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前身是南方八省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是由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而成的。我从父辈的革命生涯和战斗经历中，从党史、军史的学习回顾中深切地感受到：南方三年游击战和红军长征一样，是我们党和军队史上同样重要的两个支点；三年游击战，体现了红军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孕育了新四军的军魂。
一、南方三年游击战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新四军的建立和发展，培养和保存了骨干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留下了红24师和十个独立团约1.6万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南方红军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保存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培养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至全面抗战爆发。形成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北、闽东、闽粤边、闽中、皖浙赣边、浙南、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鄂豫边、琼崖15个红军游击区。
鉴于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正式宣布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武汉正式成立。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驻江西南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余人，6200余支枪。
朱德说：“在国民党的清剿非常残酷，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了三个年头，保持了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光荣的一页。”
陈毅说：“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组织。光荣革命的八路军名字，代表着伟大的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而光荣革命新四军的名字，则代表着我党我军所领导的伟大的游击兵团的历史。”
谭震林说：“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在百折不挠的血战中，为我党锻炼了一批骨干，逐步发展而成为伟大的革命武装。”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
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精华骨干，为抗战胜利和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55年至1965年首次授衔时，109名当时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指挥员被授予将帅军衔，其中元帅1名、大将1名、上将3名、中将8名、少将96名；还有很多担任省部级职务的同志因创建新中国的需要，离开了军队而没有参加授衔。
二、南方三年游击战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新四军敌后抗战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始终处于敌人集中力量四面包围之中。在反击国民党重兵“清剿”的斗争中，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逐步形成了一套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红军游击队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特长，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打击敌人。敌人来搜山，游击队大多采取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能选择到有利地形时也打整股的敌人；敌人重兵“清剿”时，伺机跳出包围圈，避实击虚，奔袭敌据点和后方。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同样面临敌强我弱、孤军奋战的态势，处在日伪顽夹击之中，情势险峻。根据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借鉴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结合敌情、地形、社会条件和斗争任务，新四军提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一系列战略战术，确定“动员广大群众配合军事行动，集中分散，灵活自如，是目前组织战斗的基本方略”。在战术上采取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手段，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战胜装备优势的敌人。比如蒋家河口战斗、韦岗战斗、棋牌岭战斗、公安寨战斗等，是出奇制胜的伏击战；袭击新丰车站、官陡门据点、浒墅关、山垛等，是扬长击短的夜袭战；繁昌保卫战、平坝保卫战等，是机动灵活的防御战；苏北、苏中、苏南、淮北等反“扫荡”、反“清乡”战斗，是内外线结合的根据地保卫战；侏儒山战役、车桥战役、高沟，杨口战役、两淮战役、高邮战役等，是敢于胜利的进攻战。
南方三年游击战和新四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既是对毛泽东游击战争军事思想的运用和实践，又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宝。
三、南方三年游击战艰苦卓绝的斗争，孕育铸就的革命精神与新四军铁军精神血脉相承。
新四军铁军精神起始于北伐战争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根源于红军时期党的建军思想，孕育于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成熟于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的抗日战场。铁军精神是南方红军游击队传统作风的延续和发展。其主要内涵是：“听党指挥，铁的信仰；报国为民，铁的担当；逆境制胜，铁的意志；英勇顽强，铁的作风；集中统一，铁的纪律。”
坚定信念，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是三年游击战争赢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红军游击队虽远离中央，各自为战，但听党指挥，始终不动摇。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后，项英、陈毅坚决执行中央“二月来电”指示，在大余长岭村召开会议，制定了正确的方针策略，红军游击队完成了从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随着形势的发展，游击区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成立到哪里，党员就发展到哪里。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党组织经过各种渠道与党中央联系，以了解全国形势，获悉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立即改变斗争策略。
在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国共谈判中，坚持保障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新四军组建之初成立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负责党的建设和领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从思想、制度、纪律、组织等方面加强了建设。新四军在抗战中坚持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独立自主原则。坚决执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是南方红军游击队和新四军由弱到强、不断胜利的根本原因。
顾全大局，勇于担当。中央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守的红军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战略安排。项英、陈毅等负责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置个人安危于度外，领导留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人民，积极掩护和保证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湘鄂赣、闽北、闽东、闽粤边等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吸引、钳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不同程度地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1934年10月23日，中央苏区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整个中央苏区约有80万群众被国民党杀害。主力红军长征后，各游击区始终坚持斗争，使敌人疲于应付，不得不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到南方战场进行“清剿”，从而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军事压力。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7月，南方游击根据地共牵制了国民党军正规军180个师次、30个旅次（保安团不包括在内）。卢沟桥事变前后，南方游击区逐步恢复与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明确了党中央的抗日战略。红军游击队再次无条件服从中央的战略安排，实行抗日战略转变。
浴血奋斗，顽强斗争。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红军游击队与数十倍于我的敌军展开了求生存、求发展、求胜利的英勇斗争。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将士们在各游击区进行主要战斗510余次，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留守苏区的红军将士以一往无前、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击破了敌人的“移民并村”、“碉堡封锁”、“封山烧山”等残忍政策，在敌人的残酷“清剿”中杀出一条生路，不仅有力抗击了进犯的敌人，保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保存了革命火种，还为中央红军主力红军提供了战略掩护和支援。陈毅多次感慨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战争。”由于国民党军对游击区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封锁，红军游击队长年累月被围困在深山密林里，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项英曾经饿过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从牺牲的高级干部数量看，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军以上干部有10余位，但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牺牲的省级、军级以上干部不少于60位。尽管生活艰苦，环境险恶，然而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永不放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持斗争。
扎根群众，鱼水相依。不管敌人怎样进行经济封锁，也割不断人民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血肉联系。赣州石屋坑群众最后一只母鸡留给伤病员、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叶飞、陈丕显回忆说：“在战斗中，群众想方设法为我们侦查敌情，送情报，当向导。在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只要红军游击队员一进村，当地青壮年便自动为游击队站岗放哨。最难能可贵的是，有的群众被敌人逮捕后，虽遭严刑拷打，也不吐半句真情，以鲜血乃至生命保护红军游击队的安全。群众不仅与我们一起战斗，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把大米、食盐和药品送上山，接济游击队，使我们得以打破敌人长期的经济封锁而生存下来。”大余池江彭坑地下交通员周篮嫂冒着生命危险给陈毅等人送饭，闽西游击区龙岩县东肖后田村共产党员陈客嫲出生入死为游击队送粮食，都是典型的例子。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陈毅和项英几次脱险，都是由于得到了群众的帮助。
官兵一致，纪律严明。红军游击队尽管艰难困苦，却始终严守革命纪律。陈毅长期风餐露宿，伤口时常复发，仅靠一盒万金油镇痛。他突围时把党的经费带到油山，金子绑在腰上，战士们私下有议论。陈毅便把战士们召集来，把金子解下来给大家看，说：“这是党的经费，党叫我带上，不到最需要的时候是不能动用的。万一我被敌人打死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是一定要带回来的。不可落到敌人的手里！”战士们听后很感动。红军游击队严守纪律，新四军也是执纪如铁。1938年6月，新四军军部在行军途中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求部队坚决实行“不拉夫、不收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制定了新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并颁布实施了 《新四军十条军规》。1943年12月，公布 《新四军拥政爱民十大公约》。新四军所到之处，守纪如铁，获得了群众高度信任和真诚的拥护。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共党史、军史上均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在谈到南方三年游击战时指出，南方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的红军将士浴血奋斗，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红军游击队在战斗过程中孕育的伟大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昂扬奋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