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抗日英雄“铁笔”袁世晃

我家原先住在江苏省南通县（今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东五里庙九总河口，和抗日烈士袁世晃家是近邻。袁世晃年幼时即给我母亲做干儿子。他1928年生，比我大一岁。我俩都是五里庙初级小学校长兼教师瞿树滋的学生，处得就像亲兄弟。
　　每逢周一，瞿老师总要表扬同学中的好人好事，给我们提出要求与希望，如：读书要用功；要认真做作业，不抄袭；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特别是年龄大的同学要帮助年龄小一点的同学；要爱护公物等。老师这样说的，袁世晃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但自己用功读书，而且经常辅导同学。他看到有同学用削铅笔的小刀在课桌上刻字或攀折花木，都会劝阻。因品学兼优，他多次受到瞿老师的表扬。
　　幼年的我比较贪玩，不太用功，成绩一般。袁世晃成绩优秀，还能团结小朋友，我父母很喜欢他。父母曾多次对我说：“袁世晃仅比你大一岁，要比你用功得多，懂事得多。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以袁世晃为榜样，成绩也逐渐好了起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瞿老师在学生中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宣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并教唱抗日歌曲。每当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时，师生们常会义愤填膺，禁不住声泪俱下；而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和《大刀进行曲》 时，则会斗志激昂，恨不得也能拿起大刀砍向鬼子。唱到最后，瞿老师举起拳头，领着同学们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保家卫国，人人有责！”袁世晃就在这一年初小毕业，我于第二年毕了业。我俩离开学校，除了平时关注抗日消息，每当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们前来宣传抗日救国时，也常常积极帮助他们张贴抗日标语和散发抗日传单。
　　1938年3月17日，日军5000多人从姚港登陆，侵占了南通城。3月29日，日军竹林高桥小队30多人侵占金沙。接连几夜，抗日游击队在金沙镇四周袭扰。日军坐卧不宁，于4月24日被迫撤走。12月22日，日军二木恒夫中队100多人再次侵占金沙。日伪军经常下乡骚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五里庙小学地处河口交通要道旁，瞿老师考虑到学生的安全，于1939年将学校北迁2里多，借用九总港西岸张姓人家的房屋继续上课；夜里即在原校址开办农民识字夜校，以教识字为名，宣传抗日救国。袁世晃和我积极动员家人和邻友去听课。当地群众受到教育，同仇敌忾，想尽一切办法应对日伪军的骚扰，并自发地支持抗日游击队从河上、从陆路狙击和袭扰日伪军。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东进掘港。12月1日，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1年初春中共南通县委重建。县委和县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开辟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恢复和建立区乡党组织，组建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瞿树滋老师于1941年7月，被任命为金沙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五里庙小学毕业年龄较大的学生和当地青年农民，也纷纷参加新四军和地方武装，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这股洪流，在袁世晃的脑海里激起滔滔热浪。1941年盛夏，他和我去游泳，休息时突然说起自己只有13岁，再过一二年，也想参加新四军，拿起刀枪去杀鬼子、伪军和汉奸。没有想到，他的愿望提前实现了。当年9月16日，侵驻金沙镇的伪二旅张圣伯部一名伪军，窜到袁家附近欲强奸一良家妇女。袁世晃与父兄听到呼救，拿起大锹和刀具，打死了该伪军，救了这位妇女。随后袁世晃的父兄毅然投奔新四军，加入抗日队伍。不久，袁世晃也投奔新四军，和时任金沙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的恩师瞿树滋联系上，在区里担任文书和通讯联络工作。
　　我的胞兄庄凤林系县委联络部驻金沙镇敌据点情报员，因叛徒出卖，于1942年2月9日被日伪军逮捕，受尽酷刑后，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我家门被封，一家人被赶出，四处流浪。这一年春末夏初，袁世晃来找我，给了我23元“抗币”（当时根据地为抵制伪币，发行了江淮币，即抗币），说是瞿区长叫他带来的，要我交给干爹、干娘。他还问我：“想不想报仇？”我答：“想。”他又问我：“怎么报？”我答不出来。他开导说：“你要报的是家仇。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家庭被日伪军毁了，家人被杀害了，这些家仇靠各家各户去报是报不了的。大片国土被日寇侵占，沦陷区的同胞全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报的是国难家仇。大家只有投靠共产党，参加新四军，团结起来，拿起武器，才能报仇雪恨！”他送我一本小册子，名字是《小六子的家》 ，讲的是小六子一家被日伪军害得家破人亡，正是参加新四军，才走上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道路的。临走，他叮嘱我：“你还小，平时要注意安全，想报国难家仇要藏在心里，千万不能流露。如有机会还是要好好读书，抗日民主政府很重视教育事业，正在根据地比较偏僻的农村创办学校，坚持抗日游击教学，你还是有机会上学的。有了丰富的知识，将来可以投靠共产党，献身革命事业。”听了袁世晃的一席话，我突然感到他参加革命工作才半年多，已经成为懂得很多革命道理，且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大哥哥了。这年中秋节后，新四军派了一位同志推着独轮车，把我送到黄海边由抗日民主政府管理的三余中学读书，一切费用全由新四军提供。
　　寒假回家，我听说袁世晃已从区里调到《苏中报》 社，当了“小鬼”通讯员。1943年4月，我又听说袁世晃调到刚创办不久的《南通报》 社，担任记者兼总务。县长梁灵光在反“清乡”斗争动员大会上，专门讲了报纸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作用。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韩念龙还提出∶共同努力开展竞赛，打击敌人，“战斗英雄用枪杆子，铁笔英雄用笔杆子，看谁对革命贡献大”。袁世晃和同事们以笔杆子作刀枪，揭露日伪“清乡”的阴谋和滔天罪行，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支持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他们不分日夜，不顾险阻，及时深入基层，采写反“清乡”斗争胜利的消息和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及其事迹，通过报道，鼓舞党员、干部、广大群众和部队的斗志。小小年纪的他吃苦耐劳、积极工作，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许。
　　1943年4至9月，日伪军第一期“清乡”失败后，又进行了三个月的延期“清乡”，仍未能得手，接着又开展“高度清乡”，派兵占领大小集镇，压缩我军民的活动范围，根据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袁世晃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继续坚持斗争。1944年3月18日，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同事邢法去骑岸镇东四里庙采访时，遇上下乡“扫荡”的日军，不幸被捕。当晚，他们被押送到骑岸镇的敌据点，三天后被押送到石港。在狱中，他们受尽酷刑，始终未向敌人透露半点秘密。4月24日，袁世晃和邢法被敌人押赴刑场时，大义凛然，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附近群众含着热泪目送这两位少年英雄。就义时，两人昂首挺胸拒不下跪，被敌人在胸脯连戳数刀，壮烈牺牲。目睹惨状的群众无不对敌人咬牙切齿，而对两少年肃然起敬。当时，邢法年仅17岁，袁世晃年仅16岁。县委书记周一峰得知，痛惜而坚定地说：“十六七岁的青少年，有如此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中华民族大有希望，中国大有希望！”县抗日民主政府给烈士家属颁发了褒状。

袁世晃虽死犹生！他的英雄形象，影响和唤起许多后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杀敌，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生前对我的叮嘱和期盼，也像我的胞兄庄凤林烈士那样，一直激励着我永远紧跟共产党。