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不息的长江,连绵起伏的茅山,革命的红色基因在这里孕育生发;扬子江畔的渡船,望母山巅的丰碑,深蕴着忠诚坚定、艰苦奋斗、不畏牺牲的红色精神。时至今日,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初创、扎根、巩固的艰辛历程,依然可以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值得我们永远追寻。
开辟:观全局才能谋出路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立足全局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上海沦陷。此后短短1个月内,常熟、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京相继沦陷。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立足全局谋划出路。1938年2月,毛泽东电示项英、陈毅:“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地抗日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茅山,西邻南京、北濒长江、东至常州、南下浙西,既位于日本侵华大本营南京城下,又处于国民党第三战区前哨,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就像在“敌人心脏地区插入一把尖刀”。同时,立足茅山,不仅可以向东、向北发展,又能联通皖南,继续东进、北上。
初创:积小胜才能为大胜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等武装力量,无论是数量还是武器装备,都远不如侵华日军。因此,每击毙一名日军,每缴获一件武器,每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是在为最终抗战的全面胜利积累战果。
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陈毅、粟裕、张鼎丞等,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和第1、第2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此时,日军的疯狂和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已经让老百姓谈“日”色变。
1938年4月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歙县岩寺出发,先期开赴苏南敌后。6月15日,先遣支队抵达南京至镇江间的下蜀车站附近,在完成破坏铁路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公路上日军汽车往来频繁。经过缜密侦察,粟裕决定在韦岗设伏,袭击日军运输车队。6月17日8时许,当30余名日军分乘5辆汽车进入伏击区域后,新四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半小时激战,共歼灭日军少佐土井等10余人,击毁敌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军刀、军服等物资4车。当战士们把缴获的日军军旗、指挥刀、军服等战利品在当地展示时,周边的老百姓争先恐后赶去参观。新四军江南首胜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就像暗夜里的火种,点燃了苏南军民奋勇抗战的信心。陈毅在获知胜利喜报后,欣然赋诗《韦岗初捷》:“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在随后的数月时间里,新四军组织了大小上百次战斗。从新丰战斗到句容战斗,从珥陵战斗到东湾战斗、贺甲战斗等,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种不断袭扰的战术使敌人疲于奔命、痛苦不堪,不仅消耗了敌军有生力量,减轻了我正面战场的压力,还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华中和全国抗战。
积小胜可为大胜,是在敌人“心脏”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正确策略。正如毛泽东在《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中指出的:“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扎根:明纪律才能得民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支队伍能否长期立足并生存下去,靠的不仅是能打胜仗,更要靠群众的大力支持。新四军初到苏南时,老百姓对这支部队较为陌生,有的甚至感到害怕,一见到当兵的就躲得远远的。
为此,新四军领导层要求战士们不抱怨、不急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派粮、不拉夫、不扰民,处处维护群众利益。比如,将士们坚持露宿村野,即使下雨也只在百姓屋檐下过夜,从不主动打扰百姓。一方面,生活中严格的作风纪律,逐渐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另一方面,战斗中如铁的信念意志,极大赢得了百姓的信任。苏南群众抗日热情日渐高涨,他们节衣缩食,为新四军筹粮做鞋;他们甘冒危险,积极掩护救助受伤官兵;他们侦察放哨送情报,全力配合部队作战;他们锄奸除恶巩固治安,形成了军民共同抗日的洪荒伟力。陈毅曾感慨:“中国兵力弱于日本兵力,但中国兵力加上中国民力就大大超过日本兵力,所以中国军民合作,就等于战胜日本强盗。”
不仅如此,新四军还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到了纪振纲等地方士绅及实力派的支持,牢牢扎稳了根基。
巩固:守阵地才能助开拓
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强了对苏南地区的点线占领,频繁对新四军及抗日武装进行“扫荡”。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也加剧了限共反共活动。
毛泽东对此局面早有战略安排,在1938年5月就电示新四军负责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就指明了苏南新四军的任务不仅是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还要将苏南东路和苏北作为战略突击方向,相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云岭,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精神,并进一步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战略方针。同时,他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是哪个地方只有日、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
1939年至1940年,苏南新四军以茅山根据地为依托,向东作战,继而渡江北上,完成了开辟东路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新四军主力北移后,留下的部队牢牢地守住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度过了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清剿”、日伪“大扫荡”和“清乡”等艰苦险恶时期,为大江南北新四军主力作战发挥了重要战略支点作用,并以极大的威慑力,牵制了敌伪有生力量,为全国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5000余次,抗击和牵制了10多万日伪军(其中日军3万多人),共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但也有7000余新四军英烈长眠于茅山大地,以他们血肉之躯,护巍巍河山,守万里澎湃。
韦岗初捷破神话,模范建军百姓夸。立足茅山齐抗日,民族独立耀中华。山河虽无恙,吾辈当自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艰辛发展历程,蕴含高瞻远瞩的谋略,执纪严明的智慧,服务百姓的宗旨,守望家国的初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是值得我们永远追寻的伟大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