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永恒的主题

今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80周年。重温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及其发表的历史背景，对于进一步学习中国共产党史，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做好当前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讲话》是在延安整风运动高潮中发表的
　　要说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不得不先说一说延安整风运动。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严重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但是激烈的战争环境使得党还来不及从政治上、思想上清算“左”倾错误的危害。即使到了延安，党内对于教条主义的危害性还是没有得到共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尚未完全树立起来，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仍有不小影响。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因其背景特殊，在延安颇受追崇，四处作报告。他熟悉马列经典，演讲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形下，王明唬住了不少干部和进步青年，被视为“马列主义理论家”。
　　笔者读书时，著名哲学家、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的周抗（1914～2002），被聘为我们系名誉系主任，他在给我们上课时回忆到：当年他在延安抗大学习，中央领导人经常去抗大讲课。毛泽东讲《实践论》 《矛盾论》，以中国革命实际为实例，深入浅出，非常接地气，学员们深受教育；王明讲课，马列著作倒背如流，时而夹杂着大段大段的俄语，并能指出马列著作俄文版第几卷第几页，唬得青年学员们愣愣的，以为王明的马列主义水平高。他们那时穿的军装，一个大口袋里装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另一个大口袋里装的是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即《两条路线》）小册子，都被热血革命青年人奉为经典。当时延安有个流行的说法，叫“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
　　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的性质与危害达成了共识，毛泽东决定以此为契机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以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在文艺界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因而整风的对象也无疑包括文艺界和文化人。根据党内分工，由毛泽东亲自负责文艺界的整风工作，因此，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后，他对于文艺界的动向就格外关注，同时决心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接着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行整风动员。5月下旬，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成立，毛泽东任主任，成为领导整风运动的具体机构。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遂从延安延伸到各敌后根据地，从高级干部扩大到全党范围。
　　二、《讲话》发表前延安文艺界的状况
　　七七事变之后，在民族危亡之际，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其中有著名女作家丁玲，还有诗人艾青、严辰，小说家罗烽、逮斐，画家张仃、蔡若虹，音乐家冼星海、贺绿汀……如此一群热情澎湃的文艺青年的到来，加上红军中的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给延安文艺的百花园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新局面。为了尽快培养源源不断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陆续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等，同时创办了以培养艺术人才为目标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鲁艺”由周扬任实际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文抗”原由中央文委书记艾思奇任主任，后艾思奇调到《解放日报》，胡乔木接任文委书记领导“文抗”。这两个单位聚集了大批作家、艺术家、文艺青年，但两个机构之间带有宗派倾向的相互指责和矛盾，给延安的文艺界带来了不好的形象。总体来说，抗战时期的延安文化人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之后来自于国统区或沦陷区，他们不管来延安之前已是学有所成的文学艺术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不少人有着文化人热情而又浪漫甚至散漫的特点，不习惯于纪律的约束，虽然他们大多家境贫寒却又与普通工农之间有着隔膜。因此，自然就暴露出许多问题来。
　　一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戏剧舞台上虽然有一些好剧目，但更多的是上海、重庆等大城市移植来的《日出》 《雷雨》 《北京人》和外国戏《钦差大臣》 《伪君子》 《悭吝人》等，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二是关门教学，学用脱节。周扬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三是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由于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有人主张还是杂文时代，有人提倡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等。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文章，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有些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刷散发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不良的影响。
　　为了纠正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形势下，召开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通过深入讨论系统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用了几个月时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为开好文艺座谈会作了充分准备。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
　　三、《讲话》为革命文艺指明了发展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开的。5月2日，毛泽东作了“引言”；5月23日，毛泽东作了“结论”。1943年10月19日，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7周年时，经毛泽东精心改定的《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的《讲话》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实际状况，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说古田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奠定建党建军思想路线，那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在《讲话》中，毛泽东首先阐释：“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重要标志。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出发，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
　　《讲话》的另一重大历史功绩，在于它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关键问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只有解决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社会生活源泉的获取这两方面的关键问题，“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泽东在《讲话》中所提出的作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正是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就为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指明了根本道路。
　　毛泽东十分重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他给文艺大众化下了新的定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并且以他自己的经验为例，具体亲切地说明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变思想感情的必要和可能。他强调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讲话》全面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取消文艺的特殊规律，也就取消了为政治服务本身。毛泽东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些思想对于哺育我国革命文艺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讲话》还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原则上正确地阐明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文艺界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
　　四、《讲话》的历史地位及启示
　　《讲话》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要著作。《讲话》的发表，是中国文艺运动史上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为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开辟了广阔道路。
　　第一，《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力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
　　第二，《讲话》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新秧歌剧《兄妹开荒》 《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 《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相继诞生，还发展到各解放区，走向全国，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讲话》精神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艺术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第四，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讲话》先后在朝鲜、日本、法国、苏联、东德、波兰、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翻译出版，并且随着毛泽东著作以各种文字翻译出版，《讲话》传到世界多个国家。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也正处于新时代，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是习近平文艺思想。习近平文艺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描绘了新时代文艺梦想的蓝图，擘画了新时代文艺事业的未来，成为繁荣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行动纲领和思想指南。今天，我们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重温《讲话》精神，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继承和发扬《讲话》的基本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