警卫人员中的一个，但项英却选了刘厚总，让警卫排的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住在半山腰悬崖旁的一个草棚里。更为荒唐的是，刘厚总携带的短枪只能打单发，他看到郑德胜的枪好，要求换枪。郑德胜不肯，项英还动员郑德胜换给他。
　　1941年3月14日凌晨，刘厚总就用郑德胜那把连发的枪，接连杀害了熟睡中的项英和周子昆，又向被枪声惊醒的黄诚连开两枪，然后下山去向国民党报“功”了。
　　多年以前，我去寻找过蜜蜂洞。山高林密，杂草丛生，山径时断时续，眼看天色已晚，还是未能找到。1990年10月，为准备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泾县人民政府修筑了上山的道路，才使我得以探访蜜蜂洞。到了现场，不禁赞叹蜜蜂洞真是藏身的好地方。我们上山时，一路走来，边走边抬头，没有发现洞。接近顶峰时，山路突然右拐，这才看到蜜蜂洞。但是站在洞口，却可以一眼望见山下的村子。隐蔽在这个洞里，山下一有风吹草动，就可以从容转移。如果没有项英的盲目信任为刘厚总提供了行凶的条件，项英、周子昆完全可能在皖南事变中脱险。这真是令人痛惜的悲剧！
　　换枪的事，知道的人不多，在关于项英的文章和书籍中未见记述。我是听郑德胜说的。那时他正任芜湖军分区司令员，泾县就属于芜湖地区。往事难忘，郑德胜对换枪之事一直耿耿于怀。
　　一定还要说说项英的最后两个月。
　　在突围和隐蔽的那些日子，项英反复思考的，应该是他在皖南事变前后的错误。可以肯定，项英对此已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据大难不死的黄诚回忆，项英在突围中遇见周子昆时，噙着眼泪说：“我们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主要责任在我。我回到中央，要做检查，请求处分。”后来在螺丝坑隐蔽时，联系上李志高、谢忠良，项英又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
　　项英在隐蔽期间，不断联系上被打散的新四军人员。他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不忘自己的领导责任，向战友们强调既要分散隐蔽，力保安全，又要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在联系上李志高等人以后，他提出要建立临时党支部，并指定李志高为临时党支部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项英说：“在隐蔽过程中，一切行动要以支部为核心。”后来，项英又先后联系上军部机关政治协理员杨汉林、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等，多达70余人。项英得知已有三个临时党支部，又提出建立党的总支部，以杨汉林为书记。他说：“在任何时候，特别是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项英还十分重视寻找当地的党组织，务使突围行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项英鼓励干部战士在挫折面前要保持旺盛的斗志、胜利的信心。第五团第二营营长陈仁洪和副营长马长炎，在石井坑抗击国民党军的战斗中负重伤，经领导批准由营部侦察班、通讯班战士抬着担架离开战场，隐蔽养伤，后来和项英联系上了，还见了面。项英听说他们的伤口已经好转，在一起隐蔽的有20余人，非常高兴，和他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项英说：“虽然我们这次损失很大，但新四军在苏南、江北地区还是有很大发展的，从整个新四军看，我们还是有很大力量的。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将来还会发展起来的。目前敌人还在搜山，你们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好，保存力量，以求共同突围出去，多保存一个人，就是多一颗革命种子，多一份革命力量啊！”
　　项英还作了两手准备，力争突围到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根据地去，万一北渡长江不成，就在皖南组织力量打游击。他对隐蔽在石牛窝村的工兵连长刘奎说：“我们现在又有了这么多人，这里的群众又这么好，我们还有枪，还有那么多老战士可以当干部。这样，很快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营、两个营。”又说：“现在的条件是很好的，比我们在赣南打游击的条件好多了。”刘奎记住了项英的话，这年5月就组成泾（县）旌（德）太（平）游击队并任队长。他在皖南一直坚持到解放大军南下，民间誉称“打不死的刘奎”。
　　项英在突围和隐蔽期间的所思所为证明，他是勇于正视错误和承担责任，有决心改正错误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他是挫折和失败压不垮打不倒，即使九死一生仍然斗志昂扬的坚强的革命战士；他是忠诚于党和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的新四军英烈！（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