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亮明灯 信仰引征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制定了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正是此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顺应革命形势，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建党任务。

中共二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年间，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军阀割据，民众困苦不堪。帝国主义为了满足侵略的需要，积极在中国内部扶植各派军阀势力。1920年7月，直系军阀在打败皖系军阀后，又在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了奉系军阀，独自掌握了北京的中央政权。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军阀在军事上极力推行“武力统一”全国政策，而其他各省军阀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纷纷宣扬“联省自治”，试图联手对抗直系的武力吞并。长年的军阀混战破坏了农业生产，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和家园。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再一次向中国革命提出了出路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作出明确的回答。
　　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分裂，孙中山加强与苏俄联系。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就积极准备北伐，但是由于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使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来到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受到严重挫折，促使孙中山与苏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陈炯明叛变后不久，孙中山便主动通过陈友仁向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明确表示：“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便是苏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转变，为共产国际积极促成中共与国民党的联合提供了契机。为此，中国共产党需要重新思考并制定革命策略。
　　国际上，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日、中、法、意、荷、比、葡等9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议达成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 （简称《九国公约》），重新瓜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九国公约》一方面虚伪地声称“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一方面又提出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规定缔约国“以其势力认真建设并维持全体各国在中国全境内之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中国则必须承认“外国政府或人民对于经济权利及利益之请求，不问该外国是否本协定之当事国”。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将中国这块“肥肉”供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从而助长了帝国主义加紧掠夺中国的野心。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当前革命的首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
　　为揭露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朝鲜等远东国家的残暴罪行，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号召东方各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这次会议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传播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的报告和大会的宣言，宣传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分析了国际和各国的形势，阐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等问题。这次大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远东各国共产党、革命团体之间的联系，为远东各国革命组织之间交流革命经验、认清世界和国内革命形势提供了宝贵机会。这次大会和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确立民主革命纲领以及联合战线的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次会议帮助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局势，直接推动了党第一次公开阐明对全国政局的态度和主张，为中共二大的召开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共二大的筹备过程及通过的重要决议

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陈独秀正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月底，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党、团组织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会议决定首要任务是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
　　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这是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份文件。通告对近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青年及妇女运动等，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要求。
　　通告要求，到次年7月前，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要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看出，中共二大的筹备工作在1921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1921年12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22年初，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在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在湖南支部的基础上成立。6月，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在中共广东支部的基础上成立。7月，中共济南地方支部（也称中共山东区支部）成立，直属中共中央。
　　到中共二大召开前，党员人数基本上实现了组织发展计划，达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国8人，留日本4人，留法国2人，留德国8人，留美国1人。青年团经过整顿和恢复后，到中共二大召开前，达到5000余人。
　　关于大会具体讨论事项的筹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此处张国焘回忆有误，应为6月15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七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结果所拟具”，“一九二二年三月间，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须向中共中央的同志报告此行经过，又和陈独秀先生作了多次长谈”。由此可见，关于中共二大宣言的拟写准备工作最早在1922年3月间就开始酝酿了。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会议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大会最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共11个文件。

中共二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影响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宣言提出党在目前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即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最终目标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即党的最高纲领。
　　从中共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中共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艰难长期的斗争中，按照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起了一个很好的先导作用，为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发展了党自二大以来的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完备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完整地概括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根据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后来党继续深入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共二大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无疑是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思考的继续和深化，又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历史铺垫。
　　中共二大还明确并系统阐述了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端，开启了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探索与实践。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是斗争策略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即由中共一大确定的直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策，转变为联合资产阶级共同进行民主革命的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革命任务和自身力量开始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彰显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中国共产党坚持将民主联合战线的理论政策丰富发展，形成了统一战线的新理论，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一起，构成了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为党的建设提供制度遵循。在第四章“纪律”中，强调中央领导机构是党的领导中枢，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全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令行禁止。党章对中央领导机构地位和权威的确认，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意义。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彻底摒弃了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意志坚定、方向明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上创立“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等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大的群众党”概念，表明党开始认识到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起点。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可以说，新时代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观，是对二大提出的“大的群众党”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回望百年，中共二大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既包含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包含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这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指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百年前如是，百年间如是，百年后更如是。（执笔化燕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