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与当前抗疫斗争

新四军卫生工作史是新四军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四军从弱到强、纵横驰骋的发展进程中，卫生工作始终占据要位，相随护佑，为疗伤健体、服务军民、保障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下，发掘弘扬新四军卫生工作优良传统，对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的胜利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专业的事情必须依靠专业人才

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次年1月移至南昌。血雨腥风的战争环境，使新四军在建军之初就非常重视医疗卫生工作。1937年秋叶挺赴汉口就任军长时，即邀请好友、医学博士沈其震（建国后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同行，负责军医处的筹备。此后不久，军医处改称为卫生部，与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组成俗称“司政供卫”的新四军指挥和工作机构，直属新四军军政首长领导。12月，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也在汉口成立。
　　机构有了，专业的医护人员从哪里来？当时南京已经沦陷，全国有志救国者云集汉口、南昌，其中就有不少医务人员，纷纷到红十字救护总队登记。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是沈其震早年在协和医学院的指导老师，利用这层关系，沈其震得到一份救护总队名单，即从这份名单中，挑选并任命具有医师资格和经历的人员，分别担任医政、保健、材料等科长职务。同时，他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从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动员和招收了一批著名临床医师、化验技师和普通护士。到1938年底，新四军共吸纳80多名专业医护人才，其中不乏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中央医院、仁济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的从业者，使新四军的卫生队伍从开始就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
　　同时，党中央也分派一批医疗卫生干部到新四军，延安总部指派卫生部长吉洛（姬鹏飞）任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兼军医处政治协理员。此后，总部军医处（卫生部）加紧部署并指导各支队（师）、旅筹建军医系统，组建前后方医院；在团一级成立卫生队（所），营、连设立卫生员。到1940年，新四军基本形成当时国内规模相当、功能完备的医疗卫生组织体系。各级医疗机构中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舍弃优厚待遇，为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无私奉献，涌现了丁志辉、李兰丁、蒋南屏等一批医务模范工作者。
　　在大量吸收外来医学专家的同时，新四军还从医学教育入手，加大医务人员培养力度。新四军卫生部先后创办了华中卫生学校、华中医学院、新四军军医学校（后改称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此外，各师及军分区也设立了一批医学教育机构（如新四军3师苏北卫生学校等），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优秀实用的医务人才。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卫生队伍近万人，95%是自己培养的。

想方设法保障军民健康

国民党的限制、敌伪的封锁，加之根据地经济困难，使新四军缺医少药的矛盾十分突出，对此，新四军积极想办法克服化解。首先是自力更生、动手制作。医护人员就地取材，用竹子制成药箱、敷料钳、换药碗和夹板，用猪油和硫磺等调制凡士林的代用品。此外，还注重挖掘中草药资源，如第13旅卫生科在大悟山建立的制药所（厂），以中草药为主要原料制成解热镇痛丸、疟疾丸以及膏剂等。其次是厉行节约、增加储备。1944年1月新四军《卫生工作指示》提出“材料部门要千方百计多储备药材。材料工作者要忠诚为革命，不浪费、不贪污、不腐化，厉行节约，掌握正规操作技术，提倡合理用药。”再次，利用统一战线，多渠道采购或收捐。在重建军部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各师一边委托药商购买药材，一边组织部队医药人员乃至领导干部化装成药商，到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采购。同时，积极争取爱国人士的帮助，在开创茅山根据地时，时任支队司令员的陈毅亲自做民族资本家纪振刚的工作，使纪从上海运送一批药材到茅山。沈其震数次到大后方及上海、香港接受募捐；林可胜一次就捐助抗疟疾药100万片；宋庆龄多次捐赠X线机及大批手术器械和紧缺药品。
　　伴随新四军南北征战、深入敌后的抗战征程，各级卫生机构和人员紧密跟进，发挥了救死扶伤的重要作用。在火线救护方面，战时，对轻伤员进行现场包扎救治；重伤员则边送边治，或送包扎所和后方医院救治；对不能运转的则暂留于群众家中，并配以医务人员；团卫生队在离前线较近处开设救护所，组织担架队和临时收容所；旅卫生部酌情增设临时收容所，迅速将伤员转送野战医院或后方医院。同时，重视伤员运转环节，苏中军区曾施行过伤票制度，根据伤员伤情重轻程度，用红、黄、白三种布条加以区分，固定于伤员的上衣钮扣，避免发生送转差错。这些措施的推行，使新四军的伤员得到了及时救治。如黄桥决战前，新四军就在泰兴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6000多民工运送伤员和弹药，使伤病员均得到及时救护。在医院救治方面，一般较大战斗发起前，旅、师（支队）一级卫生部门均于适当地点设立野战医院，随时对前方运转来的重伤病员进行手术和救治。平时，则常设具有较高规范化水准、设施相对完好的后方医院或休养所（术后康复），如军部和各根据地医院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医护人员共救治伤病员4081人，治愈归队率达93.3%，残疾遣散安置率为4.3%，死亡率仅为2.4%。
　　由于新四军活动区域多江河水网，气候湿热，加之根据地生活条件差、群众缺乏卫生常识，常常会有肺结核、黑热病、伤寒、疟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1940年黄桥战役期间和1942年，苏中部分部队及根据地就曾发生霍乱、伤寒流行。对传染病的防治，新四军也非常重视，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1941年制定的《卫生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肺结核、伤寒等24种传染病实施严格隔离；传染病人治愈后必须经多次检查才能出院；凡患者接触过的物品，包括床位、排泄物等要予以隔离，并进行严格的消毒、掩埋或焚烧；对相关医务人员，要求“护理、给药、治疗、饮食时，应穿着隔离衣、戴口罩；传染病房之外面，应备置消毒水盆、火酒棉球和隔离衣；在呼吸传染病室工作时须戴面具”等等。1944年4月，第4师第9旅发现腮腺炎患者，当即隔离病人，停止集体活动；淮宝、淮泗县地方上发生流行性脑膜炎，部队号召军民戴口罩、不赶集。为控制传染病的扩散，在卫生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新四军开源节流、多方争取，为战士、驻地百姓注射疫苗。1940年春季，江南指挥部牛痘接种率达79%，驻皖南部队达78%；1941年，第2师司令部为全师指战员注射预防伤寒霍乱疫苗，注射率达85%，牛痘接种率达95%。
　　叶挺、陈毅还先后提出新四军卫生工作“预防为主、保健优先”的理念。为落实这一要求，新四军各级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是加强卫生管理，从指战员的饮食、宿营、给养、行军卫生等各方面都落实具体管理要求和措施，并定时进行卫生检查。如第4师要求战士“早晚刷牙，用公筷，剪指甲、理发，不喝生水，不吃零食，大便后用土掩盖，吐痰入盂等”。二是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新四军卫生学校编印了《健康报》，用图画、曲调等通俗易懂的形式，普及卫生知识，引导干部战士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习惯。三是注重营养、体育锻炼及伤员精神调节，军部军医处《保健员的三大任务》规定“饮食尽量合乎营养，菜要常常调换”。此外，各级医疗机构组织工作人员与伤病员成立俱乐部，开展业余娱乐活动，以利调剂伤病员精神情绪。通过以上预防、保健和康复工作的开展，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率，干部战士们的健康水平和伤病治愈率普遍提高。

发扬红医精神打赢抗疫战争

新四军在战火纷飞年代形成的卫生工作特有理念和精神，一系列体现科学规律和管理要义的制度举措，有力保障了部队战斗力和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事实证明，新四军不仅是正义之师、钢铁之师，也是科学文明之师、仁义善德之师。8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新冠病毒变异加快、传染性强，疫情防控不确定性、复杂性特征明显，防控难度加大的严峻形势，要进一步坚定党的领导，牢记使命宗旨，像当年新四军抓医疗卫生工作那样，以更加严实的工作作风和科学举措，坚决打赢抗疫战争。
　　要继承新四军卫生工作精神和理念，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新四军卫生工作精神内涵，是铁军精神在卫生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其中蕴含的艰苦奋斗、尊重科学、救死扶伤、生命至上的思想，与今天的抗疫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必须继承弘扬，融会贯通；而“预防为主、保健优先”的理念，则应成为当下卫生防疫工作的基本遵循。
　　要像当年新四军开展火线救护和医院救治那样，以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面对疫情挺身而出、慷慨前行，敢于同病毒短兵相接、生死搏杀，不惧苦累、连续作战；在面临隔离管控时，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服从大局、服从管理，坚决阻断病毒传播链。
　　要像当年新四军推进卫生工作制度化建设那样，以法制思维和法治手段，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抗疫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和工作责任体系，保证各方面各层级责任的落实。要有针对性地做好防疫物资储备、社区网格化监控、志愿者队伍招募、医疗卫生人员培训等工作，健全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常态化防控机制，推动防控工作由应急性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

要学习新四军尊重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将科学的精准管控、有效的医疗救治贯穿于整个抗疫全过程。既要把尊重科学体现在防疫知识宣教、疫苗接种普及以及病毒检测发现、风险封控管理、药物治疗攻关等各环节，又要体现在因时因势因情完善抗疫措施、调整抗疫策略各方面。要像当年新四军统筹对敌作战和卫生工作那样，科学统筹发展和防疫两个大局，确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