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8期）
肩负重任，保卫新生的大上海
上海战役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叫胡均鹤的，在1949年的4月底5月初到了丹阳。这个人是个多面人，他曾是中共的叛徒、国民党的特务，抗战中又随李士群当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二处处长，但他和潘汉年也有联系，为我们也做过一些事。他刚到时，扬帆是把他交给何荦管理的，何那时是内勤科长。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胡还不是先来到丹阳的，而是先去了苏州，因为当时苏州已经解放了。他通过孙洵，找到苏州军管会公安部长陆政，陆是华东野战军十兵团的保卫部长。孙洵本人参加过新四军，被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当了叛徒特务，后来也和我们建立了联系，表示悔过。胡见到陆后，说要找潘汉年。陆告诉他，潘在北京还没南来，让他到丹阳先去见饶漱石，因胡均鹤说饶认识他。但胡到了丹阳后，饶并没有见他，就把他交给扬帆处理了。
对扬帆来说，当然这是领导交办的任务了，饶漱石当时是华东局的第一书记。扬和胡谈话，胡交代了他叛变和当特务的经历，也说了1941年和潘汉年的情报关系，表示这一次是真要立功赎罪，说已把中统指令潜伏的南京区长苏麟阁控制在手里，要交给我们，还要交代一份中统、军统在上海可以“运用”的人员材料。谈过以后，扬帆便向饶漱石汇报。饶表示，这个人有用处。饶有一次在路上巧遇胡时，还当面关照胡“好好立功赎罪”。后来，饶又对扬帆指示（这次还有华东社会部梁国斌副部长在场）说：“给胡搞一个情报委员会名义，但放在公安局外面，专门搞以特反特这件事。”
以后，我们正式进了上海。在上海市公安局內，设有扬帆副局长办公室，我任主任，下面设机要科、秘书科。我还掌管情报委。另外，当时华东局有社会部，是分管情报、政治保卫的。我们市公安局做隐蔽战线工作的就叫社会处，由扬帆兼任处长。下有三个室，我是一室主任，管办公室和特情；二室主任田云樵，副主任郭曼果，我又兼副主任，管侦查和情报；三室主任王征明，管抓捕审讯。所以那时田云樵、郭曼果和我三个人有“田郭李”之称，台湾还派特务来杀“田郭李”。
为贯彻“以特反特”的隐蔽斗争策略（中央在1943年就下达过这一斗争策略指示），所以进上海后，我们就在善钟路（现常熟路）找了一间房子，对外不挂牌，叫情报委员会，由胡均鹤当主任，另两个也来投靠我们的徐汉光、孙洵当副主任和秘书，但明确他们都不是正式编制的公安干部，属于“特情”人员，不穿制服不发枪，要求他们必须彻底投向人民，把以前问题交代清楚，不得再和特务分子和组织秘密来往。胡均鹤他们都表示接受。
按照组织决定，胡均鹤、孙洵、徐汉光等几十个“特情”让我来领导。接受这项任务后我的压力很大，连觉都睡不安稳，总怕出事情。我给他们规定工作纪律，要他们先在潜伏和逃亡特务中，开展秘密自首工作，宣传我们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政策。
斗智斗勇，用“特情”瓦解敌特人员
上海解放初期，我们在隐蔽战线使用“特情”是非常有成效的。一段时日以后，有一批中统和军统的站长、处长、省市主任等，先后有几十人向我们秘密自首，并交代其他潜伏人员和电台的线索。我们规定他们每天都必须填报工作日志，由我们直接审阅，发现情况立即上报，他们基本是照办的。
在公安工作中使用“特情”，是解放初期对敌特斗争环境的需要，也是中央有关部门规定可以使用的工作方法。只是反特斗争有更复杂一面，其中也确曾发生过少数敌特假自首又反水的，不过经查证属实，均作了严肃处理。包括个别假自首人员，人已出境，我们都设法把他从境外引渡回来后逮捕严惩。例如1949年假自首的王慎之，1951年军统特务许东磊自首后又反水，最后都遭严惩。
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接连从台湾派遣几批特务到上海来搞暗杀，目标是陈毅市长等领导人。上海公安机关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保卫工作，没有一位党政军领导、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和知名人士等在上海遭到暗杀。相反，我们却利用“特情”，抓获了一些威胁性极大的派遣敌特杀手。这里面一些“特情”人员弃暗投明、改邪归正，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军统杀手刘全德奉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之命，带助手安平贵、欧阳钦携武器经费来上海刺杀陈毅等领导。刘全德曾是红军部队里的神枪手，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当红队队员时被捕叛变，参加军统后几次成功地充当杀手。我们得到情报后，先抓紧在“特情”中排查寻找线索，认为他来上海一定要找一些老关系落脚，就制订了“守株待兔”的策略。
刘全德很狡猾，不和助手一同走，也不从原有关系的吴淞口进来，而是从金山卫潜入上海市区。我们布置几个熟悉刘的“特情”到他以前常去的几个关系打探。但刘刚一露头，一个“特情”刚和他打了个招呼就消失了。后来，他终于在一个交情深的衬衫店老板那里露面了，被一个叫高激云的“特情”发现了。他们都是军统，过去就熟识。那个老板请他们吃饭时，高一个劲地劝酒。刘开始还戒备，喝多了放松警觉，还把枪拿给他们看。高趁机出来找到了交通警和巡逻的解放军，将刘全德抓了个正着。当时，公安部和市领导都表扬了高激云。“潘扬冤案”发生后，高激云也受到牵连，上世纪80年代初，当组织上把平反书送到他手中时，他已是肝癌晚期了。他临终遗言希望送行时，能穿上一套公安警服。我听到这个情况后，止不住潸然泪下。
金家让原是太湖的土匪头子，在太湖四乡很有名气，抗战时参加过抗日，是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因窝里斗时曾被军统抓起来过，后放出又委他为国防部二厅江南特別站站长兼“江南人民反共自卫军”少将司令。他到台湾后，国民党保密局又派他潜回大陆搞特务活动。然而，在军统关他时，他在牢里认识了同囚房的张锡昌、陈默，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受他们的启发教育，他对共产党有了好感。出狱时，陈默关照他去找潘汉年。陈默自己却牺牲了（现葬在龙华烈士陵园）。金家让潜来舟山后，先派副官来上海找潘汉年，表示愿意投诚。潘把情况转批给市公安局、扬帆和我，王征明、钱明都和他见了面。他提供了大量情报，还交出一部电台。根据他的情报，我们破获潜伏特务案30余起，查获电台8部、密码58套、枪170多支、子弹3万余发。扬帆和我、钱明等还宴请了他们夫妇。金后来受到了冤屈，“文革”中也遭到冲击。再比如王方兰、厉培明这些“特情”人员，现在都按国家政策和起义人员享受离休待遇。
心胸坦荡，蒙冤入狱终得平反
1955年5月，我因潘、扬案蒙冤入狱。但我心胸坦荡，对党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从参加革命后我就一直忠于党，工作中勤勤恳恳，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在市公安局，我一直负责管理胡钧鹤、孙洵等重要“特情人员”。我们也曾把秘密自首的“特情人员”进行了相应的处置，有隐瞒或有继续活动的，基本上全部抓了起来，只留下17名经过审查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并属主动自首的人，仍作为“特情人员”使用。
有一个叫姜颂平的“特情人员”，此人是江苏南通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后来做了叛徒，当了中统特务，又随李士群、胡均鹤当了汉奸，是上海日伪“76”号特工总部里的南通区长。在市公安局清理“特情人员”队伍，抓了一批人后，他情绪有了变化。有一天，他在巧遇一个原认识的特务后，不仅没报告，竟还与这个特务一起吃饭，并发了不少牢骚，后悔跟着胡均鹤投靠共产党。那个特务问他要不要和“那边”再联系？至少可以弄点钱花花，他同意了。那个特务回到当时还是国民党占据的浙东江心岛汇报，不久又来上海给姜送经费和布置任务，结果在偷渡时被解放军抓住了。审讯中他供出了姜，姜也被抓。姜的直接领导是胡均鹤。姜没有向胡均鹤报告与特务有了联系，胡均鹤不知情，所以姜招供的情况和对胡均鹤问询的情况对不拢。1954年9月，胡均鹤为此被公安部逮捕，接受审查。
由于整个条线的业务工作是潘汉年和扬帆同志直接领导的，结果导致了潘、扬案件的发生。1955年，潘、扬冤案发生后，又涉及到我们这些具体工作人员。实际上，我们“以特反特”的工作策略都是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批准的。虽然我身陷囹圄，但内心坦荡，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文革”后胡均鹤也得到了平反，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退休的。
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我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路线后，我终于得到了平反。1983年8月，国家公安部对扬帆同志作了结论，推倒一切诬陷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3年8月22日，国家公安部对我重新作出结论：“李涤非同志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是忠于职守的，在对敌隐蔽斗争中，立场坚定，意志顽强，成绩显著，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长达20多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1984年春，我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不久被国家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会委员。在有生之年，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继续为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