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伯烈:第一部南京大屠杀著作的作者

今年12月13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历经84个春秋，如今已为世界人民熟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回想当年，一批外国记者与国际友好人士，为揭露日军暴行真相，用各种方式记录与传播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罕见的悲剧。在当今众多论述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英国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

　　田伯烈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国际友人。他于1898年出生在澳大利亚，1918年来到中国，任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自1928年起至1938年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和美国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除了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外，他还承担了多种社会工作，曾担任北平公理会教堂主席，并于1936年7月在北平创建了一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这段时期，他虽常驻北京（后称北平），但其足迹遍布全中国及远东地区。
　　1936年初，田伯烈从北平迁居上海，在专注新闻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工作。同年5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全票通过接纳田伯烈加入该组织，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专任驻上海扬子江流域赈灾顾问委员会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为在上海一旦卷入战火时救济难民，华洋义赈会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卍字会等组织，共同成立上海国际救济会。田伯烈又被推选为该会委员。
　　淞沪抗战爆发后，数万难民麇集于沪西法租界周边，生活无保障，生命受威胁。当时，一年前被派到西班牙采访的田伯烈回到上海，出于良知与道义，利用自己在新闻采访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人脉关系，争取到日本外交官日高信六郎与日本半官方同盟通讯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合作，与法国神父饶家驹等人共同组建了上海南市难民区，以收容安置惊恐无助的难民。该难民区人数最多时达30余万难民。田伯烈积极救助上海难民的精神，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称赞。在救助上海难民的同时，田伯烈忠于自己记者职业的职守，在硝烟弥漫的华中战场，他怀着一颗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同情之心，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写出了许多谴责日本军队疯狂侵略和中国军队英勇抵抗的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田伯烈还参加了由上海麦伦书院校长夏晋麟、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温源宁等人发起组织的“抗敌委员会”，并成为该委员会核心人物之一，从事各项抗日救亡工作。
　　日本侵略军是一支用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出来的凶残部队。日军自淞沪地区向南京进军的过程，实际也就是一路杀、烧、淫、掠的过程。特别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后，日军为震慑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更加丧心病狂地滥施暴行，仅12月内，即在下关长江边、汉中门外、水西门外与城南郊外的10次集体屠杀中，杀害无辜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军人达19.5万余人。美国外交官爱利生称，“这里的外国人相信，日军占领的最初阶段，每晚有1000多桩强奸案发生。”刚刚进入南京、不受约束的日军官兵还大肆纵火、抢劫。
　　田伯烈十分痛恨日军对中国人民施加的暴行，满怀爱心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1938年1月16日，他在一篇发送给《曼彻斯特导报》的新闻稿中写道：
　　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Attila）及其匈奴人。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平民的残酷的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这里比较优良的典型日本平民感到深痛的耻辱——日军在各处应受谴责的行为更为日本兵在上海本地疯狂地造成的一系列地方事件而高涨。今天《字林西报》报道了特别令人震惊的案件：一个日本兵寻找女人与酒不得而枪杀3名60岁以上的中国妇女及射伤其他无辜平民数人。
　　在这篇新闻稿中，田伯烈提及日本侵略军在京（指南京）沪沿线屠杀了不少于30万的平民。其中“30万”的数字和京沪沿线这一广大的地区，都骇人听闻、触目惊心。该新闻稿于当晚为日方检查官发现，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存在“不适当之处”，“可能危及（日本）军方的感情”。田伯烈被日方无理要求前往日军军部接受盘查，在对新闻稿作出修改后，方可发表。田伯烈拒不接受日方这一无理要求，被日方称为“不服从指示”。他通过英国总领事馆，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日方就无理扣发稿件作出解释。17日下午，在日方的新闻发布会上，田伯烈发言，公开揭露他“曾被命令前往日本军部”。田伯烈为维护记者真实报道社会状况的权利而进行的坚决抗争，使日方大为恼火，被日方指责为“有意以此事制造事端”，并称“我主管官员对他的态度更是大为不悦”。日方在扣发田伯烈新闻稿事件发生后，内心极为恐慌。1月17日，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亲自签发，以编号为227号的外交文件，将田伯烈新闻稿的全文标以“特别消息”，发给华盛顿日本驻美大使馆。广田还在另一份外交文件中，陈述了扣发田伯烈新闻稿及田伯烈拒不接受日方要求的经过。广田在文件中写道：“因为此事可能为路透社和美联社大为渲染，请将此件与上面提到的别函由伦敦拍发给在欧洲的所有使馆，并转往华盛顿、纽约及美国西海岸。”从广田所发出的一系列外交密件中，可见日本政府对田伯烈新闻稿内容的极度心虚，同时也证明了田伯烈的报道内容触到了日方的痛处。
　　在重重困难面前，田伯烈以自己的智慧，选择了新的斗争方法。他在1月16日新闻稿不能由上海发往《曼彻斯特导报》的情况下，便决定将其主要内容译成中文，先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出来。1月24日，武汉《申报》将其中译文本予以报道。田伯烈以骇人听闻的“30万”这一数字，揭露了日军在南京及江南一带屠杀暴行的真相。这一报道，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的爆炸，暴发出无比的威力。许多媒体以此篇报道内容为根据，愤怒声讨日军之野蛮暴行。武汉《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1月31日的社评《春节念受难同胞》中写道：“英记者丁伯烈（按即田伯烈）氏报告，敌军在京沪线杀戮的平民至少三十万人，奸污妇女，虽老妇不免。”
　　田伯烈在经受了日本新闻检查官一系列无理扣压稿件和刁难后，心中逐渐萌发了一个新的想法，即将各种文件、日记与书信中的真实资料汇集起来，出版一部揭露日军暴行的著作。他在后来出版的这部著作的序言中写道：
　　去年十二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于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劫掠，无所不为。我以为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孟却斯德导报》 （ManchesterGuardian，按即《曼彻斯特导报》）。不料，上海的日方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稿的真实性，结果我从最可靠的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这是我写成本书的原因及经过。
　　田伯烈在1938年1月底，开始有了编写日军暴行著作的计划之后，大约在1月底、2月初，便以全力搜集与整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菲奇、马吉等人提供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资料，以及上海租界《密勒氏评论报》 《字林西报》等报刊的相关资料；3月中旬，由上海到武汉，一边继续搜集、充实资料，一边着手撰写书稿；3月21日，写成全书，计正文九章10余万字，连同附录七篇，总共21万字。该书书名为WhatWarMeans：TheJapaneseAtrocitiesin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6月，该书英文版相继在伦敦、纽约出版，各发行6万册。后续有丹麦文版、法文版、日文版等问世。该书在欧美各国的出版，帮助西方各国人民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本性和狰狞面目，使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正义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声援。中国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于同年3月下旬购得田氏书稿，并立即组织力量日夜赶译。6月中旬翻译完成，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夕，以国民出版社名义、译者署名杨明，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并由著名民主人士、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撰写序言，赶印出首批1万册，后又续增印至10万册。该书以最快的速度，发至各作战部队供官兵阅读，同时，推向社会各机关团体，以激发全民、全军报仇雪耻的民族精神。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为全世界第一部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在其九章正文中，前四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集中记录了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城内外杀、烧、淫、掠的暴行，以及用“良民登记”的欺骗手法诱杀青壮年的可耻行为。第五至八章为日军在南京周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华北地区的暴行，以及以沪宁地区为主，在全国各地的野蛮空袭与无差别轰炸。第九章为“结论”部分，著者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当局否定暴行的狡辩，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以恐怖手段，达到使中国民众畏惧屈服的目的”之实质，精辟论述了日本统治阶级为消弭社会内部不安而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耻目的。书末的七篇附录，以原始的报告、信函、报道等历史文献，给正文作了极好的、详尽的注释。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郭沫若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称，该书“是我们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中文版译者在序言中说：“田伯烈氏站在爱护正义、爱护公理、爱护世界和平、爱护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报道展开在远东大陆上黑暗吞噬光明的最疯狂的一幕。”它记录了中国人民一段黑暗的、痛苦的、灾难的历史记忆。灾难的历史能够教育人民。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它使人们同仇敌忾，去夺取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和平的年代，它使人们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田伯烈1954年病逝于伦敦。田伯烈一生中最宝贵的20年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不仅如此，他在离开中国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工作，始终关注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被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或重新翻译出版，显示出该书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及反击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方面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