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扬州沿江地下交通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扬州沿江地下交通线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苏浙抗日根据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特殊作用，至今，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巧搭“江中桥梁”
滔滔长江水，滚滚向东流。在长江下游镇江和扬州之间，有一大片由江水冲积而成的绿洲，被称为新老洲。新老洲位于长江主航道以北，扬州以东，由新老洲、南老洲、北老洲组成，新老洲和南北老洲间有夹江相隔。洲上河道交织，港汊纵横，树木成林，修竹成荫，芦滩连片，隐蔽条件好。抗日战争前分属国民党江都县第二、三、五区和镇江县第七区，是镇江和江都两县交界边缘地区，成为日、伪、顽“三不管”地带，因为从新老洲过夹江就到了江北江都大桥，从而为新四军执行党中央关于“到敌人后方去”、“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方针，北上创建“苏中”根据地、南下开辟“苏浙”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被誉为“江中桥梁”。
为了选择新四军主力北上的渡江点，1938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由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陪同，陈毅从镇江大港乘小船过江来到新老洲察看地形。此前，管文蔚已派挺进纵队二支队从大港北渡长江到达南老洲，并控制了整个新老洲。陈毅经过实地察看并向当地群众了解，决定将扬中作为第一渡江点，新老洲作为第二渡江点，并要求新老洲的“工作不能放松”。1939年2月挺纵打下扬中，是年春，新四军挺纵三、四支队渡江到达江都“三桥两荡”（即三墩桥、网子桥、吴桥，以及花家荡、焦家荡一带）地区，与先期到达的二支队并肩战斗。同时陈毅再次从扬中来到新老洲新坝乡小住了数日，在民主人士江正康家建立起新四军203秘密联络站。由此看出陈毅是把扬中作为武装开辟的渡江点，把新老洲建设为暗中的渡江点。1940年1月，日寇六路进攻扬中，新四军挺纵司令部立即转移到了江都吴桥。由于“三桥两荡”北上桥头堡的建立，此时新老洲的各项抗战活动蓬勃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民主政权，为新四军部队调遣、人员往来、物资运送提供了安全保障。特别在江都郭村保卫战前后至黄桥决战，新老洲成为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开辟苏中的“江中桥梁”。据有关老同志回忆，1939年5月，陈毅经过新老洲到达吴桥；1940年3月，陈毅路过新老洲，特地拜访了爱国人士樊阳泰；1940年6月底，郭村保卫战即将打响之际，陈毅从江南赶往郭村指挥战斗，因仗已经打响，曾被困在新老洲，就住在樊阳泰家中，直到7月2日离开前往郭村前线。1940年7月，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主力第二团、新六团经新老洲到达江都大桥、郭村，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师，总兵力达7000多人，一时军威大振，为东进黄桥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主力东进黄桥后，日伪军抓住新老洲抗日武装力量薄弱的机会，发起大规模“扫荡”，大肆逮捕杀害抗日积极分子，疯狂破坏共产党组织，扣留船只，封锁交通，构筑据点，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全面转入地下，而作为新四军南北交通线的渡江点功能几乎丧失。为使新老洲这条水上交通线能继续发挥“江中桥梁”的作用，苏中区党委经华中局批准，将新老洲划归新四军江南第四行政区管辖，由中共京沪路北特委领导，当月还建立了中共长江工作委员会，负责发展党的单线联系组织和建设长江中心秘密交通线工作，随后又建立了县级江镇工委和江镇办事处。在日伪军对江南大“扫荡”中，中共京沪路北特委和丹北党政干部又陆续转移到江镇地区，进入了新老洲，党的组织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从组织上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4年11月，中共苏中第五地委在新老洲的新洲成立。为保证南北水上交通线安全开通，以统战工作入手，加强对帮会的改造和利用，秘密派出党员干部进入帮会开展工作，起到掩护作用；同时运用争取与打击并重的办法，对顽伪人员进行分化和利用，使其成为内应；发动和依靠群众掌控好渡江的渔船、渡船，在新老洲设有多个水上交通站，从而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新四军人员渡江，保障了苏南、苏中、淮南三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
而从1941年初到抗日战争全面反攻，新老洲则成为了江北新四军南下支援苏南、开辟浙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桥梁。如1942年底，王必成率领一师二旅从苏中出发南下茅山地区；1943年1月，杜平率领抗大九分校学员由新老洲渡江去苏南；1945年1月，陶勇率领一师三旅也从新老洲渡江南下浙西。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新老洲的渡口功能仍发挥了积极作用。
秘设安全防线
瓜洲地处长江北岸，北靠扬州，南和镇江遥遥相对，是长江上重要的交通要道和物资集散地，但瓜洲不是敌伪军事重镇，无日军驻守，只有伪自卫团一个班值守。鉴于瓜洲南来北往商旅成群，便于掩护，西侧又毗邻我新四军朴席游击区，从1941年起，华中局城工部和江苏省委秘工部及淮南路东区委先后派人到瓜洲考察，疏通关系，使得瓜洲地方势力代表人物石极宸、刘荣富等在我方掌控之下，并和我抗日政府建立了关系，于是决定在瓜洲建立秘密交通站。瓜洲地下交通线1941年建成，1942年10月在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县长魏然、朴席区区长、区游击队长姚一青等同志紧密配合下正式启用。
从上海到瓜洲，再由瓜洲到淮南抗日根据地设立的地下交通线陆路有3条，水路有1条。分别为：一般是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再渡江到瓜洲，然后从镇郊鞠家沟头乘小船到乌塔沟或朴树湾（今朴席），上岸后再经新集、龙河、新民集、九里集到月塘前往根据地；上海-镇江-瓜洲-扬州（绕城外）-甘泉山-方巷-公道桥-送驾桥；上海-镇江-瓜洲-出扬州西门-刘家集-古井-铁牌-陈集-沙集到移居。水上一条线：上海-镇江-六圩或瓜洲-扬州外绕城-湾头镇-送驾桥；境内党组织秘密安排几条小木船，等候掩护人员上船向北经邵伯湖、高邮湖进入小河东根据地。陆路交通线沿途还设有若干群众联络点，大多数是独家村，走到那一家凭暗号接上头，就能受到群众热情接待，安排吃住，夜晚还替转移人员站岗放哨，白天带路，送到下一个联络点。这些点都是可靠的基本群众，被称为“堡垒户”。在新集、刘集、大仪、甘泉、公道一带设立了不少这样的联络点，发挥了很好的接应和掩护作用。
为确保交通安全，经过各级党组织的严格审查和精心挑选，配备了忠实可靠的同志担任地下交通员，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共党员，包括便衣武装人员。从上海至瓜洲地下交通线上，还专门选调了对上海港口、码头和车站情况熟悉，又在上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人员担任交通员。瓜洲地下交通线首批交通员有孙明、彭原、舒忻、王逸民、丁祖宪、张征秉、周晓华等人，后来又陆续增加了胡华清、王大可、贺崇寅、姚明达、秦志明、王自慎、沈凡、刘衡嘉等人。其承担的任务是护送我地下党领导来往于大江南北，加强华中局城工部与上海地下党各系统的联络；护送相关人员和专家教授去淮南抗日根据地；开通秘密邮路，传送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文件、信件、刊物以及从上海收集的各种情报等。1941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占领上海租界，在上海坚持斗争的江苏省委处境艰难。从1942年9月起，刘晓、刘长胜、潘汉年、张承宗、刘宁一等，率江苏省委机关200多名党员干部从上海撤退，经瓜洲、扬州、古井，转移到盱眙农村。1943年1月，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从苏北迁到淮南后，瓜洲交通站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上海许多要员包括专家学者、专业技术骨干、青年知识分子等，都是从瓜洲地下交通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专家和技术骨干进入根据地后用其所长，为根据地开设电台，创办医院，建立兵工厂、印刷厂、印钞厂，开办学校，兴办报纸等各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地下交通员不管时间多紧、任务多重、情况多险，都能机智果敢，冷静处置，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1942年8月，组织上安排刘衡嘉暗中保护地下党负责人徐雪寒和上海之江大学教授韦悫一家五口去根据地，对外称韦是大商人，徐是账房先生，刘负责护送。他们从上海乘火车坐同一车厢，到镇江后刘先出站，租了辆黄包车，跟着韦、徐又同行到轮船码头。途经瓜洲时，又同在镇上吃饭。一路上相互之间都不搭话，一直到新民集，朴席区长姚一青带着游击队来接应他们到根据地，韦、徐才认出换了军装的刘衡嘉，方知刘与他们一路同行，是在暗中保护。1943年，瓜洲秘密交通站的王逸民腋下夹着一本《三国演义》从上海火车站上车，书中有用化学液剂抄写的重要名单。敌警夺过书逐页翻了又翻，王逸民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带本书上火车是消遣看看的，怕在车厢里寂寞。敌警找不出什么破绽，就骂骂咧咧将书扔在地上走了。王逸民不慌不忙拾起书上了火车，最终化险为夷。1944年，地下交通员彭原护送上海地下党“职委”书记陆志仁、“学委”书记张本等几位领导途经敌我交界线时，突然听到伪军下乡抢粮的枪声，他们迅速隐蔽避开，没有被敌人发现，接着又继续赶路。
瓜洲地下交通站承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为抗日根据地采购和运送各种急需的物资。华中局城工部联络员曹达在瓜洲以经营“大成行”为掩护，经常组织人员到苏南、上海采购各种物资运抵瓜洲，通过秘密交通线源源不断地为新四军卫生部门输送药品和医疗器材，以及其他紧缺物资；还根据新四军卫生部的要求，将上海的医生、护士护送到淮南抗日根据地。
由于从未出过问题，瓜洲地下交通线成为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城工部安排大江南北人员、物资往来的主要线路，直至抗战胜利前夕，还曾护送过一大批在上海有社会影响的统战对象到根据地参观访问。
智用灰色掩护
仪征地处长江北岸，和长江南岸的镇江、高资、下蜀、龙潭遥遥相对。抗战时期，仪征属于新四军领导下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的交界处。仪征的月塘就位于上海与淮南之间的交通线上，西北是淮南抗日根据地，东南是敌占区，上海方面人员来根据地的线路是从上海坐火车到镇江、高资、下蜀、龙潭等站，过江到仪征的十二圩、沙窝子等几个渡口，再走旱路三四十里就能到达月塘。月塘因为有较好的地理位置，被华中局城工部选作交通站。1942年10月，上海地下党学联交通员吴学谦来到仪征月塘，任华中局城工部月塘交通站站长，他的任务是从十二圩等处接送人员。
十二圩东邻瓜洲，西接仪征，北连新集，交通便捷。为加强十二圩地下交通工作，1941年冬，上级党组织陆续指派原淮北区党委交通科长兼《淮北日报》经理杨罕人、淮南根据地武装干部沈捷、上海中央储备会地下支部书记郑亦琴等人，利用本地人的身份，潜回十二圩，建立“仪圩敌工组”，后成立十二圩地下党支部。他们利用一切关系打入敌人内部，广交朋友，和伪军拜把子，做好交通掩护工作。1942年秋初，郑亦琴父亲去世，他带着妻儿回十二圩料理丧事，不久，上海党组织决定要他继续留在十二圩参加开辟地下交通线工作。十二圩是仪征地方伪军头目“二王”（王贵禄、王子安）控制的势力范围，郑亦琴首先利用自己家的世交、王子安的师爷洪承浩，向王子安递交了门生帖子，在其门下做上士文书。同时利用自己擅长书法的特长，主动结交王子安身边的人员和伪军官员。杨罕人在十二圩谋得一教员职务，沈捷打入了伪税务机关。他们与轮船分理处的职员拉上关系，掌握轮船班次和码头情况，还去世业洲与青帮头子拉好关系，建立临时掩护点和物资暂存点。在此基础上，他们设计了接送任务的行动路线，在沿途建立交通联络点，如将龙河的朱启钧家粮行、新民集程慎之家药房、九里集时老板开的茶食店作为来往人员落脚点。第一次任务是护送中央信托局和中央储蓄会上海分会人员，他们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但也时常碰到险情。一次，要将从镇江来到十二圩的30人送到根据地，他们利用晚间分批送到龙河集中，朴席区区长姚一青带武工队前来接应。会合时，瓜洲交通站又送来20多人，连同区武工队计70多人，其中还有妇女小孩，行李也多，行进速度缓慢，当他们来到九里集东面，突遇因日伪军对月塘进行“扫荡”而逃难的群众，姚一青区长当机立断，不再向月塘前进，而是绕道回到新民集程慎之药房，吃完晚饭休整。此后三四天，这70多人就在张集一带来回躲藏，直到日伪军全部回防后，方来到月塘，再转到淮南抗日根据地。这条地下交通线存在5个多月，先后接送30多批次130多人。后对十二圩地下交通线作了调整，另增设了包均、陈西舫、马飞海3个带路的交通员，更多地发挥了这条交通线的作用。
同期仪征还有一条地下交通线，即靠近胥浦的沙窝子、大河口、沙漫洲三个江口向北至月塘。这条交通线是在1941年魏然任仪征四区区长时开辟的。当时魏然负责沙窝子区域，对胥浦桥、船田庵、东沟日伪据点的伪军采取一边打、一边拉的办法，尽量争取为我所用，使他们不与人民为敌，关键时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证我方人员和物资的通行。胥浦镇地下交通员吕瑶与镇上青帮头面人物结拜为兄弟，与田传庵的伪自卫分团部分班长和县城内所谓“大日本领事驻仪站”特务结为“朋友”，这保证了情报准确，也为我方人员安全来往创造了条件。对那些死心塌地投靠敌人的汉奸，则坚决打击。1941年8月10日，四区配合新四军独四团和仪征模范营，智取候家营据点，从而控制了仪征西部南北交通。1943年6月19日，时任东南办事处主任、东南支队司令的魏然，率东南支队强攻拔除谢集伪军据点，月塘从游击区变成根据地，使得交通线更加安全顺畅。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条地下交通线为保障江南与江北我党我军的交通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时，少数突围的新四军干部经过此条交通线到达江北根据地。1943年4月，苏南日伪大“扫荡”，苏南抗大九分校新四军教导团近千名干部、学员，由团长杜平、政委刘季平率领，在下蜀与龙潭之间过江，从沙窝子江口上岸，新四军东南支队组织船只接运，并派部队警戒，经月塘进入淮南根据地。谭震林、江渭清、陈光等淮南、苏南抗日根据地负责人，也曾经过沙窝子来往于江南江北。1944年12月27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率第三旅第七团千余名干部战士从沙窝子分批渡江，南下苏浙皖边区，大部队过了江，尚有200多名地方干部和后勤人员没能跟上，被敌人发觉。上级决定，这批人改由从十二圩东土桥、世业洲过江，十二圩地下党支部书记杨罕人亲自到瓜洲、世业洲，与伪自卫团长刘荣富、青帮头子洪沛做工作，春节期间顺利完成护送任务。另外，不少重要文件的传递，许多军需物资，如布匹、弹药、医疗用品、印刷设备，办军工厂所需的机器、钢材、煤炭等，也都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送往华中各根据地。正如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所评价的，“特别是仪征县的一批中共秘密党员奉党组织指示，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为把从上海等敌占区支援淮南的物资或是购买的物资送到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当年在长江上开辟的地下交通线，铺就了抗日英雄儿女跨越天堑奔赴抗日战场之路，他们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看今朝，天堑变通途。在扬州沿江已先后建成润扬长江大桥、五峰山长江大桥，高铁、高速路上车流滚滚，续写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传奇。我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奔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