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是中共二大召开100周年。党的二大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斗争目标，成为团结各阶层群众的战斗旗帜。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同党的一大共同圆满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对党的二大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代表等历史疑点问题进行一些考证。
一、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
关于党的二大召开的时间，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这一时间的确定几经考证。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向各地党组织发布了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署的《中央局通告》，宣布“明年七月召开大会”，明确提出1922年7月召开党的二大的设想。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提及，会议是1922年冬天在上海召开的。与会者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回忆说，会议是在1922年7月召开的。张国焘说：“中共第二次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李达回忆：“党就在七月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蔡和森撰文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2年7月”召开的。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写到党的二大是在1922年的5月召开的。
共产国际的相关代表也对中共二大召开的时间有过记载。米夫1936年撰写的《英勇奋斗十五年》中记录“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一九二二年七月”。葛萨廖夫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初期革命活动》认为，“远东会议开过不久，一九二二年六月（也许是七月）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也记载党的二大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举行。
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了《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报告记载：“1922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上述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中共二大召开于1922年，没有异议。问题的焦点是具体的时间段。基本上是三种说法：一、大多数人认为是7月份召开的；二、毛泽东记忆是冬天召开；三、瞿秋白说5月份召开。《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是瞿秋白1929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发表的报告，所依据的材料是莫斯科档案馆保存的俄文版的二大文件。这个文件在1926年5月1日印刷时，不知什么原因，对《二大宣言》发表的时间1922年7月，特意做了声明更正：“本是1922年5月，误排7月。”瞿秋白有可能根据这个“更正”，将党的二大召开的时间由7月改为5月。
中共二大召开时间的原始根据，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2年7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文件。从这些原始档案资料中，可以找到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文本，其中的最后一条——第六章第二十九条明白无误写着“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这是关于中共二大召开日期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因此，可以确定中共二大应该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当事者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关于会议召开的地点
关于党的二大召开的地点，张国焘回忆说，曾经考虑过去广州召开，也曾考虑在陈独秀家或者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处召开。最后，会议是“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召开的。1951年，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提到：“1922年5月，党在杭州西湖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里，胡乔木可能是把党的二大以后，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西湖会议）误以为是党的二大了。这一说法引来了李达所说的“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经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的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个地方举行的”。会议吸取一大的教训，采取了大会与小会结合，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方式，“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街和门牌号码我不记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
1954年2月，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指示和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回忆，开始对党的二大会址寻找和踏勘。他们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工部局留下的历史档案，核对门牌号码今昔变更情况，访问了辅德里的老居民，确认李达、王会悟夫妇所说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现今老成都北路7弄（辅德里）30号。他们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和7弄42号的房子拍了照片，寄给了李达、王会悟夫妇，请他们帮助辨认。1958年12月6日，李达回信确认“辅德里30号（旧625号），和42、44号（旧632号A）正是当年我的寓所和平民女校校址……”
王会悟看了照片，也确认“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当年李达的寓所，正是中共‘二大’会址和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
不久以后，李达来到上海，亲自前往老成都北路7弄（辅德里）30号（李达寓所）和7弄42号（平民女校）勘认，确认无误。以后，当年曾在平民女校读书的钱希钧（毛泽民的夫人，也曾到过李达住处）来上海时也前往勘认，并且确认。
1959年5月26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把老成都北路7弄（辅德里）30号“中共二大会址”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6月30日，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含平民女校陈列）建成，次日正式对外开放。
三、关于参加会议的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上册）记载，参加中共二大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广东）代表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无法确定）。
这个代表名单来源于《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 （1922年12月9日）和中共六大《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记载，1922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会议开了七天，就十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一些决议。”《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于会议期间回顾了一大至五大的情况，整理出一份关于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的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这两份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于党的二大，了解有关党的二大代表情况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确定参加党的二大代表的原始依据。
看了这两份材料，我们产生了三个问题：一、 《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说党的二大的代表来自7个地区的7名代表，但是文中只列出了参加党的一大的上海、北京、济南（山东）、武汉（湖北）、长沙（湖南）、广州（广东）等6个地区，这第7个是哪个地区？代表是谁？二、 《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中，二大代表有毛泽东，毛泽东究竟是否参加党的二大？三、党的二大有没有列席代表？
目前关于参加二大代表的名单，基本上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而定的。由于时间久远，且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回忆或本人前后的回忆之间不尽一致，所以至今尚未能够确定所有参加者的名单。
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中，关于中央局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地区代表王尽美、蔡和森，青年团代表施存统等6人，已经是没有什么争议了。根据是有当事人回忆或者历史文献记载。在二大上，陈独秀代表中央局报告一年来党的工作概况，张国焘报告远东会议的经过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蔡和森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都是比较有力的佐证。问题在于7个地区的代表究竟是谁？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等人是否参加了二大？党史界对上述问题尚有不同意见。
《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关于二大代表名单中有毛泽东。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书记，毛泽东是完全有资格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而且毛泽东也是准备参加党的二大的。问题是，毛泽东自己说没有参加二大。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引者注：1922年，应该是7月、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李达在1955年8月的回忆中也确定“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也没有记载有关毛泽东参加党的二大的情况。
关于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没有直接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中共六大关于《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提出的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无法确定”，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党的二大的原始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应该受到重视。同时，笔者认为，当时的会议观念没有像今天这般严格的组织程序，也没有专门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之类，更谈不上有任何规格上的考虑。所以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除了上述11人外，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等，也完全有可能参加了一次或几次党的二大的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