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暨新四军组建85周年。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是一部浴血奋斗的悲壮史诗，一曲艰苦卓绝的英雄壮歌。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英勇奋战，百折不挠，配合和策应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保留了我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弥天烽火举红旗”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拉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13日连续给苏区中央局发来急电，指示留在苏区的党和红军立即分散突围，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此后，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南方8省15个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孤悬敌后，同十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将数十万敌军吸引和牵制在各游击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10月至1937年7月，南方红军游击队共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兵力180个师次、30个旅次。国民党军“围剿”福建6个游击区的兵力就达16个师、20多万人。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和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各游击区坚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兼任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哪里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红军游击队活动到哪里，建党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有些地区还恢复了苏维埃政权等组织。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中县团级以上就有431人，包括何叔衡、瞿秋白、方志敏、贺昌、刘伯坚、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锡凡、李天柱、寻淮洲、刘畴西等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部分领导人动摇叛变。
以项英、陈毅、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黄道、刘英、粟裕、叶飞等为代表的各游击区党的领导人，以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精神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35年6月，中共湘赣边省委书记陈洪时等叛变，给党和红军游击队带来极大危害。省委副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等3人挺身而出，召开紧急会议，揭露叛徒罪行，重新成立了湘赣边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保证了党的旗帜不倒。各红军游击区，有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有党和红军留下的革命火种和优良传统，有铁心跟党走的广大群众，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
红军主力长征后，敌军血洗苏区，实行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仅福建苏区就被毁村庄2564个、房屋43万余间，全家被杀害的有86319户，荒废耕地200多万亩，被杀害和被迫流亡致死的群众35万多人。许多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临危不惧、忠贞不屈、视死如归。中共中央原领导人瞿秋白被捕后，坚守革命气节，高唱 《国际歌》，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率部与数十倍敌军浴血奋战，不幸被俘。面对严刑和诱降，他大义凛然，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负伤陷入重围，举枪自尽，壮烈殉职。浙南挺进师第三纵队政委黄志富，在率部对敌作战中，打到只剩他一人，且左臂负伤，仍以独臂轮换使用两支枪射击，直至壮烈牺牲。湘赣边游击区3名女红军游击队员为掩护群众脱险，将敌人引至悬崖后，纵身跳下崖。
在敌军残酷的“清剿”中，红军游击队经常转移，翻山越岭，披荆斩棘，长途奔袭；经常被困在荒山野岭。石洞当屋、草丛当床，有时就在大树下露宿，下雨天只能撑把伞或在树上支块布挡雨，背靠背坐着过夜；经常无粮缺盐断油，靠野菜野果充饥。1937年初，皖浙赣游击队被敌人围困在鄣公山上，因高山严寒，为避免被敌人发现，不能生火取暖，一夜间竟然冻死了20多位饥寒交迫的战士。长年的艰苦生活和恶劣的环境，一些红军游击队员患了疟疾、腹泻、夜盲、水肿等疾病，一些伤员因无药医治而牺牲。陈毅当时大腿负伤，因无药治疗伤口多次化脓。他让警卫员把伤腿捆在树上，咬紧牙关将脓血挤出，抹上万金油，才慢慢痊愈。1936年，陈毅等人被敌军围困在梅山20多天难以脱身。在生死关头，他写下了著名的 《梅岭三章》，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革命到底、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这种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红军游击队赖以生存和战胜敌人的精神支柱。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认真宣传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广大群众与党和红军游击队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依的亲密关系，舍生忘死支援红军游击队。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当向导、送情报、搞保障，抢救和掩护红军伤病员。中央苏区突围前，有两千多名重伤员无法随部队转移。陈毅亲自作动员，半天时间就都被当地群众抬回家掩护起来了。敌人烧山并村，企图饿死、冻死、困死红军游击队，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釆取各种办法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送油及其他生活用品。
福建邵武有位人称方嫂的妇女，和丈夫为游击队筹办物资，遭到敌人严刑拷打。她怀孕的胎儿被当场打落，丈夫被打死。敌人又将她5个孩子抓进监狱，对她进行逼供，她坚贞不屈，一家人惨遭杀害。皖浙赣游击区的余会山村村民汪振丰为游击队埋藏枪支、粮食而被捕入狱，无论怎样受刑，始终不吐实情。出狱后，他举家上山，为游击队找粮食、挖野菜。每采一种野菜，他自己先尝，几次因此中毒昏厥。闽赣边游击队5位同志下山侦察时，被敌人包围在村子里，敌人将全村男女分开，强迫妇女认领自己的亲人。如无人认领，就以游击队员而加以杀害。在危急关头，女青年李翠华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5位游击队员认作自己丈夫领回家，帮助他们脱险。正如陈毅在 《赣南游击词》 中所写的：“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是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得以坚持的可靠基础；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红军游击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的作战原则是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战果，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军需补给的仗。根据敌情变化，敌进我退、敌走我回，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白天隐蔽、夜间出击，分散隐蔽以保存自己、发动群众，集中出击以打击敌人、扩大影响。釆取的战术是伏击歼敌，化装智取，长途奔袭，出奇制胜。敌人搜山时，釆取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遇到有利地形和时机，也不排除打成股的敌人。敌重兵包围时，快速跳出包围圈，牵着敌人兜圈子，避实击虚。同时，釆取灵活政策做好统战工作，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孤立和打击敌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
在长达三年的“清剿”中，敌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迁光、并光的“五光”政策，疯狂地发动进攻。红军游击队经历了多次挫折失败，有的被打散了，重新聚集起来继续斗争；有的被打垮了，重新组建投入新的战斗，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委刘伯坚等带领1800余人突围，最后到油山时仅剩300余人，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但又玩弄“北和南剿”的阴谋，调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加大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围剿”力度，妄图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前，铲除共产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闽北红军独立师当时有近3000人，敌人调集9个师旅进行“清剿”，闽北分区司令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等指战员英勇牺牲，部队只剩700余人。湘鄂赣红军16师，几度受挫，几度重建，最多时5000余人，最少时只有几十人。到下山整编时，又发展到500多人。南方游击区保留的游击健儿虽然数量不多，但确是一支经历艰苦卓绝斗争和腥风血雨考验的英雄部队，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人民革命的种子。正如陈毅所说的：“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1937年12月13日，党中央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陈毅元帅曾深有感触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艰难的阶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彭真同志指出，中国革命史上最艰苦的三个时期，一是红军长征，二是三年游击战争，三是东北抗联14年的苦斗。毛泽东将三年游击战争誉为“撑起南方一片天”。
8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新四军是由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华中抗日的主力军，毛泽东称其为“华中人民的长城”。新四军继承了叶挺独立团、红四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光荣传统，用忠诚和热血煅造和发展了铁军精神，被誉为“铁军”。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被迫放弃“北和南剿”的方针。7月18日，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组编问题再次谈判，因蒋介石固执偏见而形成僵局。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东南战场形势严峻，周恩来再次提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国共双方取得共识后，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叶挺，希望他出面组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以便尽快下山抗日。叶挺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与国民党有关人士进行商谈。蒋介石认为叶挺脱离共产党10年，由叶挺指挥中共南方游击队，既可调动游击队到前线抗日，又可利用叶挺控制这支部队，于是未征得中共中央同意，于9月28日签发了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任命。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的电令，标志着新四军的诞生，这一天被确定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叶挺领到新四军关防和5万元开办费，首先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等接洽，“声明完全接受共产党领导”。11月3日他到了延安，受到党中央热烈欢迎，并予以认可。11月7日项英也到了延安，与叶挺商量新四军组建问题。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项英、陈毅、张鼎承、曾山、黄道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副书记陈毅。随后，中央又从陕北调来一批干部到新四军任职。根据项英提议，由项英、陈毅、周子昆、傅秋涛、张鼎丞、刘英、高敬亭、谭余保、曾山9人组成军分会，项英、陈毅、周子昆（后增补袁国平、张云逸）为常委，书记项英、副书记陈毅。
新四军的组建集结，经历了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分别改编和再次改编的过程。其中，多数比较顺利，但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先是发生了漳浦事件，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在与国民党军谈判中被扣押，游击独立大队在县城集中时被缴械。当晚，副大队长卢胜带领一些指战员逃脱出来，重建红3团，后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3支队。后来又发生了泉州事件、瑞金事件等，使南方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思想有了很大转变，懂得了既要实行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又要坚持党的领导、保持高度警惕。
1938年1月，国民党当局核准了由中共提名的新四军负责人名单。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全军编为四个游击支队。
一支队由赣粤边、湘赣边、皖浙赣边等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一团，团长傅秋涛兼；第二团，团长张正坤，共2500多人。
二支队由闽西、闽南、浙南、闽赣边等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三团，团长黄火星；第四团，团长卢胜，共2500多人。
三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五团，团长饶守坤；第六团，团长叶飞，共2200多人。
四支队由鄂豫皖、豫南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高敬亭。辖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第八团，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第九团，团长顾士多、政委高志荣；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政委汪少川，共3100多人。其中，一、二、三支队各团辖3个营，未配政工干部，由军事副职履行政工干部职责。四支队七、八、九团各辖2个营，配政工干部。军部辖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总兵站、特务营等。全军10329人，枪6200多支。
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歼敌29.3万余人，俘敌12.4万余人，另有5.4万人投诚反正；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余万，建立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个抗日根据地；自身伤亡8万多人，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注：文中小标题引自 《陈毅诗词选集》 第9、第17、第16页和陈毅 《忆三年游击战争》 《新四军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