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四），到5月6日（农历三月十六）立夏，虽只有102天，但坎坷的遭遇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一
1947年的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后，我就趴在奶奶身边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忽然觉得脸上凉凉的，我一激灵醒了，哥哥姐姐们哄堂大笑。睁眼一看，原来是离家多日的妈妈正笑眯眯地坐在床沿，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庞。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爸爸和叔叔被日寇杀害已三年了。这三年中经历了太多太大的变化。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1946年秋，马北区区长杨吉人带领的县土改工作组进驻毕杨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妈妈杨勤英也担任了毕杨乡副乡长兼妇联主任。因为工作忙，加上反动派还乡团的猖狂反攻倒算，斗争形势还是很紧张残酷的，所以妈妈平时就不常回家。奶奶因为爸爸和叔叔的牺牲，早就哭瞎了眼。过年过节，也常常就是我们五个孩子和瞎子奶奶在一起。现在，妈妈回来了，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怎能不让我们喜出望外呢？
正月初一，吃过早饭后，妈妈就到乡里去。她要带领同志们去慰问烈军属，然后还有一大堆事要做，等回到家都已是晚上了。
正月初二，天阴沉得可怕。我们正在吃早饭，这时，上茅房的大姐突然跑回来喊道：“娘，河北边来了好多人，是反动派！”妈妈扔下筷子快步跑出门口，只听河东房子上有人正大声叫喊：“不许跑！再跑就开枪了！”原来屋顶已架上了机关枪，七八十个荷枪实弹的蒋匪军已把我家团团包围，他们是曹达松这个叛徒从马塘镇带来的。就这样，与我们团聚不到两天的妈妈被他们抓走了。
正月初三，我都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只记得下午来了一位大叔，用独轮木车将奶奶接走，并叫我们姐弟五人不要出门，明天会有小船来接我们。
正月初四，我们在睡梦中，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本以为是接我们的叔叔来了，开门一看，却是曹达松这个狗日的，带着三四十个蒋匪军。其中一个家伙恶狠狠地说：“把这些细匪子儿，统统带走！”我们五个孩子都被绳子绑着，押到了马塘镇。
二
关押我们的地方是马塘南街的关帝庙。正殿的西侧与临街的围墙之间有一间房，门在南门墙的东半边，西半侧的墙上方开着一个窗洞。屋里的西南角放着一只粪桶，大约半间房子的地上铺着一些稻草。屋里十分潮湿，整天不见阳光。只有在大晴天的中午，才会有碗口大的光斑映照在屋内的北墙上。
我们姐弟五个就被关在这屋里，当年大姐15岁，二姐13岁，大哥11岁，二哥8岁，我5岁。给我们送饭用的是搪瓷茶缸，一天送两次，上午十点钟一次，下午三四点钟一次。有时是两茶缸元麦糁儿饭和一缸子菜汤，有时是两茶缸糁儿粥和一团咸菜。两个姐姐总是让我们先吃，但谁也吃不饱。除了吃饭，我们就或坐或躺在那一摊湿漉漉的稻草上。
我们五个孩子被蒋匪军抓了以后，引起很大的民愤，马塘镇有36位店主老板联名具保，要求当局释放我们。结果在正月十六（关了12天后），他们把大姐和两个哥哥放了，二姐和我仍被关押在关帝庙里。
关押期间，我和二姐见过妈妈两次，也是我这一生中最后两次见到亲爱的妈妈。
正月二十三的下午，二姐和我被四个匪军半拖半拽到镇北街土山东北侧的一个院落，在一间低矮的屋前停了下来。那屋朝南的墙上，有一个离地约二尺高的小窗洞，窗洞上蒙着带刺的铁丝网。原来这就是关押妈妈的牢房。3年前，爸爸和叔叔就是被日寇关押在这里的。
透过窗洞铁丝网，我看见了朝思暮想的妈妈。她苍白的脸上有好几道渗着血水的伤痕，以往很整齐的短发却蓬松凌乱，棉袍的胸襟上已被撕破了长长的一块。她站在牢房里，刚好可以看到窗外。当她看到二姐和我，微笑着，还是那样地亲切和坦然。二姐哭喊着扑向窗口，却被一个匪军猛地一拉，仰面滚倒在地。我哭叫着一头撞到窗口上，尖利的铁丝一下子划破了我额头。妈妈忙举起戴着镣铐的手想扶我，但根本触摸不到我，我却分明看到她的指尖上凝结着紫黑色的血痂。
看着滚倒在地上的一双儿女，妈妈用手上的铁铐猛砸牢窗，大声斥责：“不要脸的孬种，欺侮孩子算什么本事？有种的冲我来！”一个匪军假惺惺地跑过来把我们从地上拉起来，推到小窗前，阴恻恻地说：“杨师母，别发火啊，你也要为孩子着想，对不？”妈妈想摸摸我们，但只能从网眼里伸出两只手指。妈妈的手指触在我的脸上，帮我抹去几滴泪水。二姐止不住哭泣，妈妈说：“倩儿，听妈妈的话，不哭。“二姐哽咽着强忍住哭。妈妈对她说：“你已13岁了，往后要照顾好奶奶，带好弟弟。”二姐连连点着头。我看见，妈妈的眼泪在眼眶里转动着，但没有流下来！
我和二姐是怎样离开那个小窗口，又是怎么被押回关帝庙，我已无法记清了。在这间牢房里，我和二姐又度过了没有阳光、没有温暖，只有对妈妈无尽思念的十天。
三
二月初三的早晨，我和二姐又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匪军拖起来，押往北街。我们猜想，可能又是去看妈妈了，于是，二姐牵着我一路小跑着，来到土山东北边的一块空地上。那里已挖了一个大坑，坑边放着好多箩筐，箩筐里装得都是石灰块。四周有许多蒋匪军，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如临大敌。
过了一会儿，只见六七个被五花大绑的人，被缓慢地押向土坑边。我一眼就认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妈妈。她的头发被凛冽刺骨的北风吹得有些凌乱，那件黑色的棉袍上露出了好几处染血的棉花。她一步步地向前跨着，每一步都很艰难。突然，她停下了脚步，她看见了我们。在瞬间的惊讶之后，妈妈的脸色又回归了平静。她一边以嘲笑的语气对身边一个挎着盒子枪的家伙说：“真是难为你们这样巧妙的安排！”一边快步地向我们跑过来。短短的几十米距离，妈妈摇摇晃晃地几欲摔倒。我和二姐不顾一切地哭喊着“娘，娘……”，一下子扑到妈妈身边。我紧紧地抱住妈妈的双腿，二姐扑在妈妈的胸口，也紧紧地搂住了妈妈。妈妈低下头，她的脸在姐姐的头发上轻轻地擦来擦去，然后又弯下腰来，我仰起脸，妈妈那滚烫而又干裂的嘴唇一下子吻在我的脸上。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着喊：“娘，娘……”妈妈低声地重复着：“乖孩子，不哭，不哭……”
那个背盒子枪的家伙走过来，再次对妈妈说：“母子骨肉相连，杨师母，现在回头，还为时不晚。怎么样？”妈妈霍地一下站起来，朝那个家伙啐了一口说：“呸！卑鄙无耻的东西，想用这种拙劣的手段让我投降？做梦去吧！”那家伙气得暴跳如雷，大声咆哮：“倒石灰，倒石灰！”就见那些爪牙拉起箩筐，把大块的石灰向土坑里倾倒。刹时，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土坑里翻滚起阵阵浓烟。妈妈和邓淑贞等六位党的好儿女，被反动派活埋在热气蒸腾、气味呛人的石灰坑里。我和二姐连滚带爬地扑到大坑边，哭着喊着，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四
妈妈牺牲以后，蒋匪军还把我和二姐继续作为“钓饵”，对我们的看管“放松”了，有时连牢门也不上锁。有一天，我轻轻地推门，门竟然开了，二姐大着胆子走出门去一看，见只有两个匪军守在关帝庙大门口。二姐搀着我走到大门口，一个匪军问：“你们要干什么？”二姐说我们要上街玩。那家伙说：“别跑远，一会儿就回来，回来晚了，就把你们吊起来。知道吗？”
这是坐牢以来我们的第一次“自由行动”。这一次，我们只跑到北边的仁和桥就回牢房了。夜里，我悄悄地说：“姐，明天我们躲到姑妈家去，叫他们找不到我们。”二姐轻轻说：“不能。我们上街时，后面有人盯着呢，我看见的。”因此，我们没能到姑妈家去，在街上也从不和人说话。
农历的闰二月十四是清明节。那天中午，姐姐又带着我上街去玩。街上很多人家都在门外焚烧祭品，整条街道都弥漫着或淡或浓的烟雾。当我们走过仁和桥转弯向西后，突然一只大手拉住我姐，另一只胳膊把我轻轻夹起，从旁边汤圆店后门，穿过巷子又进入了另一户人家，就这样七拐八转地跑到北河边。那里早就停着一副独轮手推木车，车子的两边各有一个大竹筐。那位身材高大的叔叔，抱起我和二姐分别放进两个竹筐里，只说了一句“抓紧箩筐边子”，推起小车飞快地跑出了马塘北街，一路向东北而去。
事后才知道，原来是马北区区长杨吉人伯伯安排人把我们救出了虎口。那位推车接我们的罗叔叔，把我们送到马塘北乡一位叫张达的叔叔家。张叔叔家一共七口人，张爷爷张奶奶、张叔张婶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张婶把我和二姐安排住在正屋西边的房间里，和爷爷奶奶同住。在房间里坐下来之后，张奶奶、张婶问长问短地和二姐谈心，当说到妈妈遇害的经过时，我和二姐都泣不成声，奶奶也是老泪纵横，张婶一边抹眼泪，一边把我拉到她身边说：“孩子，别难过，这就是你们的家。”这时，张叔给我们端来了饭，张家哥哥端着两碗菜跟着张叔进来。这是我和二姐被抓71天以来吃的第一顿真正的午饭！
在张达叔叔家住了将近一个月，天气一天比一天暖起来，张叔家没女孩，二姐穿单衣成了问题。张家要给二姐做衣服，二姐却死活不要，我也成天盯着二姐要回去。张婶一再挽留，又过了几天。到了三月十五，张婶终于同意我们回去。
三月十六，立夏。清晨，张婶早早起来，给我们煮了八个鸡蛋，把我们的几件旧衣服连同熟鸡蛋包在一起打了个小包裹，还把二姐的头发给剪短了，拿了一件张家小哥的褂子给二姐穿上，二姐俨然一个小男孩。张叔用手推小木车把我们送到马塘北街河边的一个坝头边停下来，把我抱下车，对二姐说：“不能再往前送了，你们小心点，如果不行，就回来。千万不要瞎撞，出了纰漏就不得了！”在谆谆嘱咐中，我们和张达叔叔依依惜别。
二姐搀着我，从杂草丛生的坝头走到河南边，沿弯弯曲曲的河边慢慢地走进马塘北街。走到土山池边，二姐指了指东北边的土丘小声地说：“记住，那里就是反动派害死娘的地方！”我们快步走过仁和桥，向南不远就是姑妈家，但我们只能朝里面看了看，不能进去。再向南，就是关帝庙。这时候，庙里已空无一人了。再前面，就是出马塘南街的最后一道关卡——南洋桥。
大桥的南堍两边各站着一个拿枪的岗哨。二姐把小包裹从肩上取下来，挂在我的胸前，然后快步向桥上走过去，我在二姐后面大步地追她，一边追一边喊“等等我，等等我”。可二姐非但没等我，反而跑得更快。她一下子就冲过岗哨跑出去好远。我急得一边哭一边跑，刚跑过岗哨就摔倒了。那两个哨兵莫名其妙，其中一个还指着二姐骂道：“哪有这么个死伢儿，只管一个人跑，不把弟弟带好！”二姐站在那里没动，我只好自己爬起来，一溜小跑扑到二姐身上。二姐蹲下来说：“弟，别哭了，不这样骗不了他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我是个女伢儿，就糟了。”听了姐的解释，我才恍然大悟。
从马塘镇到家，有十里路。逃出虎口，脱离火坑，我们说不出有多高兴，一路上二姐一会儿驮我，一会儿搀我。饿了，就两个人合吃一个鸡蛋，再到河边喝两口水（因为其他鸡蛋要留给奶奶和哥哥姐姐吃）。就这样，一直到太阳偏西我们才到家，看到分别了三个月的大姐和两个哥哥，终于又能依偎在奶奶的怀里了！可怜的奶奶摸着二姐和我的头，连声说：“伢儿，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这段75年前的往事，因为刻骨铭心，所以历历在目。今天我把这段往事诉诸笔端，一是纪念75年前殉难的妈妈杨勤英，二是思念5年前离世的我的二姐杨本倩。同时，对于曾给我们以大爱的人，如杨吉人伯伯、张达叔叔一家、罗叔叔，包括他们的后辈们，由衷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