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敌忾讨凶顽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郊区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继而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几乎不战而退。次日上午，日军未遇什么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此后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先声。消息传到上海，立即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义愤，黄浦江畔很快掀成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仅据《申报》统计，从1931年9月18日~12月31日，上海各界团体发出抗日通电、宣言532件，上海各界成立抗日团体101个，上海各团体举行抗日集会138次，上海各界成立义勇军、救护队等49支。此外，1931年11月10日—12月31日，上海各界团体声援黑龙江将士抗击日寇，发出通电128份，组织募款活动118次。本文举其要者简述于下。
　　上海抗日救国会频繁组织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先前成立的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后更名为上海抗日救国会）立即发表宣言，刊于《申报》，文中称：日帝国主义者“于本月十八日，派二十七联队及朝鲜二师之众向我东北进发，抢占我辽宁省地，将我北大营军队强迫缴械，又毁我兵工厂及北宁铁路等。噩耗所及令人发指。是该帝国主义者平日自称亲善之假面具，至此昭然若揭。是可忍焉，孰不可忍焉！似此侵略不已，正我国民族生死关头，我国民众当激发伟大民气，合群策群力同御外侮，末日已临其各奋起”。
　　3天后，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决议以下各案：㈠电请国府即下陆海空军总动员令，驱逐日军出境，恢复失地；㈡通电全国团结力量，一致抗日；㈢扩大抗日救国运动，改组反日援侨会为抗日救国会；㈣由抗日救国会组织抗日救国团，征集义勇团员；㈤彻底对日经济绝交，等等。
　　1931年9月26日，由上海抗日救国会发起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全市800余个团体代表及市民20余万人参加大会，总指挥为朱学范，总纠察为陈培德。据《申报》报道，“全体工商学界，一致休业，会场群众拥挤，形势悲壮，反日空气，异常紧张”。大会通过了“电请中央，限令日军兽兵，退出占领各地，否则对日断绝邦交，宣告战争”等议案，发表了言辞激昂的抗日救国宣言。会后举行了游行，“先由公共体育场整队出发，走方斜路至老西门，继走中华路经小东门，复走民国路(编者注:今人民路)绕城一周，至老北门散队。游行时由邮务工会全体会员，乘脚踏车为先导，次为党部，其次为妇女，继为学生、工人、商人、农人，而殿以童子军。沿途散发反日传单，高呼反日口号，情绪紧张，秩序颇佳”。
　　11月21日，本市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检阅及宣誓典礼，已编定之全体义勇军独立团3000余人及军事教官86人参加，各界来宾甚多。誓词说：“余等全体职员官佐士兵，誓以……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以忠勇诚毅之精神，从事抗日救国之工作，赴汤蹈火，决不敢辞。如敢辞如或违反誓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誓毕，各界代表致词，义勇军主席余华龙答词，随后举行阅兵式。
　　上海学生抗日救国三次赴京请愿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2日，沪江大学即召集各大学代表，假座四川路青年会，议决组织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由各校推派代表晋京请愿。次日，大学抗日救国委员会发表宣言，宣言最后称：“我们反对不抵抗主义，反对一切的屈服。须知公理基于武力，不能用武力来自卫的民族，决不能达到梦想公理的庇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愿我全国同胞共喻此义，一致奋起，以民众的力量来督促政府，抵抗那不共戴天的日本帝国主义。”
　　9月24日，由沪江大学附中召集全市各中学代表，成立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共有37所学校的74人到会。
　　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请愿团首批56人，于9月25日晚乘车赴南京请愿，群情激昂地提出5点要求：㈠请国府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㈡请政府惩办不力外交官；㈢请政府令张学良迅速出兵；㈣请政府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使全国学生武装起来，以为政府后盾；㈤请政府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9月28日上午，中央大学学生及上海到南京的各校学生代表等数百人，因中日纠纷至外交部示威。因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而饱受国人指责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推诿不见学生。此时“忽有数十人不听劝阻，蜂拥而上，直入部长办公室，捣毁器物，并将王正廷殴伤，同时部内各办公室，亦被群众击毁。王氏伤状颇见严重，现正延医诊视”（引自《申报》）。
　　9月28日晚，上海各大学学生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出发去南京，计有19所学校近3000人。由于此次请愿规模盛大，蒋介石被迫在中央军校大礼堂接见学生代表，称“对各位请愿各点，均诚意接受”，要求学生相信和拥护政府。
　　但蒋介石言行不一，国民党政府依旧实行“不抵抗”政策，上海大中学生代表团又于1931年11月和12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进京请愿。在第三次请愿时，12月17日，学生示威队伍在冲入中央日报社后被军警殴打驱赶，在报馆内被打、被拘学生约35人。上海文生氏英文专校二年级生杨桐恒头胸受刀伤，落河而亡。请愿团被迫返校，但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后由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致函学生代表团表示歉意。1932年1月10日，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为赴京请愿被难学生杨桐恒举行了追悼大会，各界参加者数千人。
　　文化教育界与知名人士踊跃行动    鉴于“日帝国主义对我进攻的愈益加深，统治者不但外交屈辱，觍颜事仇，而且还帮着帝国主义者压迫怒潮澎湃的民众反帝运动”的急迫形势，上海文化界中多数纯正优秀的分子感到有必要成立坚强的社团，于1931年12月19日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推举执行委员9人，候补执行委员2人：胡愈之、傅东华、周建人、夏丏尊、丁玲、蓬子、适夷、沈起予、袁殊、邓初民、钱啸秋。发起之日拟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对我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侵略，尤其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行为”等7条纲领。
　　1931年9月21日,上海教育界同人假大吉路市教育局开会,决议组织一临时团体,一致反抗日帝国主义之野蛮行为.定名为上海市教育界救国联合会。该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速出兵,恢复已失疆土,并请政府责成东北将领戴罪图功,不得由地方政府擅行与日本交涉局部解决。两个月后的11月29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在新新旅馆开会成立。12月11日，该会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于12月9日绑架来沪宣传抗日救国的北大学生代表许洪钧，殴打中大学生代表蒋绵孙，呼吁“应查缉与本案有关之所有主从人犯到案，依法严办，以为摧残国民爱国运动者戒”。
　　已故总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于1931年12月19日发表文章，义正词严地斥责国民党政府：“暴行（编者注：指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而所有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受到优待、阿谀和保护。在口头上讲着革命外交、全民民主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人们到达南京后，这个暴行就发生了。可以明白地看出新的统一的政府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从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它将继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
　　已故近代民主革命家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于1931年10月3日发表文章，呼吁全国士兵勿为内战牺牲。文中说：“吾士兵之碧血，应洒向侮我杀我之帝国主义者，以造成我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光荣，不应该残杀自己同胞，遗祸于自己人民，供私人专做内战之牺牲……吾全国数十万之爱国士兵，果将何择乎？”
　　著名爱国人士马相伯1931年10月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慨叹：“此次日军强占我辽吉诸名城，直不啻探囊取物，而我实无丝毫抵抗而忍受，又何异束手待毙。山河坐失，无泪可挥！”“为最痛心疾首者，我国今日尚在勇于私斗，而怯于公忿之状态中耳！希望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我国民其猛醒，我国民其亟起。”
　　上海工人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热潮   1931年9月30日，上海工界代表20余人赴南京，分别向中央党部及国民党政府请愿，内容有撤职惩办东北失地官吏、撤职惩办外交负责人员等九项。11月29日晚，本市邮务等70余家工会代表组成工界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
　　当年，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约有八万人。目睹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端夺取我东三省，残杀我同胞，他们自发组织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该会发表的宣言称：“望我同胞奋起，齐声呼吁，请政府对日宣布绝交，一面准备武力，与暴日决一死战，并将暴日兽行，宣告世界，使公理尚存，当有同情于我者。我同胞全体武装，共赴国难，本会八万工友，深愿全体加入义勇军，为讨日之最先锋，任何牺牲在所不顾。”
　　日商码头工人痛恨日人之横暴，爱国之心油然而生。10月2日，10家码头工人代表议决组织上海日商码头工人抗日救国会，与各界一致抗日。该会随即组成抗日宣传队和侦查日货巡查队，侦查日船运日货上岸讯息，如查获国人到码头提日货随即扣留，等等。码头工人拒卸日货、驳船罢运日货的事件也多次发生。
　　本市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于1931年10月3日成立，议决电请全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请政府出兵抗日，全体宣誓不买日货，对日经济绝交，并组织义勇军，等等。供职于日商汉和洋行的华员，抱着爱国之心全体退职。日商泰山橡胶厂全体华工200余人退业。日商中华制罐厂全体华工200余人退业。日商中国橡皮印刷公司男女华工，因日人在厂内架设机关枪两架威胁华工，全体213人一律脱离该厂。
　　以上记录，可以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之一角。到了1932年“一·二八”，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直接烧到了上海，一场更大、更猛烈、更汹涌澎湃的申城民众抗日救国风暴到来了。
　　（本文根据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