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在举国上下，欢天喜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过后不久，现在人们又怀着不一样的心情，纪念中国近代史上极为悲惨的九一八事变发生80周年。这段痛史实在是耐人沉思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为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共产党先后同国民党实行了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大革命时期，历时3年多。这次合作开始进展顺利，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把北洋军阀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可蒋介石从中作梗，于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分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合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历时8年多。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虽多次挑起摩擦均未得逞，合作终于维持到最后抗战胜利。
　　两次合作之间，双方交恶，血战了10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将其工作重心从城市逐步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蒋介石则穷追不舍，调集重兵“围剿”，对“共匪”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他的如意算盘运转。他的“安内”任务尚未完成，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动手了。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依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沈阳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态度，日本关东军1万余人仅在短短4个多月内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境，东北人民从此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
　　这个天大的民族灾难一下震动了全国。大革命失败后沉寂了多年的城市顷刻重新沸腾了起来。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纷纷罢工、罢课，集会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政府抗日。但顽固透顶的蒋介石依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的侵略节节让步、妥协，对内更加专制独裁，坚持“剿共”到底。直到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久久苦谏不成，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将其逮捕，实行“兵谏”。在共产党的参与和建议下，蒋介石表示“停止内战，联红抗日”，事变才得以和平解决。
　　在我们党的历史分期上，通常是把1937年七七事变作为抗战的开始，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历时8年；而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这6年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从党的工作重点来看，这样的分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七七事变前的6年间，蒋介石依然倾其全力“剿共”，我们党的主要精力也只能放在反蒋上。可是，如果以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来分，则应该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的起点。因为这一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就急剧上升，超过了国内阶级矛盾，抗日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值得反思的是，在当时形势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后，国共两党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对策和态度，从而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国民党统治集团完全置民族生死存亡于不顾，认定“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因而愈来愈不得人心；而共产党呢，则以民族大义为重，适应形势变化调整政策，使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联蒋抗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从而愈来愈得到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上，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力挽狂澜，沉着应对，将局部抗战发展为全面抗战，导致这场关系国家命运的圣战最后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值得永远纪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她的缔造者们郑重决定：将最能代表九一八那个悲惨时代精神的《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1982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又将其正式定为国歌。这是很明智、很英明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我们永远记住80年前那个苦难的九一八，在新的历史时期永远发扬国歌歌词的精神，经受住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的“四个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战胜“四个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