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在无为的战斗岁月

安徽无为是我母亲的出生地，是新四军第7师的成立地，也是我父亲和母亲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　　

1939年秋，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的指挥下，新四军第3支队（司令员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取得了繁昌五次保卫战的胜利。一天晚上，谭副司令员突然把父亲找去谈话，语重心长地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长炎同志，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带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到江北无为县去，把无为的东西南北跑遍，了解所有的情况，包括敌情、民情、长江南北交通情况等等。”一个月后，谭副司令员听了父亲的汇报高兴地说：“不错，你们这么短时间就了解了许多情况，还扩编了队伍。很好，很好！我们的目光就是要放到江北。”1939年12月底，谭震林又指派父亲带数十人的精干部队去无为，前后活动了三个月，进一步摸清了情况。谭副司令员非常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说：“长炎同志辛苦了，你不仅跑遍了无为，了解到那边的敌我友力量对比情况，还扩充了三四十人，收获真不小啊！”在座的还有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谭震林说：“你下次去无为，回来后可向胡荣同志汇报。”当父亲再次从无为返回繁昌时，谭震林已调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去了。他走前说的那句“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的话一直牢牢记在父亲脑海中。父亲多次去江北无为一带摸清情况，正是为了新四军向江北发展做准备。
　　1940年11月，军部派出一个渡江筹备小组，父亲因经常在江北活动，情况比较熟悉，参加了筹备组的工作。他们在江北很短的时间里便找到了一二百条船，渡口也都侦察好了。那时3支队在皖南的部队，夜以继日构筑工事，加紧做好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准备工作。当时5团的主要任务，一是堵住长江南岸荻港镇一带的鬼子，防止他们在大部队过江的时候进行攻击；二是防止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袭击新四军。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密谋在江北和江南前堵后击，并通过广播透露消息，使日伪军在江中布置阻拦，新四军军部最后确定绕道茂林去苏南，再择机北渡。
　　皖南事变中，父亲突围负伤，带着六七十名同志到达江北无为白茆洲，在这里见到了曾希圣同志。不久，新四军第7师于1941年5月1日正式成立，父亲任56团1营教导员，同年8月任57团政委。7师成立之初，力量比较弱小，根据隐蔽发展的方针和曾希圣关于要坚持无为东乡斗争的指示，父亲带领部队在无为东乡一带时分时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很快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为进一步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2年父亲已到了而立之年，7师领导曾希圣、傅秋涛和皖江区党委对父亲的婚姻问题十分关心，根据“258团”（25周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的结婚条件，父亲已完全具备。皖江区党委组织部长李步新对团供给部主任吴锦章说了这件事，并强调：“7师领导很关心马长炎同志，他是个老红军，打仗很勇敢，是我们的战斗英雄，你一定要给他找个好对象。”吴锦章满口答应道：“李部长，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他首先就想到了我的母亲卢前玉。母亲是无为白茆洲五号村人，时年19岁，上过私塾和五年小学，1938年10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时任新四军55团文工团政治指导员。吴锦章和母亲是老乡，又是姑表亲戚。吴锦章便把这件事跟母亲和外公外婆说了，外公外婆开始未同意，主要讲了两条原因，一是马长炎打仗“虎”，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二是马长炎年龄大了十多岁。吴锦章做工作说：“这件事你们就不要挡驾了，只要姑娘同意就行。”组织上安排父亲和母亲见面，父亲开门见山地说：“婚姻大事不能勉强，你跟父母要说通，你自己也要愿意。我家里很穷，从小给人家放牛，没上过学。哪里有仗打，我就到哪里去，不打仗还干什么革命？你父母想的也对，我比你大十多岁，打仗随时有可能牺牲。今天先不定，三天后再答复我。”
　　三天后，父母的婚事就基本上定下来了。父亲对母亲说，我们来个约法三章：第一，今后你该知道的，你就知道，不该知道的，你也不要问；第二，我出去打仗，你不要限制我；第三，你要服从分配，你是党员，组织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母亲表示同意，紧接着也讲了三条：第一，我个性强，你不要欺负我；第二，我想干的事你也不要干涉我；第三，我是党员，我绝对听党的话，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遵守着诺言。如今在无为新四军7师纪念馆里，陈列着我父母结婚时装米酒的大缸，说明牌上写着：“1942年3月15日，时任新四军第7师57团政委马长炎与55团文工团指导员卢前玉结婚，房东用此酒缸盛米酒，招待前来贺喜的部队指战员。”父母的结合，体现了组织的关怀，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1942年4月中旬，父亲奉命从无为县白茆洲到师部，接受了组建含和独立团的任务。副师长傅秋涛首先向父亲传达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关于“7师今后应以含和、江浦、全椒为主要行动方向，以便与2师打通，同时向巢北发展；在皖南及桐庐地区，则设法发展现有阵地”的指示。接着，他严肃而又亲切地对父亲说：“现在组织决定派你到含和地区去，统一军事指挥，组织含和独立团，你任团长兼政委。”之后，傅秋涛又指着军事地图对父亲说：“含和地区东南濒长江水网地带，逼近汪伪中央政府和日军侵华司令部所在地南京，南北连山岗丘陵地带，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开辟这一地区对保证我们与2师和军部取得经常性的联系，对创建皖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父亲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当天晚上，师政委曾希圣又向父亲传达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和刘少奇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并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向父亲强调指出：“那个地区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不仅有敌伪和顽军，还有土匪、刀会、三番子，他们在那里时间久，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你们开辟那个地区，要特别注意政策和策略，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对如何争取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如何扩大武装、建立政权等，曾希圣也都做了详尽而明确的指示。
　　在父亲的指挥下，独立团首战螺丝滩、奇袭百旺市、四战栈桥、五战高庙，屡战屡胜。在含和地区一提到父亲和“马团”，家喻户晓，人人皆知。1942年8月新四军7师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父亲受到了代师长傅秋涛的表扬。博秋涛肯定了含和独立团所取得的成就，指出：“马长炎同志到和含地区后，打开了和含的局面，以小的伤亡获得了大量的缴获，取得了大的胜利，部队也有了大的发展。最好的是基本上打通了军部与2师的交通。”1943年春，7师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在含和独立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含和支队，由7师参谋长孙仲德任支队长，父亲任副支队长。
　　含和支队在父亲等人的指挥下，先后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顽军的进犯，历经战斗五六百次，歼敌4000余人，部队由组建时的1000人发展到5000余人。1945年10月，含和支队与沿江支队合编为新四军7师21旅，父亲任旅长。
　　1942年6月28日在攻打百旺市的时候，父亲的大腿受了重伤，这颗子弹是日军步枪子弹，当时大腿动脉血管流血不止，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只能先用纱布绑紧止血。第二天转送父亲去师卫生部，天气炎热，又下起了大雨，一路要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200多里的路程极其艰难，直到29日晚11点多才到。卫生部长黄龙看到父亲的腿，急得直跺脚说：“这个腿保不住了，整个肌肉已经坏死，有败血症，生命有危险。”傅秋涛赶到医院说不管多大困难，只要我们能办到的，就要办到。这一夜，全体医护人员都围着父亲抢救和治疗。从那天起，傅师长经常抽空来看父亲，并每天派两名得力的干部值班，一直到父亲出院。这颗子弹在父亲的身体内，待了十多年，直到解放后才取出来。父亲带着这颗子弹和满身的战争伤痕，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反“扫荡”、灭顽军、拔据点，和日本鬼子拼刺刀；打枣庄、下莱芜、围歼国民党军74师，与敌人多次肉搏战。在孟良崮战役中，父亲头部负重伤流血不止，仍坚持指挥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部队一次次顶住了敌人的反扑，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我的母亲卢前玉就是无为人，从小历经苦难，1938年10月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秋，母亲随服务团在巢湖银屏山慰问演出。一天，国民党顽军突然来袭，部队仓促撤退时，连电台也没来得及搬走，首长急得来回打转，报务员小王跺脚直哭。见此情景，母亲返身冲进放发报机的房子，抱起发报机就往回跑。敌人发现后一齐朝她开枪，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右臂，鲜血直流，但她全然不顾。在同志们的接应下，她回到了部队。卫生部部长亲自给她取出了子弹。经上级批准，年仅16岁的母亲光荣地成为了中共正式党员。以后，母亲处处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两个月后，就被提拔为政工队指导员。1940年上半年，母亲在国民党抗日名将戴安澜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戴安澜有两个妹妹，被母亲做通了工作，毅然参加了新四军。无为西乡的三角山有座尼姑庵，当时55团副团长黄彬说你有本事动员尼姑参加新四军，我把坐骑枣红马给你。母亲当真了，和尼姑们同吃同住18天。尼姑参军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轰动一时，对新四军的扩军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个多月里，母亲共扩军17名，受到政治部的表彰。

父亲和母亲在无为的事，说不尽，道不完。没有无为的人民群众，就没有我的父母，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无为，是我们新四军7师后代永远魂牵梦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