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好的家风犹如一种无言的教育，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人们的心灵，塑造着人们的品格。老一辈革命家低调、守法、清廉、自立、诚实、正直的家风，既让我们感动、敬畏，又为我们树立了良好榜样。

　　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和平用“立德树人，勤俭持家”八个字总结朱德家风。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要求子孙辈不要有特殊思想，不要觉得高人一等，群众怎样生活，他们就怎样生活，“生活上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也不要靠我去当官”，“一定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实干为国家作出贡献”。朱德还以此约束自己的亲属。
　　出于感恩当年兄弟姐妹们凑钱供自己读书，建国后，朱德让他们各送一个孩子来北京上学。家里一下就多了十几个孩子，生活压力陡增。朱德没有透露自己的困难，还多次主动要求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给自己降薪，同时开垦了一块地，带着孩子们拿着锄头、铁锹种菜。建国后，朱德先后6次回到家乡四川，并回过一次出生地仪陇县。他轻车简行，要求随从不给群众和基层添麻烦，取消了家乡干部要为他举办的展览，指示在办展览的地方建一所小学让娃娃们读书。朱德还指示当地干部要利用山区资源，发展山区经济，自力更生，“不能光伸手向外要”。离开仪陇前，他特别提出：“希望仪陇多给国家作贡献！”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搞特殊化。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谭政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他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楼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何位，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
　　有一次，他的儿子张虹生趁他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张闻天一点也不妥协，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张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1979年，中组部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回：“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董必武一生任劳任怨，不谋私利。据他的女儿董良翚介绍，董必武说过这么一个故事：长征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住宿时要分派村里腾出来的房间，有的是跑了的地主留下的，有的是贫苦农民腾出的，条件相差较大。战士们为此也有些议论。于是，董必武定下规矩，首先找出条件最差的一间留给自己，这样矛盾就自然解决了。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身居高位，不少家乡亲友希望借其影响力谋得更好的工作和待遇。他一律拒绝。1951年2月13日，董必武在给堂弟董贤煦的信中说：“你现在农村居住，你能识字，容易知道上级政府领导人民做什么，好好地帮助当地人民完成上级所号召的任务。农村有劳动模范，弟努力生产，帮助政府完成各项工作，可能争取做一个模范，不要抛弃工作已有根基的地方。目前来北京没有必要。”1954年10月24日，董必武致信董贤煦时，就他请求的贷款之事指出，“这样的事用不着我来介绍”，“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在你思想中对这点似乎还不很清楚”。董必武指出，坚持原则的关键在于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1950年5月8日，他致信在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工作的堂弟董献之，告诉他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要“好好学习革命的思想和作风，简单一句话就是学习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作风”。

　　刘伯承元帅和家人生活非常俭朴，他的衣服经常是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他的夫人汪荣华的穿着也十分朴素。为防止家人占国家便宜，他在家里曾专门贴了一张“告示”：“儿女们，这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用的。你们有私事绝对不许用这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儿女们结婚之前，刘伯承同志就立下规矩：子女结婚后一律到自己工作单位去住。他多次向孩子解释，家里的优裕条件是党和国家为照顾我而安排的，你们结了婚就不要住在这里。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家风，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应以他们为榜样，不仅自身要正，更要正好家风、管好家人、处好家事，使家庭真正成为自己拒腐防变、永葆本色的坚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