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鲜血和生命 书写信仰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迁都重庆前的一天，东方未白，南京雨花台传来一阵低沉的枪响，我党“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陈处泰同志倒在血泊中，并被投入镪水池中毁尸灭迹，年仅27岁。陈处泰同志为实践自己的信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满腔的爱国激情
　　1910年1月10日，陈处泰出生于宝应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入宝应县第一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镇江的省立第六中学就读。1928年4月，入安徽大学社会科学部学习。
　　陈处泰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同时他十分关心时事政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中国。但是大别山区的红色暴动时有发生，安徽大学地下党团组织十分活跃，这对陈处泰等向往革命的青年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在学校党团组织的引领下，他和激进青年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1928年下半年开学不久，由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和几位激进分子发起，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处泰是成员之一。由于他英文水平高，能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能把其中的一些内容向大家讲解介绍，在同学中形成了追求进步的核心力量。
　　1928年11月下旬，和安徽大学毗邻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16周年校庆，安徽大学地下党团支部研究决定，借此机会打入女中宣传革命。校方得知消息派出武装警察前来弹压，并指使鸣枪射击安大学生，激起了全安庆大中学生联合罢课并游行到省教育厅请愿。11月26日，恰逢蒋介石去凤阳视察路过安庆，中共地下怀宁县委得知后，再次组织学生示威游行。蒋介石十分恼火，认定有共产党在幕后煽动，拒绝面见学生，传令约学生代表谈话。
　　陈处泰作为学生代表之一，面见蒋介石时，毫无惧色，第一个慷慨陈词，义正词严抨击时弊，并指出如此下去将要亡国，蒋介石听了气急败坏，当即叫人把他撵走。12月1日，国民党安徽省代理主席孙启奉蒋介石之命，率领武装卫队人员，到安大召集师生训话，宣布将安大校长刘文典免职查办，陈处泰等11名激进学生被开除学籍，并遭通缉。陈处泰等由于事前得到消息，及时离开了安庆。
　　陈处泰经南京回到家乡宝应暂时隐藏下来，任县立第三小学图画教员。1929年初，安徽省政府派人来宝应追捕陈处泰。县武装军警找来校工小顺子带路抓人，小顺子知道陈处泰住在他堂哥家中，却故意将国民党军警带至陈处泰家中，结果扑了个空。这一夜，恰遇一户人家清早发丧出殡埋葬死人，雇有几名和尚送葬，陈处泰急中生智剃成光头，披起袈裟，乔装成和尚，随送殡队伍混出城外，因而得以脱险，避居他乡。
　　顽强的斗争意志
　　1929年底，陈处泰经学友协助赴上海，进入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经济系读书，改名陈成。在此期间，他积极投入革命活动，曾参加党领导的纪念广州暴动等飞行集会，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等。不久，结识了许涤新、马纯古等同志，经许介绍，参加了由我党领导下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与“社联”成员陶白等一起，在沪东从事工人运动。他们身穿工人服装到工人群众中举办读书会，开办工人夜校，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陈处泰还深入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暨南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引导大学生学习《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等马恩著作。
　　1932年，淞沪一·二八战争爆发，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马克思主义，陈处泰在朋友帮助下筹款开办了公道印刷厂，承担秘密印刷党的《红旗日报》等任务。一次，由于工人不慎，一篇重要文章的底版被巡捕搜出，致使厂里经理和十几名工人一起遭到逮捕，印刷厂被强行关闭。
　　陈处泰又设法筹措了资金，租了三间房屋，开办了一家“和平米店”，这样既能解决活动资金和一些同志吃饭问题，又能在必要时可供作为担保人以营救同志。时隔不久，因有两名共产党员要出狱，由“和平米店”出面担保，这两位同志被保释后迅即离开上海转移外地。后来，由于其他案件牵连，反动当局又要传讯这两位同志，加之由于赊欠款太多，米店资金周转困难，只好关门歇业。
　　为便于掩护开展革命活动，陈处泰设法开办了“春申书店”。为了不引人注意，书店规模很小，但经常来往的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却甚多，它成了进步人士的聚会场所，同时又是地下工作者的联络点。书店还设有编译处，出版过《国际关系之现状》、《经济学大纲》等国民党当局禁止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很快引起了敌特注意，开业不久，即遭搜查和强行封闭，所有财产被没收。
　　1933年4月，因叛徒出卖，陈处泰和陶白在沪东定海桥同时被捕，先关在上海公安局，后押解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他俩一口咬定是农民来上海找工作糊口。国民党当局因未掌握任何证据，兼有律师辩护，敌人无可奈何，只好于次年5月将他们两人无罪释放。
　　杰出的领导才干
　　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陈处泰在政治上日益成熟，1934年7月间，由当时的“社联”党团成员许涤新、马纯古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社联”联络员，“社联”分区负责人。陈处泰负责沪西区，活动于工人、学生中间，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组织“社联”成员及进步工人、学生在街头张贴标语，搞飞行集会，创办刊物，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浪潮。
　　1935年2月19日，上海地下党遭到一次大的破坏，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中央文委田汉、阳翰笙，“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同志等36人同时被捕；6月间，又遭受一次破坏，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连遭破坏。加之，当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各地党组织与党中央多半未有联系，各自为战。在此期间，党的白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所属各个联盟的党团负责人选举出以周扬为首的新“文委”，陈处泰成为新“文委”的成员之一，并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即“文总”，是“文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的书记，周扬、夏衍分管“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陈处泰等分管“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教联”（上海教育工作者联盟）、“记联”（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世界语联”（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并兼任“社联”党团书记，“社联”党团成员还有李凡夫、胡乔木、李翰等。在失去上级领导，独立开展工作的日子里，陈处泰和其他领导成员一起，根据第三国际英文版的《国际通讯》指示精神开展工作。尽管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但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对所属各联的工作都抓得很紧，各联分别召开的常委会他都去参加。陈处泰对同志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为党培养了一批从事社会科学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的人才。这批人才当年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生力军，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中有的人成了我党我军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的骨干。
　　1935年夏，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形势发展的要求，陈处泰与“文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提出解散“文委”、另建更为广泛的群众团体以迎接抗日高潮到来的建议。以后上海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文总”及其所属“左联”、“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解散，这就促进了上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性组织的广泛建立，更好地团结了进步力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长存的浩然正气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发生了刺杀汪精卫案，行刺者孙凤鸣正是陈处泰的同乡、同学爱国志士华克之的密友。孙当场被汪精卫的卫士射中，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孙和其妻崔正瑶在上海期间经常和陈处泰、华克之接触，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的一系列丧权辱国事件使爱国志士们义愤填膺。孙立志除奸以挽救民族危亡。陈处泰得知华克之、孙凤鸣等人暗杀行动计划后曾竭力劝阻，并以列宁劝阻其哥哥不要进行暗杀沙皇的活动为例劝导华、孙等人放弃暗杀行动计划，但劝阻未能奏效。
　　刺汪案发生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发布通缉令，缉拿与刺汪案有关的人员，军统、中统侦骑四出，一时间，充满了白色恐怖气氛。为做好善后工作，孙妻崔正瑶强忍失去丈夫的悲痛，冒着危险，于11月16日自香港乘船抵沪，住新亚酒楼。陈处泰路过前往看望。就在此时，因叛徒告密，敌人突击搜捕，当日下午5时，陈处泰未及脱身同崔正瑶一起遭到逮捕。
　　敌人也知道陈处泰与刺汪案无关，但已侦知他是“共党委员”、“文总负责人”，对陈处泰多次严刑拷打，威逼他交出党组织情况。陈处泰虽被打得体无完肤，双腿折断，仍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数月后，陈处泰被押解南京警备司令部，在囚车中，与“刺汪案”有牵连的张玉华不期而遇。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他低声对张说：“两腿受刑已被折断，但我什么都没有讲。我能舍弃一切，但我不能舍弃革命事业。”张玉华深受感动，潸然泪下。此时的陈处泰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党的利益，他忍受了难以承受的折磨，最终，在他领导和联系的10余处关系中，无一人受到牵连。
　　陈处泰于193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然而直到50年后的1987年，他的子女才拿到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由于陈处泰是我党文化界早期领导人之一，1985年，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把他作为中央级人物立传。但由于陈处泰是因为他的同乡、同学华克之组织的“刺汪”案而被捕，而我党白区工作纪律规定，不允许对国民党要员实施暗杀，因此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对陈处泰革命烈士的政治身份需要甄别核实。后来，宝应县党史办同志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敌伪档案中查阅到整个“刺汪”案卷宗，发现当年国民党高等法院有关“刺汪案”被捕人员判决书中提到，陈处泰等8人系共党嫌疑要犯而被捕。据此，陈处泰被定为革命烈士，立 传材料报中央。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得知后，亲自为陈处泰同志题词：“为革命而生，英名永在；为革命而死，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