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与浙南三年游击战

1935年春，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以下简称挺进师），由赣东北突破国民党军道道封锁线，到达闽浙边境地区。3月21日，挺进师在福建寿宁上村遭到福建保安第二团的袭击，通讯器材丢失。此后，在与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3年中，粟裕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浙南地区开展游击战，创建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是以擅长正规战的原红军部队为基础组建的。进入浙江后，国民党纠集大量兵力进行“围剿”，而挺进师只有500余人，敌强我弱，形势严峻。粟裕从挺进师的实力与险恶的环境出发，提出要实行游击战战术。
　　3月中旬，为加强领导，适应游击战争，挺进师建立了师政治委员会（以下简称“师政委会”）。同时，为增强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师政委会对原来战斗部队的编制和干部配备重新作了调整，将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设两个支队，每个纵队设立行动委员会，作为单独行动时的集体领导组织。师部机关工作人员编为政治连。3月30日，挺进师在庆元半岭村召开师政委会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打消少数同志怕到浙江打游击的顾虑，并要求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各个连队，直到每个战士。
　　4月28日，挺进师在庆元斋郎地区以少胜多，击溃了超过挺进师6倍的浙闽两省保安团以及“大刀会”等地主武装共3200余人的联合进攻，获得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5月初，挺进师再次召开师政委会会议。会议认为，要抓住斋郎战斗胜利和敌人兵力暂时空虚的大好时机，尽快实现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会议决定由第1、第2纵队及政治部工作人员，散布于松阳、龙泉、遂昌等县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开辟根据地；粟裕、刘英率其余各部转战到外线，大幅度地开展游击战，扩大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迫近浙赣铁路，威胁杭州、金华、丽水等中心城市，吸引国民党武装主力北调，掩护第1、第2纵队开展地方工作。这是斋郎战斗以后，挺进师各纵队独立行动的开始，迈出了由正规军向游击队、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第一步。
　　挺进师成员大都来自湘、赣、闽等省，进入浙江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不少干部战士对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存在畏难情绪。为此，师政委会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注重培养部队游击作战的能力。粟裕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部，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让团级干部独立带领小部队分散活动，并将活动时间从3天增加至5天，之后再逐步延长。最后，排长、班长都能带领小部队进行单独活动，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和游击作战能力都得到显著提升。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浙南三年游击战中，粟裕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这十六字诀，其中最具创新性的，就是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
　　挺进师挺进浙西南，成功建立游击根据地，无异于在国民党后院燃起了一把火。1935年8月，国民党调集约七八万兵力对挺进师进行“清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粟裕指出，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也就是避免与敌正面冲突，而是进击敌人后方，调动敌人，打击敌人。最后，挺进师留下第2纵队和第5纵队的15支队就地坚持，主力部队迅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但敌人除派出一个师约5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部队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兵力集中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兵力欲摧毁浙西南根据地的企图，挺进师迅速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1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游击根据地。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采取“南剿北抚”的政策，加紧“围剿”共产党在南方的游击根据地，调集共计43个团10余万兵力，对浙南游击根据地展开新一轮的“清剿”。国民党军采取拉网式推进战术，企图把挺进师逼向东南一隅，而后在飞云江以南、沙埕港以北的沿海地区聚而歼之。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粟裕再一次采取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敌人梳过来，我军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
　　由此，在毛泽东“十六字诀”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三年游击战争经验，粟裕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一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二是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三是支配敌人，掌握主动；四是积极进攻，绝少防御；五是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六是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他们总结了兜圈子、“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许多方式，忽东忽西，时藏时打，使敌人无法捉摸。挺进师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保留与发展了革命有生力量，锻炼和考验了干部，让浙南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

　　粟裕要求每个干部、战士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因此，建设游击根据地也成为粟裕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极为重视的工作之一。
　　粟裕和刘英将挺进师分成“突击队”与“牵制队”，将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突击队”即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牵制队”则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率“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粟裕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取得一系列军事斗争胜利后，挺进师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着手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1935年12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将鼎平中心县委所属的鼎泰区划出，与泰东游击根据地的泰平区组成瑞平泰县委，次年1月，瑞平泰县委被划为省委直属区。这是挺进师进入浙南之后的第一块根据地。为长期坚持敌后，粟裕认为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周围，还需要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为此，他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较好的村庄开始工作，使几个或十几个村庄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游击基点，而几个基点连结起来就是一小块游击根据地。
　　在拓展根据地的同时，粟裕还非常重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他们通过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客商进山，使商品得以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一部分军需用品能得到及时的供给。这些政策，对粉碎敌人的封锁和“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战争的范围到达闽浙边界两侧，浙江南部金（华）衢（州）盆地以及台州部分地区，共计30多个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包括瑞安（含今文成）、平阳（含今苍南）、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霞浦、寿宁、庆元、永嘉等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人数达10万之众。至此，挺进师拥有了浙南这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还有浙东、浙西南小块游击根据地和大量分散的游击基点，给予挺进师十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后，就与当地的青帮组织领导人陈凤生、卢子敬等取得联系。陈、卢等人主动迎接，积极响应，高呼“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口号，表明对挺进师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随后，挺进师对青帮进行了联合和改造，吸收成分好的青帮成员加入贫农团、雇农工会和手工业工会等群众组织。通过教育，一些觉悟高的成员还加入了党组织，壮大了革命队伍的有生力量。在挺进师的领导下，青帮成为了开辟、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在泰顺和景宁以西，龙泉河以南和闽浙交界一带，活跃着封建迷信组织“大刀会”，是国民党对付挺进师的工具之一。为充分瓦解“大刀会”，挺进师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以政治攻心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一方面，因其是一个反动的武装组织，必须用军事力量摧毁；另一方面，由于其成员大多是被欺骗的贫苦农民，挺进师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争取会徒及其家属。一次，当“大刀会”法师吹嘘“刀枪不能入，子弹打不进”时，群众根据我们的布置，要他自己先作示范，结果一土枪就把他打死了。挺进师便抓住机会，用鲜活的事实，揭穿“大刀会”头目的欺骗行为，并教育群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派，农民才有出路；红军是工农武装，不打工人、农民与穷人。借此打破了会徒们的迷信心理，也改变了农民对挺进师的认识，“大刀会”最终被成功瓦解。
　　粟裕还率领挺进师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策的威力。他们了解当地习俗，学习浙南方言，积极宣传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以及分青苗、分土地的斗争。1936年8月下旬，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辖6个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和16个区人民革命委员会。各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群众基础比较扎实的鼎平、福鼎、瑞平泰和桐霞4县，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进行以分青苗为主的土地革命；在平阳、泰顺2县则广泛开展“四抗”斗争。这些斗争，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游击根据地。

浙南三年游击战，是粟裕独立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在浙南这块红色热土上，他领导人民群众和武装力量不畏艰险，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浙南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浙南三年的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粟裕的军事战略思想，充分彰显了他作为一名优秀军事指挥员的才能和远见卓识，成为他军事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