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召开以后的一个多月，在共产国际代表斯内夫利特（马林）的建议下，1922年8月29日~ 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所民宿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至今也有整整一百年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二大”当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还有李大钊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其翻译张太雷等7人。会议的具体地址已无从查考了。
“二大”召开后不久为什么还要召开西湖会议
这要从中共“二大”上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提出 《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说起。
为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的侵略实质，也为了贯彻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精神，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洛夫在会上传达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指出：摆在“远东劳动阶级面前的任务，第一件就是谋各被压迫国家的解放”。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只要它是向帝国主义压迫作战的，共产党人就应支持和援助。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帮助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分析了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指出了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而号召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并提出了建立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的口号。
远东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以及铁路工人代表邓培等。会见中，列宁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的问题。张秋白表示，“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张国焘表示：“在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
参加远东会议的中共代表回国以后，立即向中央汇报了远东会议的精神和列宁的谈话内容。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远东会议和列宁谈话的精神。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拟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发表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主编的机关刊物 《先驱》 第9号上，这个 《主张》 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这时，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已经呼之欲出了，也为中共“二大”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在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和远东会议的有关精神，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作为最低纲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作为最高纲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同时，“二大”提出了 《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决定同国民党联合进行民主革命。 《议决案》 明确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1922年7月初，马林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他在中国的工作和所了解到的情况，没有参加中共“二大”。8月初，马林返回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刚闭幕不久。马林看到中共“二大”通过的 《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后，将其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国共合作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杭州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在国共合作方式上存在的分歧是什么
在国共合作方式问题上，中共中央大部分同志与马林存在着分歧。
第一个问题是党外合作还是党内合作。
中共“二大”通过了 《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提出：“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是：（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党外合作方式。
而马林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现的左倾思想”。他说：“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还说：“共产国际也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
马林的理由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等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对于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去实行联合的方式的建议，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国共产党人表示无法接受。早在几个月前，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就致信维经斯基，对马林的党内合作建议提出了六点反对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若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无，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在党内合作中如何保存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在西湖会议上，尽管拥有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但马林一开始并不想用压服的方法来取得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观点的认可，他希望能够说服大家。于是，他除了向中共领导人系统地重申了自己主张国共党内合作的五点理由外，他还解释：“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垅）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更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
马林经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和在中国南方的实地考察，认为把爪哇经验运用到中国是完全可以的，对此他很有信心。
马林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陈独秀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应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与会者中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最激烈的是张国焘和蔡和森。张国焘回忆说：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注：原文如此）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等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关于国共合作是在党外合作还是党内合作的问题上，马林的主张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处在初创时期，力量还比较小，才近二百名党员（二大召开时195名），而国民党已是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中共“一大”后，马林访问孙中山时，就曾提及国共合作的问题。当时孙中山的态度是，可以允许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来建立国共联合战线。马林也对此甚为赞成，于是极力主张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有利于中共的重大发展，所以当时要实现国共合作，党内合作的方式确实是一个“可行途径”。
而在党内合作中如何保存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的担心不无道理。即要重视在党内合作中如何保存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可惜的是这个问题后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发展到后来竟然提出了“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口号。到了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湖会议的最后决定
西湖会议上开始的情况对马林很不利，在关键时刻他抬出了共产国际。他向中共领导人申明：“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严肃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开始改变态度。他向马林表示：即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必须是有条件地加入。孙中山应该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本人的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否则，共产党员决不加入。
李大钊最终为马林解了围。他认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党在成立后活动余地狭窄也是事实。如果参加到国民党内，既实现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要求，又能为党的活动找到更加宽阔的领域。所以，有条件地加入还是可行的。在李大钊的解说下，与会人员最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虽然未形成任何文件，但事实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从此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西湖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通过了相应的决定。会议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必要的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起去拜访因陈炯明叛变而逃亡上海的孙中山，正式向他提出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建议他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当时孤立无援的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而对党内合作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也于9月的某一天，在张继家的客厅里，由张继主持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
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确定国共合作方针的转折点，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定。为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