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许多人在投身革命后改了名字。改名的原因，大多是工作需要，或是为了免得连累家人，也有人是自己认为既已开始新的生活，应该有一个新的名字。梳理改名的背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值得记录。
一
1939年4月，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作战的方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派第六团挺进苏南东路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一东进行动越出了国民党给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区域，为了应对国民党的阻扰，陈毅决定第六团改番号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还要第六团领导人都更换名字。于是，团长叶飞改名叶琛，副团长吴焜改名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名汪明，政治处主任刘松青改名刘飞。5月1日，“江抗”二路从溧阳县竹箦桥出发，在武进县戴溪桥附近和“江抗”三路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叶飞以叶琛的名字任副总指挥。“江抗”先后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东进到嘉定、青浦和上海近郊。到8月底，已由一千余人发展到近六千人。10月，为执行向北发展的任务，“江抗”西撤到扬中一带，和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叶飞再次改名聂扬，任“挺纵”副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大约在郭村保卫战时，才恢复叶飞这个名字。其实，叶飞这个名字，也是他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改的。叶飞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地亚望镇。因为他父亲和菲律宾姑娘结婚时属于入赘，即招女婿，所以子女需随母亲姓麦尔卡托。叶飞的第一个名字是西思·麦尔卡托·迪翁戈。他五岁时回到中国，才按族谱取名叶启亨。
1939年11月，陈毅应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请求，派第四团团部率第二营将13万发子弹运往泰州。陈毅要求他们到了长江北岸，就在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立足点。也是为了应对国民党方面的阻扰，陈毅让他们以苏皖支队为番号，暂不打出新四军的旗号，还建议第四团团长张道庸改名为陶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这名字当然更符合张道庸的性格。从此他就一直以陶勇为名。
新四军战斗在日、伪、顽夹击的敌后环境，既要争取和国民党军共同抗日，又要应对国民党军的摩擦，斗争特别复杂，改名的事情特别多。
1939年1月，李先念改名李威，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挺进武汉外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4月，谭震林改名林俊，去苏南东路地区领导抗日斗争。
1942年8月，新四军派何克希和谭启龙去浙东任新组建部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为了便于立足，部队使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的番号，何克希改名何静，谭启龙改名胡志萍。1944年1月5日，这支浙东抗日武装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改番号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他们才恢复何克希和谭启龙的名字。
若要寻根探底，何克希和谭启龙都不是原名。谭启龙原名谭起隆。何克希原名和成孝。何克希因为工作经历特殊，改名比较多。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派他从事兵运工作，改名何静斋。1935年1月他领导峨眉山武装起义失败，到上海寻找中共中央，又改名何国瑞。1938年7月他再次改名王耑，到苏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将三支游击队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1939年5月该部和“江抗”二路会师，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王耑和改名叶琛的叶飞一同任副总指挥。他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以后没有再改名，以何克希的名字参加解放战争，率第三十五军解放南京，南下浙江。
二
有些同志改名，是为了有个新的更合适的名字开始新的斗争生活。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侵占河南信阳县城。信阳县长李德纯率县常备队一个中队和警察退到农村，将附近的抗日武装整编为信阳挺进队，自任司令。他们多次击退日军的“扫荡”，相机打击伪军和惩治汉奸，部队迅速扩大。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确山县竹沟镇南下，20日在四望山北麓和信阳挺进队会师。当天，李先念和李德纯作了彻夜长谈。李德纯深信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当即决定将信阳挺进队交给李先念统一指挥，自己拿着介绍信到皖南去找新四军军部了。
三十多年前，我们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曾向多位新四军老同志询问这位李德纯此后去哪里了，两年里没有问出答案。后来才知道，李德纯到了新四军就改名朱毅。朱是红色，毅是坚毅，这个新名字当然更能体现新四军战士的品格。
朱毅早年曾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经济学。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任苏中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处处长。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朱毅率苏中的财经处北上盐城，扩建为新四军财政经济部，任部长并兼江淮银行行长。
1941年4月，朱毅和江淮银行营业科科长陶涛结婚。陶涛原名萧如琴，1940年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从大同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她觉得萧如琴这个名字太像纤弱女性，就改为显得刚强的陶涛。在新四军，陶涛服从革命需要，多年从事财政工作，1956年才回归本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
三
许多人知道，中国共产党有过两位著名的“笔杆子”都叫乔木，一个在延安，一个在重庆和香港，各有阵地，互不相扰。后来两位乔木都到北京工作，就不好办了。经毛泽东协调，一个加上原来的姓改为胡乔木，一个恢复原名乔冠华。
新四军也有因改名而同名的故事。
1940年7月，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谢克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任中共如东县委书记兼新四军如东警卫团政治委员。此时，泰兴人谢熙民改名谢克，在家乡先后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县委书记。后来，两位谢克都调到苏中第一地委工作，而且先后任地委组织部部长。据说是姬鹏飞帮他们出主意，原来在东边工作的谢克改名谢克东，在西边工作的谢克改名谢克西。谢克东一直在江苏工作，后任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谢克西也在江苏工作多年，后任驻斯里兰卡、尼泊尔大使。
因改名造成同名的事一再发生。
老战友栾保俊1943年参军时改名江明。1955年1月江明作为华东军区《人民前线》报记者，采访以强攻一江山岛为突破口的大陈列岛战役，有多篇前线通讯经新华社播发传遍全国。碰巧的是，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也有一位江明。两个江明在一个楼里工作，引起不少误会，收发室常将他们的家信送错。报社的江明主动让名，写报告要求恢复原名，立即得到批准。栾保俊后来在《解放军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工作，以杂文著名，离休后还在《大江南北》杂志发表过多篇杂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写通讯的江明和写杂文的栾保俊是同一个人。
四
军人期盼胜利，改名时喜欢用“胜”字。
安源煤矿的矿工刘为，1927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从此改名刘先胜。他是新四军的著名将领，历任团政治委员、旅政治委员、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第一师参谋长、苏浙军区参谋长。刘先胜任苏南军区司令员时，副司令员是曾在新四军第七旅任团长的周长胜。周长胜这个名字，也是他1930年参加红军时改的。在苏南军区领导人中，周长胜最喜欢和我们这些机关干部聊天，可惜当年没有问他的原名。
从海南岛到新加坡打工的卢家扬，1929年3月因参加罢工被新加坡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祖国后参加闽南红军，改名李胜。1938年他又改名卢胜，率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团长。卢胜在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任团长时，参谋长是王胜。来到新四军时，王胜仍任第四团参谋长。后来卢胜任新四军苏皖支队政治委员北渡长江，多年战斗在苏中。王胜留在苏南，曾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参谋长，是1941年11月塘马战斗突围部队的指挥者。
曾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团长的黄才胜，原名黄才生，1931年参加红军时将“生”换成“胜”。他作为新四军苏皖支队的大队长，参加了开辟江北、保卫郭村等战斗，接着为黄桥决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张凯，原名张运涵。曾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政治部主任的张英，原名黄文荃。他们在改名时用了凯旋的“凯”字、英勇的“英”字，应该和选用“胜”字有着同样的愿望。
五
有些同志改名时，表达了对伟人或者名人的仰慕。
新四军《抗敌报》的初期编辑马宁，原名黄振椿。他在改名时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各一个字。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舞蹈教员吴晓邦，原名吴锦荣。他赞赏波兰音乐家萧邦的爱国思想和艺术才华，改名吴晓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晓邦多次当选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副主席、主席。
《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原名何炳文。他读了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深受感动，从此改名何士德。
也有些同志改名，寄托了对师友或者亲人的感念。
老战友亚明原名叶家炳，1939年参加新四军。因为年纪小，1942年被送到淮南艺专学习，分在戏剧系。叶家炳喜欢绘画，有空就到美术系旁听。美术系学员外出写生，他也常跟着去。有一次，美术教员程亚君看了叶家炳的写生，对他说：“画得很好！你是戏剧系的吧？你的才气在画画，演戏不是你的强项，你到美术系来吧！”于是，叶家炳在程亚君的指导下，开始学绘画基本功。为了表达对程亚君的钦佩和感激，叶家炳从此改名亚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亚君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亚明在1950年任苏南军区《战士画报》编辑时调离军队，专门从事中国画创作，后来成为新金陵画派的领军人物，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多年。
也有人相反，改名是为了回避和领袖的亲属关系。曾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供给部副部长的王勋，原名毛泽全，是毛泽东的堂弟。1939年他从延安到新四军工作，临行前毛泽东为他改名王勋，以便他作为普通一兵和战友相处。
六
有些人改名并不讲究含义，而是只图方便。
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虞上聪，1939年9月改名黄春圃，率八路军苏皖纵队南下，和新四军一同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他是湖南江华县人，后来再次改名，就借用了家乡的名字。江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还兼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老战友史州原名周始，1944年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时，把周始两字颠倒，从此改名史州。他任《人民前线》报副总编辑时，还用史州的谐音驶舟作为笔名。
曾任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的章蕴，原名杜韫章。她也是将名字韫章颠倒，成了新的名字。章蕴后来任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还有更随意的改名。话剧和电影《东进序曲》中，有一场新四军代表到敌营谈判舌战群魔的精彩表演。这位新四军代表的原型，是时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的陈同生。陈同生原名张翰，曾以侬非为笔名发表作品，后来改名陈农菲。1939年9月他从上海到苏南参加新四军，地下党写介绍信的同志将“陈农菲同志”错成“陈同志”，刚写了“陈同”两字发觉错了，要重写一张。陈农菲说，不必重写了，加个“生”字，就叫陈同生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同生回上海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一战线部部长。
七
有些同志改名时借用了别人的姓名，本以为只是暂时使用，随便什么名字都行。结果这个随便得来的名字，居然用了一辈子。
1949年6月，我调任苏南军区《战士报》记者，去报到时才知道报纸尚待筹办，报社只有总编辑季遐年一人，而且是宣传教育部宣传科科长兼任的。后来彼此熟悉了，才知道季遐年原来姓顾。1940年6月，他从上海到苏南参加新四军，在等待分配时闲着无事，发现房东有一本《儒林外史》，就借来看。《儒林外史》最后写了四个“民间奇人”，第一个是狂放不拘的季遐年。那天正看到这里，组织上来人要他改名。他说，那就叫季遐年吧！这位现代季遐年多年做新闻工作，历任《江海报》 《战线报》 《战士报》总编辑。1950年10月总政治部要求全军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并在政治机关增设青年工作部门。季遐年从此改行做青年工作，后来曾任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
苏南军区政治部宣传教育部设有宣传科、教育科、文艺科。蓝瑛任教育科科长。蓝瑛原名竺宜俊，1938年3月不满13岁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奉化和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宣传。1941年1月，竺宜俊从上海到苏南参加新四军，需要改名。他喜欢明末清初画家蓝瑛的作品，就借用了蓝瑛的名字。这位现代蓝瑛在新四军期间，先后在《东进报》 《湖东报》 《前哨报》 《人民报》工作；1953年回到上海，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勤于笔耕，晚年是《大江南北》杂志的热心作者。
最后不妨说说我自己。我原名裘诗嘉，现在用的这个名字丁星，也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只不过在我改名的时候，新四军已经改编为华东野战军。
1948年，党组织决定我去苏北解放区。离开上海那天，给了我一个丁阿星的国民身份证，还有一封介绍信，介绍这位在上海拉黄包车的丁阿星，去扬州附近的仙女廟邮局当杂役。我当然没有去仙女廟镇，而是在扬州郊区得到解放区派出的交通员的接应，乘小船穿过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到了淮南解放区。淮宝县交通站的负责人告诉我，从淮南去苏北要越过运河封锁线，要等待人齐了安排武装护送；又说在苏北学习后很可能还要回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所以原来的名字和用过的化名、笔名都不能在解放区用，要换一个名字。我说，那就叫丁阿星吧，一路上我已经当了好几天丁阿星。那位负责人笑了笑说，阿星太俗气，拿掉阿，叫丁星行不行？我说行，心里想，这个名字最多用几年，叫什么都行。
我并不喜欢这个有点小家子气的名字。渡江战役以后，我就写报告要求恢复原名。得到的答复是：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大家都知道你叫丁星，你就不要再改了。
这个借来的名字，就这样用了七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