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讲话中重申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判断，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党，胡锦涛指出：“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基本结论。
牢记基本结论，重温党的历史，记取党的历史中的经验和成果，我们无比自豪，满怀信心地跟党走，继续去夺取新的胜利。牢记基本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认识执政党存在的危险，经受各种新的考验。胡锦涛在讲话中讲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警示之言，分析了这方面的“四种危险”、“四种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认识这“四种危险”、经受这“四种考验”，从一定的视角上观察，其实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宗旨必须记取和践行，世界观、人生观、事业观必须端正和践行。胡锦涛在这次讲话中对年轻的党员干部要求时说：“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做到忠诚党的事业、心系人民群众、专心做好工作、不断完善自己。”
首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坚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
90年党建成果，彪炳史册，世界公认。是什么赋予中国共产党如此磅礴而长久的力量？追求人类解放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既有经济、文化方面“有形”的破坏，也有理想信念方面“无形”的破坏，“信仰危机”则是更深层而可怕的损害。江泽民说：“一些党员、干部中也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这是客观存在，不正视不行”。上世纪80年代底90年代初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党员面临坚定自己理想信念的考验。有了信仰，人会超脱世俗的、物质的束缚，利他助人、奉献社会，达到完美境界。
邓小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鼓噪“共产主义失败论”时重申共产党人的信念：“不要惊慌失措”，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南巡谈话）。这种理想信念，好像很远，但是实在的。理想，是棵大树，由个人生活理想、职业理想、社会理想、政治理想构成。“稳定而长时间”对人起激励作用的是社会理想、政治理想，它是理想大树的主干，主干壮实、挺拔，方能枝叶繁茂，抗击风雨。
雨果说：“信仰，是人们所需要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信仰要真诚，要实在。入党时举手立下宣誓，这是人生政治生活的大事。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有些党员在公众场合讲一套，而在同事、亲友中换了一套“话语系统”和做事做人的规则，一旦出现变动，执政党就失去统一行动、处置危机的基础。“两面人”作风是动摇党凝聚力的腐蚀剂。凡贪官总是“两面人”， 正直的人们看得清楚也鄙视之。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两面人”作风在一些地方有不同程度滋长。我想，对待自己的信仰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待党内正在建设的学习型党组织，关键的要做到胡锦涛要求的“四真”：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如此，党的凝聚力才能增强，党的基础才能牢靠。当然，信仰不是“坐而论道”，只是虚功，而是“真用”，以远大理想信念指导我们的行动，干好改革开放的实事。
第二，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
为人民、为社会、为他人（雷锋说过，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在新的情况下，这种人生观受到市场经济“为自己、为金钱、为享受”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挑战。众所周知，市场经济讲究三个“假设”、三个“原则”。即“经济人”假设，利益最大化原则；“资源稀缺”假设，供求原则；产权属私人，等价交换原则。经济生活按照这些原则在运行，然而，这种原则无时不在侵入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道德生活。
这种挑战又来自多样化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由此如何在多元之中有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多样之中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多变之中有社会健康力量的“主见”，“差异”之中有相容、包容之心，是新时期的新考验。
这种挑战还来自经济全球化。经济方面我们融入世界，各国的更为丰富的价值观、生活观、婚恋观也涌入并影响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活动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比如，奢侈性消费、透支消费行为等）。
第三，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受到考验和挑战。
改革是利益结构的变动。由此，权力配置和运行发生新情况：党政职能分开以后政府的“强行政”现象和趋势；党政干部的“实权”在经济领域有所“减少”，一定程度“虚化”；经济规模极大发展、方式极多情况下，“权力点”增多，权力运行的控制管理难度增大；干部任命制起主要作用，既有反映组织管理作用和领导意图，效率较高的优点，也有被任命对象产生对主要提名领导负责，即有“对上负责大于对下负责”的毛病，严重的产生“小圈子”现象，等等，这种情况下，认识权是人民委托和赋予的，为民掌好权，而不能以权谋私，是共产党员切切要遵守的原则。
这种考验重要的表现，在于如何对待“攻关军团”的包围。拥有权力的人们会成为“攻关”的对象，越有权力的人越是处于“高危”的环境，赖昌星说，“我需要打交道的人，只要他有爱好，我就放心了”。陈良宇案中的“小苏州”张荣坤3000万打天下，不做房产做“公关”，就是一个例证。我以为，革命战争年月，共产党员的考验是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和平建设年月，共产党员的考验就是警惕和抵御“攻关兵团”的进攻，“攻击过程”可能对被攻击者是舒服的，有钱财、美女、字画等贵重品送上门，好不威风、好不舒服！但东窗事发，就是锒铛入狱。抵御这种攻击的主要是内因，是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宗旨，即靠党性守住底线，重要的是心态的平衡，任何情况下不产生因“心理不平衡”而迈过纪律设置的禁区的“念头”。
第四，铁的纪律不能松绑。
陈云说过，改革开放经济要松绑，但党的纪律不能松绑。
新情况下，党的运行和活动方式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活动方式有相容性一面，也有不相容性一面。相容一面是，市场经济崇尚效率、崇尚时间、崇尚创新、崇尚优胜劣汰、崇尚与时俱进，这也是共产党人崇尚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财富的迅速增大、人民的得益增多，都是党的工作的目标和宗旨。不相容的是，党的运行和活动方式主要是以垂直的“科层结构”，即“命令-服从”方式构造起来的（党的纪律的“四个服从”，有三个属于“科层结构”——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结构）由此才有党的铁的纪律。在军事状态和计划经济状态下，这种方式与军事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方式是相吻合的。市场经济的方式则是以生产链、产业链的“上家”与“下家”的方式连接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两个——生产者（企业、或称为“法人”），消费者（主要是自然人），政府则是“守夜人”（或为有一定“指导性”而非指令性的宏观调控者）。所以企业、消费者活动的“信号”不是来自“上级”，而是来自市场，来自需求。需求，左右着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因为如此，在运行中，从地方、单位或个人利益出发，还是从全局、社会和集体利益出发，优胜劣汰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照应等，都会成为处于地方的、单位的党员同志们的选择，听哪根“指挥棒”呢？共产党员的选择是不容置疑的。
第五，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
市场经济的经济权力结构需要管理层与操作层的分离，由此才能产生效率，由此报酬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原有的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工人身上一身油，干部身上也一身油”的传统遭到挑战。管理层的干部主要业绩看在市场经济千变万化中能否眼观六路、把握机会、确定项目。当然，工人看干部的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可能心中在嘀咕“你钱拿得多啊”。如何使基层工人满意，大有学问啊。
另外，发展和改革到了“基本群众利益调整幅度力度加大”的阶段，在下岗、城市动拆迁、农民土地征用等较大规模发展情况下，上访及群体性事件增多，指向性与由官民矛盾引发的非指向性矛盾增多，突发事件增多，提高干部、党员的联系群众的能力、化解矛盾的能力，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还有互联网发展以后，网上舆情、网民反映、网上突发事件是观察、体察民情的重要方面，学会运用现代科技，学会运用互联网，是党员、干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本领。
第六是个人品德、品行关系着大局。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说过，有少数干部以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组织和社会就行了”，其实，对那些人来说，一旦个人利益与组织的安排有矛盾，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闹情绪甚至不干了（祝均一在《贪欲之害》中忏悔的案例）。这种其实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
市场经济是“双刃剑”，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对欲望的开发和张扬不遗余力，亚当·斯密的另一本成名巨著《道德情操论》为温家宝推荐，亚当·斯密精辟地解析了“物欲”的“地位”，他认为，“对所有源自身体的欲望，我们都觉得反感；所有强烈表示它们的举动，都令人恶心不快”。“这些欲望是我们人类和兽类共通的情感，和人性中特有的性质没有关联，因此不配享有人性的尊严”。“被人们恰当称为节制的那种美德，其本质就在于控制身体的那些欲望。将它们限制在健康与财富的考量所指示的范围内”。“呼喊自己身体疼痛，不管这疼痛是多么难受，总是显得懦弱与无理”（该著作第28页）。一个党员应该就是一面旗帜，党员是社会的先锋模范。要牢记胡锦涛谆谆教导：“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