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马长炎，1926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团，同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战争年代，他曾任新四军7师21旅旅长、第三野战军师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这位老红军战士，生前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老区的人民，在他的心中，老区人民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就是他为党工作的力量源泉！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铭记这段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真理，我重温了父亲和老区人民的那一段段感人肺腑的往事。
老区来人
在我的记忆中，安徽省政府大院内就数我们家的客人最多，即使父亲离开后，我们家中仍保持着这样的传统。父亲在世时家中来客，有战争年代的老上级，也有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但来得最多的还是老区江西和安徽和县、含山、泾县一带的群众，每当这些皮肤黝黑、旧衣补丁的人来到家中，不懂事的我们往往躲在一边，而爸爸妈妈却特别高兴热情。
父母养育了我们八个孩子，我排行老四，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几乎没穿过新衣服，但对待这些农村人，爸爸妈妈每次都是杀鸡买肉，弄了一大桌子菜，来回路费全包，还要塞给他们好些钱。遇到老人和娃娃，妈妈会特地送上几块布料和食品。我家兄弟姐妹多，经济周转不开，妈妈往往会去借钱来招待这些客人，甚至享受比爸爸老战友还高的待遇，我们常在心中嘀咕。有一次，爸爸看着我不解的目光，把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已经上中学了，也该懂事了，要知道，没有这些老区人民就没有你的父母，没有这些老区人民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过去这些老区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留给我们。面对严刑拷打甚至牺牲，也不出卖我们。三年游击战那么艰苦，你爸爸挺过来了，皖南事变我身负重伤，又挺过来了，没有他们，哪里有我们的今天？现在条件好了地位变了，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不能变。我们就是苦一点，就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尽量帮助他们过得好一点！”
记得安徽和县耿家油坊有位耿大娘，经常到我们家中，父亲看到她就非常高兴，问长问短百般关照，耿大娘在抗战时是我们家的房东，耿大娘一家为新四军打探军情、带路，像沙家浜中的沙奶奶一样关爱着新四军。有一次，父亲胃出血住在医院，突然得知耿大娘病重，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坚决要去看望耿大娘，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家人，谁也劝阻不了他。他拖着病体连病号服也没换，带着慰问品拔腿就走。医生傻了眼，只得带着药品紧随其后。当时去耿家的路不通车，他步行七华里赶到耿大娘的床边，摸摸大娘的额头，问病情问冷暖，耿大娘紧紧握着父亲的手，热泪盈眶、双唇颤抖，激动不已。1978年11月间耿大娘病故，我父亲火速赶去吊唁慰问亲属。在父亲的建议下，村里为耿大娘开了个追悼会，100多人为耿大娘送行，我的父母也在行列中。按照当地的习俗，将老人的棺材抬进墓穴时，应由其儿子撮第一锹土埋葬，没等棺材落地，父亲就拿起铁锹说“这锹土我来撮，我就是这里老百姓的儿子，我就是耿大娘的亲生儿子！”说着，恭恭敬敬地撮了第一锹土撒在棺盖上，这锹土浸透着军民鱼水深情，饱含着一位老红军、老新四军战士对百姓的敬和爱！我的父亲没能为亲生父母尽其孝道，却为老区一位普通农家老人如此虔诚尽孝！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八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可以自食其力了。可是妈妈还是感到家中经济很紧张，爸爸很少把工资拿出来。他始终惦记着养育他的家乡人民，惦记着用生命养护子弟兵的人民群众。老区来人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不管是老人还是隔了几代的娃娃，父亲都是那样热情把钱塞给他们，我的父母也许是同等职务中最穷的老干部！爸爸曾对我说，“孩子，我没有留给你一分钱，但我却教会了你们怎样做人！”我17岁当兵，离开父母身边50多年了，但爸爸妈妈对人民群众的那种无限的深情，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深山寻亲
父亲在世时曾多次去泾县，那是他从闽北辗转到达岩寺集结整编和后来皖南事变中，与敌激战虎口突围的地方，那里有许多当年同新四军生死与共的亲人，他一直在心中眷恋着。
1981年10月下旬，他再次来到泾县。10月24日清晨，他不顾年已古稀、心脏有病，拿着随身带的地图旧地重寻。到了章村和石井坑，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有奎接待了父亲一行。父亲看望了几家农户，接着要翻山越岭去海拔800多米的东流山，随行的同志说：“山这么高，又难找到上山的路，你就山下看看吧！”父亲说：“你们的好心我理解，但我已经是这样的年纪了，还能来多少次呢？”他一路边走边忆皖南事变时和战友们在这一带自卫还击、负伤、转移、撤退、隐蔽的情形。当到达名叫鱼丘垅的山岗上，他指着远处的山岭沟谷，说那是他和战友们与顽军拼死激战的地方，还情不自禁地唱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战斗的豪情在他胸中升腾。
爬到东流山山腰的凤村公社林场，眼看茂林满山，他兴高采烈同林场职工和同行的同志说：“40年前，这东流山是我们出没的地方，山上都是些深深的茅草和零零星星的马尾松，今天这里有这么多成片的杉木林，非常好！你们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指引下，把当年革命前辈洒过热血的老区建设好！”下山后，凤城公社党委书记凤元福留他在公社用餐，父亲却就地在一位老大娘家吃饭，吃饭时没什么菜，只烧了一些开水就咸菜吃，大娘直搓手觉得过意不去：“你看这……”父亲笑呵呵地说：“大娘没关系，这就很好嘛，分别重逢40年，今天喝水水也甜。”饭后父亲还付了饭钱。
这次父亲一到泾县，就旧话重提：“我多次寻找皖南事变中掩护过我们的冯木匠一家，一直找不到下落，当年尽管我们和他家像一家人一样，但在那特殊的情况下，不可能一起谈家常叙身世。40年过去了，有的事情已记不清了。这家好像姓冯还会做木匠，住在山顶上……”他向王有奎打听抗战时石井坑住有几户人家。王说：“有2户看山棚的，一户姓刘，一户姓张，住家的只有一户姓凤，叫凤运辉。”父亲说：“那我们就到姓凤的那家去问问。”于是他们一同到凤家。凤运辉说：“我爷爷叫凤大恕，1943年去世了，父亲叫凤志旺，是1953年去世的，现在只有我们夫妻俩带两个孩子。”对当年父亲是否掩护过新四军的事，他一无所知。谈话间来了一位老人叫王松炳，父亲同老人攀谈起来，王老汉只知道凤云辉的父亲是个自悟的木匠，如果活着已是72岁了，其他情况也不清楚。父亲一听点点头说有点像，“凤木匠比我大两岁，今年72岁是对的，姓冯还是姓凤，是不是我记错了？还是我这个江西老表冯、凤不分。”夕阳西挂来不及上山，他只好带着疑问回到了县城。
第二天早晨，父亲请县里的同志借两个军用水壶，自带馒头，做好爬大山的准备。中午到达竹叶坑，在公社林场将水壶灌满开水，热了所带的馒头吃午饭，请凤运辉同去认认他家原先的住地。凤运辉14岁的儿子兆新也跟着赶到，途中他的褂子掉进水沟弄湿了。父亲怕小兆新受潮着凉，将自己的毛衣给他穿上，还把他拉到身边，问是否上学了？兆新低着头不回答，他父亲说：“兆新原来上小学三年级，今年没上学了。”饭后接着赶路，走着走着抬头一看，他们要上的山头高耸陡峭无路可上，只有一条伐木放木材的“滑道”，坡度约七八十度，如不爬上去，就找不到凤家的原来住处。达到约500多米高度时，大家都气喘吁吁呼吸短促，此时父亲忽然脸色煞白汗流如雨，甚至不由自主地躺了下来，眼睛半闭着张嘴直喘，随行的张医生摸了一下他的脉搏，一分钟心跳100多次，大家都急坏了，如何是好？所幸休息片刻，父亲的脸色逐渐正常过来，他笑着说：“不要紧，我有把握，上！”说着喝了几口凉开水，又爬了200多米险坡，终于到达山顶。父亲顾不得休息，急忙走进竹林，聚精会神地观察。他在凤家老宅不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座已经倒塌的土地庙。他绕着凤家的老宅基前前后后转来转去，细细端详沉沉思忆。竹林、茶树、土地庙、石头墙，就是这个地方，千真万确！他静静地坐在一方老石墙基上沉默不语，当年驰骋疆场多次负伤、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铁汉子，此时老泪纵横。他一把拉过身边的小兆新，紧紧抱在怀里嚎啕大哭，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凤木匠原名凤志旺，在皖南事变和此后的皖南游击战中四次以“窩藏匪军”的罪名被关押，严刑逼供却守口如瓶。他被打成内伤，久病不愈，40多岁便去世了，其父凤大恕也被迫害身亡，住房两次被烧成灰烬。1948年，他家从枫树坪山顶迁到30华里外的石井坑东谷形村。凤木匠去世时，其子运辉刚十岁，凤家冒死掩护新四军的功绩，当地无人知晓，加之姓氏读音之误，使得我父亲一直苦寻不着，这次30多年的夙愿终于如愿以偿，他喜出望外兴奋异常，把随身带的一支英雄钢笔插在了兆新的衣服口袋里，摸摸孩子的头说：“你要好好学习，继承上代的革命精神，长大接好班，为国家多做事多贡献！”父亲让凤运辉同妻子商量，一定要给孩子继续读书，又向同行的县里、凤村公社的同志说：“凤志旺老人的墓要用石块砌起来立个碑，写上为革命立过大功的凤志旺老人之墓，四周栽上青松纪念他，让他的精神长存，但不要铺张浪费。”打这以后父亲多次寄钱供兆新上学，兆新中学毕业后当了工人，还多次去合肥到我家做客，看望父亲。
父亲走了，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却留下了他无限的情怀，留下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优秀品质将永远鞭策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